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余玉苗 王宇生[2]
一、独立审计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的演进及其理论阐释
(一)独立审计的产生与委托代理理论
独立审计行为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正是英国股份公司兴起的时期。在股份公司里，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在股权广泛分散的上市公司，这种分离更为彻底[3]。股东将其资本委托给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去经营管理，然而双方的利益追求却存在着利益冲突，如股东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尤其是未持有公司股票的经理人员并不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可能存在着背离股东目标而追求自身利益和不当效用的动机。基于经理人员工作的重要性(要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作出影响企业兴衰存亡的经营决策)、个人努力程度的难以观察性和工作过程的无法跟踪监督性，他们很可能会产生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这样，委托人就需要事先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经理人员勤勉尽责，努力增加盈利。这种激励机制一般是将其报酬与其报告的经营业绩挂钩。但在这种激励契约安排下，由于签约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经理人员就有歪曲财务报告、虚计利润的道德风险;而且由于经理人员决定着会计政策的选择，他也有歪曲财务报告、虚计会计利润的有利实施条件。因此，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就产生了聘请外部会计专业人员(独立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管理当局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查、鉴证，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需求。Watts和2immerman曾明确指出:“在19世纪，英国业经审计的会计报告已成为制定管理报酬的依据，其原因大概是为了遏制规避责任的现象。那时，英国的一些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附则将管理报酬与报告盈利直接挂钩。到了20世纪初，以盈利为基础的管理奖励报酬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惯例。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美国公司的管理报酬方案中也开始包括将管理人员的报酬与经过审计的企业年度报告中的盈利数字相联系的奖励计划。”“除非契约的条款得到有效地监督和实施，否则契约就无法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审计是用于监督的方法之一。”而委托人自己或委派自己的代表对代理人进行监督检查却往往是无效的，正如早期英国《股份公司法》所确立的由从股东中选出的监事审查公司账目的制度流于形式一样(因为监事既缺乏必要的会计审计知识，又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这时，独立的、专业性的外部审计就成为保证契约得以履行的一个重要机制，进而成为所有者间接控制经理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化、股权分散性和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以及股东“搭便车”现象的凸现，“股东中心主义”逐步转变为“董事中心主义”。但是，由于经理人员掌握着更多的公司生产经营、财务会计等方面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董事中心主义”又很快演变为“经理中心主义”，即经理阶层日渐把持了公司的重要经营管理权，董事会的控制权反而被严重削弱，难以为广大股东的利益尽职尽责。这样一来，由外部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就更有必要了。
从独立审计的产生背景来看，独立审计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源自其所内在的监督鉴证作用(monitoring role)，即在委托代理理论看来，独立审计是缓解股东与经理人员利益冲突、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机制。
(二)信息经济学与上市公司法定审计制度
独立审计的信息经济学解释是对委托代理理论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其基本观点是:充分、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是增强证券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核心，也是投资者、债权人等企业利害关系人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基础，独立审计可以改善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决策价值。财务会计信息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但它却存在着较大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风险。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导致的:第一，信息获得的非直接性，一般投资者要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惟有依赖公司经理阶层提供的财务报表;第二，信息提供者的偏见和不良动机，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SPence所指出的:“公司自身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和倾向，即操纵或伪造财务报表，以误导投资者，这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有外部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经营者，使其在行为上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充足的信息”;第三，信息量巨大及对外披露的浓缩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理解和使用上的障碍。为了降低会计信息风险，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与此同时，鉴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会计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性、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会计信息提供的垄断性，为了保证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公平地获得所需的信息，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会计信息;而为了确保所披露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性，政府还有必要强制规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接受独立的审计鉴证。基于此，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首先在《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中强制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必须接受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从而在发达国家建立起法定的独立审计制度。这一制度作为资本市场中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的重要机制后来先后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对独立审计在资本市场中的这种作用和地位，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成立100周年的贺信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的组织和注册会计师职业，在建立和维护我们资本市场的完整性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独立注册会计师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和政府机构提供了可信性，没有这种可信性，投资者和债权人恐怕不会作出给我们经济带来稳定和活力的负责任的决策。没有你们，我们的金融市场将会萎缩。”
(三)信号传递假说与投资者的决策
