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性的概念框架与解释性的概念框架

在我们所解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中，研究活动与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双向互动，而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无疑是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因此，变换角度来看，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关系，是以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活动为“中介”的；换句话说，以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活动为“中介”，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具有了意义关联。

作为研究对象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意义关联，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却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更准确地说，两者之间程度上的差异，使这种意义关联的建立成为必要的；而两者之间本质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则使这种意义关联的建立成为可能的。我们知道，“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是用来思考“政治”的，它是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而任何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总是蕴含着某种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作为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不是一种，而是多种，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也呈现了多种有所不同的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同样，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也不同程度地蕴含和呈现了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同时，正像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总是复杂而又多样的，在日常的政治思考中，不同程度地蕴含和呈现的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也是多元的和多样的。而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所蕴含和呈现的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也在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中有其根源；即就是说，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明晰化和概念化的反思形式而已。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对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才能够作用于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精炼和提升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的形式和水准。当然，反过来看，人们日常的政治思考，却是研究和理解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基础。而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中，“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就处在这种双向互动的关联之中。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从“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下降到日常的政治思考的粗糙地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从日常的政治思考的粗糙地面上升到“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

不过，虽然“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双向互动的意义关联是以研究活动为“中介”的，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则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因而我们以下就把目光聚焦到“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上。我们知道，作为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是多种多样的，而为了对总是有所不同的多元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把握，我们对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做出某种分类，似乎是必要的和有助益的。我们在这里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对多元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分类方法，即把诸种有所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区分为“论证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与“解释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因而我们也可以省略掉“政治哲学”的限定语词，而简单地将之称为“论证性的概念框架”与“解释性的概念框架”。此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不管是“论证性的概念框架”还是“解释性的概念框架”，都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和研究角度的差异，进一步地区分为几种不同的子类。

“论证性的概念框架”致力于“论证”，在政治哲学中，这种“论证”就是“合理性的论证”。“合理性论证”的“对象”，可以是某种制度框架，或者某种制度框架预设前提下的某种“治道”，也可以是某种制度框架自我完善的思路和方案等。当然，“合理性论证”的“对象”，既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政治哲学家构想的。如果“合理性论证”的“对象”是实际存在的，“论证”就具有了“辩护”的意味；如果“论证”的“对象”是政治哲学家构想出来的，那么“论证”就同时具有了“批判”和“应当”的意义。就后一方面的情况来说，“批判”和“应当”是“论证”的一体两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构想某种实际并未存在的东西，并认为这种构想的东西是“合理的”，当然是以对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合理性缺失”的判断为前提的。“解释性的概念框架”则是以“理解”和“解释”为指向的，即就是在有所不同的层面上理解“政治”的“怎么样”或者“如何”，理解“怎么样”之“为什么”，以及对“怎么样”的“合理性解释”。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仅“论证性的概念框架”和“解释性的概念框架”各自存在不同的子类，两者各自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变体”形式，而且两者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所以，我们这里提出的关于“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分类，乃是相对的区分，而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这种分类服务于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讨论，是分析和讨论的概念工具或理论途径，而不是研究和理解本身。

在本书的以下部分，我们就借助这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分类方法，来对政治哲学史上的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释。这一研究和解释，不仅试图更为明晰地呈现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论证结构和解释理路，而且也力图理解和把握“论证”和“解释”的局限和处境。同时，通过这一研究和解释，我们不仅试图重构政治哲学史的理论图景，或者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谱系，而且也力图理解和体会日常的政治思考本身的局限和处境。

【注释】

[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2]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171页。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

[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德国，马克斯·韦伯曾经作过两个非常著名的讲演，题目分别是“以学术为职业”和“以政治为职业”。我们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借用了他对“学术”与“政治”的区分，也吸收了他的一些相关论点。参见《韦伯作品集》第一卷，《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列奥·施特劳斯学派是现代西方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该学派的政治哲学学说，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其写作方式和存在方式。在该学派中，虽然列奥·施特劳斯本人作为该学派的奠基人和“核心教义”的“发现者”，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对“核心教义”的共享是该学派的一大特色，因而我们在讨论该学派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论述时，就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而不对该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区别对待。

[7]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导言，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另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32—134、262页。

[8]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何地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9]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151页。

[10]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11]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262—263页。

[12]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66、317页。

[13]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

[14]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15]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16]余英时先生曾在其“清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这两种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取向的区分，也讨论了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分歧及其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两种研究取向被分别命名为“外缘的解释”和“内在理路的解释”。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之“外篇”的第六部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三联书店，2000年，第322—356页。

[17]参见陆九渊《象山语录》上，陆九渊此论的原有表述是：“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当然，陆象山的名言本身不是针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而发，我们这里所做的是对此论点的一种拓展性思考。

[18]“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在1957年发表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一种说法，不过这一方法的运用和论证在其“贞元六书”中已经非常广泛和充分，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新事论》和《新世训》的相关章节中。

[1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20]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便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一本著作的“纯粹化”，也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思想过程，我们此处当然没有必要完整地展示这一“纯粹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对“纯粹化”的思想过程的举例说明，依然是“范例式”的，而并非面面俱到。

[21]关于这一点的更为一般性的分析和论述，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最为充分，不过此处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详尽的讨论。仅举一例，以为佐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对于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和思考而言，某种概念、模式和范式总是必要的。当然，亨廷顿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及其问题的思考方面来阐发这一点的，但是，就人们关于“政治”的哲学思考而言，“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同样是必要的。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2]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曾对哲学问题和哲学的研究方式做出如下的界定和论述：哲学问题是关于我们理智思考的框架问题和概念性问题，哲学研究是以框架问题为主题，而以概念分析为本质步骤的。虽然塞尔的看法是对哲学问题和哲学研究方式的一般性理解和论述，但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主题，无疑也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参见约翰·塞尔：《心灵、语言与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52—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