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实现的条件和机缘

理想城邦的构想和设计及其合理性论证，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探究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回避理想城邦的现实可能性问题，相反，他相当自觉而又系统地探讨了理想城邦实现的条件和机缘。

亚里士多德所设计的“理想”，是一个实行古典共和政体的希腊式城邦，这种“理想”的设计及其合理性论证的依据，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系统阐发的“自然政治观”，当然其中也蕴含着他对希腊城邦制度及其政治生活方式的偏好。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论述他所构想的理想城邦的具体样态和多方面的细节，也没有必要细致地辨析他为其理想城邦的合理性所提供的论证，因为不管是他所勾画的理想城邦，还是他对其合理性的论证，与我们当下的思考都是不甚相干的。当然，不管他所构想的理想城邦是怎样的，理想城邦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所无法回避的。理想城邦的实现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亚里士多德对此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比如相应的城邦领土面积的大小、土地的丰饶程度、地形状况、公民的数量和质量、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奴隶等，都是理想城邦的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不过，设计理想城邦的样态，设想理想城邦的实现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虽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些条件是否能被满足，或者说，历史是否能够提供这些条件，以供政治家和立法家来构建理想城邦，则非政治哲学的思考所能预知的，当然也不受政治哲学的思考和论证的影响和制约。理想城邦实现的条件是否能够被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乃是取决于命运^[4]。当然，即便命运提供了理想城邦的实现所需要的条件，理想城邦也不会必然地获得实现，这里的“条件”只是理想城邦实现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充分条件。因此，理想城邦的实现仅有相应的“条件”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相应的机缘。这就好比说，没有宣纸、毛笔和墨，画不了国画，但是仅有这些东西，没有画家的劳作，也不可能有国画。至于画家拿这些东西会创作一幅怎样的作品，则取决于画家的技艺水平，以及相应的创作情景、情景感悟和意境的想象。理想城邦的实现也与此类似，“条件”只是必备的要素和素材，政治家和立法家在给定的“条件”下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城邦，当然也受制于他们的政治智慧及其施展的空间、情景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给定的“条件”下去创建一个理想城邦的机会，在历史上也可谓千载难逢；换言之，“理想”的实现常常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最美的图画，而是通常必须从现实存在的城邦及其既定的制度框架、历史情境出发，通过现存城邦的改变来实现的。当然，一方面，这种通过现存城邦的改变来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无疑要受到既定的制度框架及其具体历史情境的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正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这种实现“理想”的方式也有赖于政治权力与政治智慧的结合。而政治权力与政治智慧的结合，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被命运所决定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历史并没有提供“理想”实现的条件和机缘，“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也变得渺茫。因而我们看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理想”走向了一条下行线，柏拉图从《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走向了对“法治城邦”的构想，而亚里士多德则从“理想城邦”的期望走向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合理城邦制度的思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合理城邦制度是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较为切近的，因而也相对地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不管是一个希腊式的城邦还是任何一个政治社会，其中的中产阶级是否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或者中产阶级是否事实上成为政治社会的主体，当然与政治哲学的思考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主体这样的情景，也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照希腊政治哲学的说法，它同样是被命运所决定的。而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下行了的“理想”，也依然只是一种“理想”。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理想”就再次下行，而走向了“现实”。

走向“现实”的政治哲学研究，考察各种现存政体或制度框架的结构、运作机制、特性和利弊，分析其衰变和瓦解的原因，并探究各种现存政体或制度框架的存续之道。同时，各种现存政体或制度框架及其规范的政治生活的持续和正常运作，当然有赖于统治者的政治作为；而统治者的政治作为是否能够保证相应的制度框架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并防止其衰变或瓦解，则取决于其相应的统治或治理的方式。于是，对于各种现存的制度框架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维续和正常运作而言，相应的统治或治理的方式的探讨，就成为这种走向“现实”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研究所关涉的就是所谓的统治技艺或者“治道”。当然，现存的各种制度框架无疑存在优劣之别，而对各种现存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比较分析，无疑也是亚里士多德走向“现实”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像僭主制这样的制度框架，是不合理而又短命的，但是他依然探究了僭主制的维持之道，并为僭主提供了相应的“治道”或僭术方面的构想和建议。同时，在对相应各种制度框架的“治道”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所谓的公民教育就是依据相应的制度框架或政体的精神来教育公民，这种公民教育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使公民所具有的性情、性格和精神与相应的政体的精神相适应，并从而维持政体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稳定和正常运作。但是，既然各种政体存在合理与不合理及其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各种政体所体现的精神无疑也存在优劣之别。对于变态的或者不合理的政体而言，依据其精神实施公民教育，使公民所具有的性情、性格和精神与政体的精神相一致，虽然可能有助于相应的政体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维续，但它却与政治美德和善的生活无关，这种公民教育甚或可能成为一种愚民的教化或者奴性的塑造。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走向“现实”的政治哲学研究，也逐渐地迷失在“现实”的丛林之中，而与“理想”的追求和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渐行渐远。

