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

对于我们以上所阐发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可能会存在这样的疑问：对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或思想的“纯粹化”之必要性何在？这种“纯粹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辨析，难道不是任意的、无根基的思想游戏？或者总体上看，以上所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或思想的“纯粹化”之必要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一方面，正如我们以上所阐明的那样，“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方式，或者对政治哲学理论的历史解释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建立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意义关联；另一方面，我们所探求和阐发的这种“纯粹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方式，其主要旨趣之一，恰恰是致力于解释和建立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意义关联。而我们所探求和阐发的这种“纯粹化”及其政治哲学史研究方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人们通常可能具有的想法不同，事实上，政治哲学的“理论”不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内涵而与研究者相关联，恰恰相反，政治哲学“理论”的具体历史内涵或内容，对于研究者乃是疏离的、无意义的。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对“理想城邦”和“法治城邦”的具体构想和勾画，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中，对“自由国家如何统治附属国”的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政治哲学的“理论”，不是由于其“特殊”或历史内涵，而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相关联；恰恰相反，只有“普遍”的政治哲学“理论”，才可能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之间具有意义的关联。而我们对于历史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的“纯粹化”，正是为了使“理论”变得“普遍”。

那么，这种“纯粹化”及其奠基于其上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是否是任意的、无根基的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种“纯粹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我们“纯粹化”的或者“抽象”的只是“理论”，而不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同时，是未被“纯粹化”而又置身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我们，实施着这种“纯粹化”以及奠基于其上的政治哲学史研究，而未被“纯粹化”的我们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总是反过来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规范着我们的“纯粹化”及其政治哲学史研究。换句话说，对什么东西进行“纯粹化”，“纯粹化”到什么程度，从什么角度进行“纯粹化”，在“纯粹化”的基础上进行什么样的政治哲学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辨析，或者说，我们要在“纯粹化”之后的共时性的政治哲学思想舞台上，导演一幕幕什么样的戏剧，是取决于未被“纯粹化”的我们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的，是被我们所面对的特殊的问题、困惑和关切所规限和约束的。受到如此这样的规限和约束的“纯粹化”及其政治哲学史研究，又怎么可能是任意的、无根基的呢？

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纯粹化”及其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中，一方是“纯粹化”之后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及其共时性思想舞台上的“理论”纷争和共存互竞，一方则是未被“纯粹化”的研究者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与此相关联，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和思考的问题，不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意义的关联，而是如何解释和展开这种看似疏离的两极之间的意义关联。不过，为了切合思想的事情本身的逻辑来解释和展开这种意义的关联，我们必须先行地合理理解和把握这种两极之间的意义关联。在我们看来，这种意义关联的含义，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能够为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困惑，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和答案；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根本上不可能对未被“纯粹化”的研究者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提供现成而又具体的教益，它不可能为当下的“怎么办”和“为什么”直接提供方案和答案。之所以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是“特殊的”思考“政治”的人，也只能生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面对着特殊的“怎么办”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毫无疑义也是“特殊的”并生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我们与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面对着不同的“怎么办”和“为什么”的问题。因此，正像我们没有必要替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思考一样，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也不可能代我们思考。换言之，置身于特殊情境之中的研究者，所面对的特殊的“怎么办”和“为什么”的问题，只能由研究者自己来思考和解答。

不过，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虽然不能为研究者所面对的“怎么办”和“为什么”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答和教益，但是，我们以上所探求和解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及其研究活动本身，却可以对研究者当下的对“政治”的“思考”活动本身，具有影响和作用。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不可能代替研究者来“思考”，但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过程本身，却可以让我们学习政治哲学的思考及其方式，操练和提高我们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及能力。所以，在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意义关联，不是通过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提供现成的解答和教益来实现的，这种意义关联只能在研究活动与研究者当下的“思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和展开。

分析到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和思考的就是：这种意义关联是如何在以上所说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和展开的呢？首先，任何研究者当下的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总是要依赖和使用政治哲学的概念，而对相关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含义理解和把握的歧义和混乱，也常常是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之纷争和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在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中消除混乱和不必要的纷争，对依赖和使用的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的明确理解和把握，乃是重要的前提之一。而要做到对相关的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概念分析的方式和能力，这种概念分析的方式和能力可不是我们先天具有或生而知之的，而是只能来自概念分析的活动及其过程本身，而我们以上所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恰恰就是政治哲学的概念分析。其次，任何研究者当下的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残缺或完整地，依赖于某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21]。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为了提升自己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的反思意识和能力，总是需要对其所依赖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具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就研究者当下的对“政治”的“哲学”思考而言，他或她所依赖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相应的理论缺陷和理论盲区。而这就需要思考者对自己所依赖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具有反思性的意识。当然，不管研究者所依赖的是何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他或她所依赖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总是在残缺或完整的意义上，来自政治哲学史，而我们以上所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无疑是训练和提升人们对种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理论辨析能力和反思意识的主要途径。再者，不管是研究者当下的思考所依赖的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的理解和界说，还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和多元的。多样的对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的理解和界说、多元共存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之间，也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歧义、分歧和论争。面对这种情景，不管是为了辨析和确认自己所依赖的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还是为了对自己所依赖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更具反思性的意识；或者，不管是为了形成我们自己对政治哲学概念之含义的理解和界说，还是为了探寻适用于我们当下的“思考”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我们都只能对多元而又多样的政治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对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以上所说的抽象化和纯粹化，并通过这种纯粹化的理论程序，把它们摆置在一个共时性的政治哲学思想舞台上，让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以及多样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含义解释，充分展示、相互辩驳，并在相互的理解、争辩和对话中，让各自多样的理论缺陷和合乎情理的论说呈现。最后，就当下的对“政治”的哲学思考而言，任何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恐怕都不会是现成合用的或者完备无缺的。而面对这种情景，一种可行的思想方式就是，对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更高程度的抽象化和纯粹化的处理，通过这种理论操作程序，研究者可以在更为普遍性的层次上，呈现和把握政治哲学的论证结构及其理由或根据，并从而理解和熟悉政治哲学的论证和思考是怎么样的。当然，不管是以上所说的哪一种情景或者是在哪一个思想层次上，为了建立未被“纯粹化”的我们与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之间的意义关联，以上所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都是我们可以走上的一条思想道路。

置身于特殊历史情境中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也是“常人”。这不仅是说，作为以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他或她并无什么特异之处，而且也是说，研究者当下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也像“常人”一样，植根于日常的政治生活经验。不仅如此，而且在我们看来，研究者当下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与“常人”的日常的政治思考和言说，也并无本质性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思考方式及其特质方面的。因此，我们就把这种当下的对“政治”的思考和言说，统称为“日常的政治思考”。而我们以上所说的意义关联，也只能在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得以直接和间接地展开和实现。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以上所阐发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中，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乃是一回事。这不仅是因为，当我们研究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研究政治哲学史，我们总是通过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走上政治哲学思考的道路，而且也是因为，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同时就是对政治哲学史的诠释和重构。换句话说，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都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与我们以上所阐发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并无不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