由于前述会计信息存在着不真实、不正确和不完整的风险，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当局报告的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质量存在疑虑，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证券发行的困难和筹资成本的提高。为了保证证券顺利地并以低成本发行，企业管理当局聘请独立审计人员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以传递企业财务报表错误和“噪音”较少、报告业绩的方法符合公认会计原则、不含偏见的信息。独立审计降低了证券发行企业的会计信息风险，减少了投资者的信息搜寻和甄别成本，因而投资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财务报表业经审计的公司的证券。更进一步说，高质量公司的管理当局不仅具有聘请独立审计人员审计财务报表的动机，而且具有聘请高质量的独立审计人员、对企业财务报表提供更高水水平保证的动机。接受高质量的独立审计成为向投资者传递企业高质量的信号。但是，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不同的是，独立审计质量是难以直接观察的，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往往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品牌等替代指标来间接评估审计的质量。因而，企业管理当局即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进而发挥审计的信号传递功能。在美国等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股权一般较为分散，中小股东往往有搭便车的心理，因此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代理冲突。与股权分散的国家不同，在股权集中的国家主要的代理问题则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控股股东并非企业百分之百的所有者，因此有动机从事掏空企业等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避免掏空行为被发现，控股股东会通过操纵财务报表来进行掩饰。可以预见的是，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鉴证将增加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掩饰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从而起到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间接的治理作用。在这一逻辑下，未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控股股东、管理层)意识到那些采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企业不可能模仿自己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因此，其可以通过聘请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如以前的“八大”、后来的“四大”来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信号传递假说认为，独立审计可以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引导投资者进行投资，改善投资者的状况。
综上所述，独立审计可以通过图1所示的几条路径发挥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功能。
图1 独立审计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路径
二、独立审计保护投资者权益状况的相关实证研究
针对上述有关独立审计功能的理论和假说，海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四个不同层次。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证据支持独立审计具有保护投资者的功能。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独立审计通过何种机制保护投资者。然后要分析的是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独立审计治理作用的影响。最后，在探讨独立审计治理机理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可能改进独立审计治理作用、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政策和制度。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图2列示了简化的独立审计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路径。
图2 简化的独立审计保护投资者权益路径图
对独立审计是否具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的验证一般从以下三条路径进行:其一，独立审计是否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已有大量的文献指出，会计信息的提高能够有效地改善投资者的境况(Bushman和Smith，2001)。如果能够验证独立审计能显著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已有的有关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就可以得出独立审计能够改善投资者状况的结论。其二，直接验证独立审计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如果独立审计质量的差异能够导致投资者决策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说独立审计提供了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其三，验证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对投资者而言是否具有信息增量。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研究独立审计对投资者影响比较理想的场景是得到两组公司，一组公司接受了审计，另一组公司未被审计，且两组公司具有相同的特征(Kim et al.，2011)。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上市公司都要求被审计而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又常常很难公开获得。DeAngelo(1981)和Dopuch and Simunic (1980)指出，审计市场中审计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不同质量的审计服务。因此，现有的研究退而求其次，研究不同的审计质量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由于审计质量难以直接度量，于是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一些能够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作为替代审计质量的变量。已有的研究证实，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审计投入会影响到审计质量(DeAngelo，1981)。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比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Lawrence et al，2010)，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和个人比不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和个人审计质量更高(Owhoso et al，2002; Ferguson，2003;Chin，2009)等。对影响审计质量并在审计理论研究中作为审计质量代理变量的因素，我们做了如图3所示的总结。
图3 影响独立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独立审计与会计信息质量