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从“理想”到“现实”的政治哲学思考的下行路径倒转过来，并从而淡化了“理想”的追求和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后，那么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成为对现存的和历史的诸种制度框架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特性、运作机制和演变路径的思考和认识。而认识各种现存的和历史的制度框架，也就是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缘由。我们看到，这正是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所走上的思想道路，换言之，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的致思理路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的一种倒转。在这种倒转了的政治哲学研究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各种政体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特性、运作机制和演变路径等的分析，在孟德斯鸠重新展开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被修正和拯救，或者说，在孟德斯鸠修正了的理论视野中被吸收和容纳。同时，这种倒转过来的思想道路，不可能止步于现存的和历史的各种政体及其所规范的政治生活的分析和认识，它会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对各种现存的和历史的政体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缘由的探究。孟德斯鸠所展开的这种延伸性的探究的结果就是：各种政体的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根源就是政治社会的领土面积和气候。也就是说，领土面积的大小和气候的寒热等影响和决定了政治社会所实施的政体类型。反过来，任何政治社会所实施的政体也应该与其相应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气候特征相适应。

就领土面积的大小对政体之性质的影响和限定而言，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那么，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5]不过，即便在孟德斯鸠的时代，根据领土面积的大小来解释不同的政治社会的政体差异，也依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例外或反例，这就是英国。英国的领土面积适中，根据领土面积的大小，英国的政体应该是君主政体，但孟德斯鸠认为，英国虽然表面上是君主国，实际上却是共和国。作为共和国，英国采用的政体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法治。这一事实无法依据领土面积的大小来解释，于是我们看到，孟德斯鸠转而把英国的政体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归结为其特殊的气候。他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种气候的疾病影响心灵，致使它厌恶一切事物，甚至厌恶生命；显然，对于这些什么也不能忍耐的人，最适宜的政府，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它使这些人不可能把引起他们的烦恼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个人，而且在这个政府之下，他们与其说是受人的支配，毋宁说是受法律的支配。”^[6]但这样一来，孟德斯鸠依据领土面积的大小和气候的特性，对不同的政治社会的政体差异的解释，就变得不相一致了，或者说，领土面积的大小和气候的特性成了两种相互独立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孟德斯鸠关于领土面积的大小和气候的性质，对不同政治社会的政体差异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的论述，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有其根源。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作为柏拉图政体分类学说的一种修正版本），是以希腊城邦世界的政体演化和政治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城邦都很小，其公民的数量也很少，这种“小而又少”，也是“城邦”的政治体类型、政体选择以及政治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条件和根源。在孟德斯鸠的视野中，希腊的诸城邦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共和政体，他也相应地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和政体（孟德斯鸠称之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看作共和政体的两个子类，并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作为前两类政体的蜕变形态，包容在他对共和政体的分析之中。同时，孟德斯鸠认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家，对于“君主政体”都没有形成清楚的认识和概念，原因在于希腊城邦世界和罗马时代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君主政体。他心目中的君主政体的原型，就是当时的几个欧洲国家实行的君主依法统治的形式，这几个欧洲的君主国的面积，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至于孟德斯鸠所说的专制政体，以波斯帝国和他所说的传统中华帝国为代表，不过，亚里士多德虽然熟悉波斯帝国，但却未搞清楚波斯帝国的政体与君主政体之间的区别，当然这两个帝国也都领土辽阔。所以，孟德斯鸠关于领土面积的大小对政体之形态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的论述，是以此前的人类政治史和政体形态变迁的经验考察为基础所进行的一种理论综合，这种理论综合无疑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及其政体分析思路的影响。至于亚里士多德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我们仅再举一例。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7]在亚里士多德的以上论述中，孟德斯鸠所详尽阐发的“气候论”已具雏形。

回头来看，虽然孟德斯鸠的以上论说，在其时代是具有相当解释力的一次理论综合和理论构建，但是这一理论已经不大能引起人们思考的兴趣了，此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制度框架的变迁，已经根本扬弃了这种理论解释，虽然其中也蕴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具体地说，孟德斯鸠所提出的政体分类学说已经过时，他心目中的“共和政体”只是古典共和政体，这也是他虽然认识到当时英国政体的特殊之处，但却未能在概念上把英国的共和政体与古典共和政体区别开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而他对英国的政体和政治生活的特性及其原因的解释，虽然新颖而具有洞察力，但却与其整体的理论解释框架之间存在扞格难通之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道路的倒转，在特定的意义上，无疑使政治哲学由合理性的论证转向了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

【注释】

[1]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44页。

[2]同上书，第56页。

[3]同上书，第7—8页。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1b，1332a，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81、384页。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6页。

[6]同上书，第238页。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37b，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60—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