东方问题的追问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重心在欧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提出的人类历史演进的第一个序列，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成果。

1840年鸦片战争，1851年金田起义和1859年英国议会对东印度公司的宪章进行的最后修改，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民族的极大兴趣。东方一切现象——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的根源是什么？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什么？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东方大清帝国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么东方国家收成的好坏往往不取决于天气而取决于政府的好坏？为什么印度社会长期不为政治风暴所改变？为什么在埃及、也门、波斯和印度，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为什么印度一直保持着村社制度，而把公共工程交给国家去管？为什么印度居民长期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对所有这些不同于欧洲现象的追问，使马克思把兴奋点首先集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作了初步的回答：“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畜牧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其结果也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3]。在这里，马克思思考的重心是农村公社。

1853年3月至5月，马克思阅读了贝尔尼埃、克列姆、萨文梯柯夫和麦克-库洛赫等人有关东方社会的著作，尤其是读了法国医生兼旅行家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旅行记》一书后，他在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把上面的看法凝聚为如下一点：“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这就从根基上揭示了东方社会的秘密，也从根基上发现了东西方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恩格斯阅信后随即表示赞同，并在回信中进一步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恩格斯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方面对东方专制制度的根源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四天后，马克思在6月14日回信中又进一步指出：“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4]。

不难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初含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东方民族历史命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马克思以前，伏尔泰、谢林、黑格尔、孟德斯鸠都研究过东方社会，可是谁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眼光转向生产方式，转向所有制，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