独立审计能否真正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呢?Francis(1999)的研究揭示，审计质量因确能改善会计信息的质量而对投资者具有价值，即保障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其发现也得到了后来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已有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减少会计差错以及违反会计准则的情况(DeFond and Jiambalvo，1991);缓解企业管理层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Lee，O’Keefe，and Stein，2003);增强会计信息的稳健性(Chung，Firth，and Kim 2003);提高盈余反应系数(Teoh and Wong，1993);改善盈利预测的准确性(Ferguson and Matolcsy，2004);降低股价的同步性(Gul，Kim，and Qiu 2010)。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独立审计不仅仅可以缓解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信息风险，而且也能缓解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改善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促使资本市场向帕累托最优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如Gul (2010)指出的，高质量的独立审计能够迫使企业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可供收集的私有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投资者之间信息集的差异;二是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也能够降低投资者预期从私有信息中获得的期望收益(Verrecchia，2001)，Clinch (2010)的研究为Verrecchia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与研究者一样，一般的投资者很难对审计质量作出公允的评价，其往往是依据自己对审计质量的主观判断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Smith和Minter，2005)。公众对审计质量的感知是指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职责和责任的社会认知，公众感知的审计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的实际审计质量之间往往存在差异(Zhang，2007)。如果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其感知审计质量的影响，也能说明独立审计是投资者做出决策时重要的输入变量。Krishnan(2005)从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非审计费用的增加会导致投资者感知的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其感知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最终导致盈余反应系数的下降。Daniels和Booker(2011)的研究显示，注册会计师的轮换也能改变财务报表使用者所感知的审计质量，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Karjalainen(2011)以芬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具有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与不具有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相比，投资者认为经过具有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更高，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具有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融资成本更低。
(二)独立审计与投资者行为
另有一些学者直接以与投资者行为相关的变量[4]为因变量，研究独立审计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易推知，如果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被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掏空的风险越低;受到损失后得到的补偿额度越高、可能性越大，其要求的回报率也会越低(Menon and Williams，1994)。而投资者期望报酬率降低又会导致企业价值的提高。由于投资者期望回报率、IPO抑价率、企业价值以及债务的利息相对其他变量更容易被观测和计算，因此这些变量常被选为因变量进行研究。Azizkhani(2010)以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经过“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在2001年以前融资成本更低。Chen et al(2011)发现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他们指出，在非国有企业中，经过“八大”审计的公司权益融资成本更低，但是在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并不明显。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动机低于非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破产风险更低[5]，因此“八大”所起的监督作用和保险作用不显著。另有研究指出，高质量的审计能够降低企业IPO时的抑价率(Beatty，1989)，提升企业的价值(Mitton，2002)。在债权人保护方面，现有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认为在上市公司中，高质量的审计能够使得公司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Mansi，Maxwell，and Miller 2004)，进行债务融资的成本更低(Dhaliwal et al.，2008)。与上市公司不同，私有企业不能进行公开股权融资。近年的研究也将投资的目光投向了私有企业。Fortin and Pittman (2007)检验了在美国私营企业向具有资质的投资机构出售债券时，高质量的审计是否能够起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经“四大”审计的企业获得了更低的融资成本。Chu et al.(2009)的研究在Fortin＆Pittman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们发现对于破产风险高的企业，银行在贷款时会给予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更低的利率;但是对于那些破产风险很低的企业，银行并不特别关注公司是否聘请“四大”作为注册会计师。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四大”和非“四大”审计质量上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改变机构投资者决策的地步。针对这一局限性，Kim (2011)使用了一个很巧妙的研究设计对独立审计的保护作用进行了验证，他采用的是韩国私有企业的样本。韩国的私有企业只有一部分要求接受审计，正如前文所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样本。其研究发现那些被审计的公司债务成本更低，但是被审计的公司中，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与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成本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债权投资者认为独立审计能够对其进行保护，但是并不认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总的来说，其研究与Fortin and Pittman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三)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
有关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关注审计意见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审计意见信息的公开披露是否会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若信息使用者会因该信息的获得而改变他的初始决策，那我们可以说审计意见提供了增量信息。Melumad和Ziv在1997年提出了M-Z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 post 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 post 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意见因被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的发表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财务报表进行必要调整而避免，不可避意见是指被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表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Melumad和Ziv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对不可避非标准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但是对可避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却可能为正。M-Z模型也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Taffler(2003)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时市场负面反应的影响，他们将破产公司区分为已向大众传递了财务困境信息的公司和未向市场传递财务困境信息的公司，他们将破产之前因持续经营不确定性而被出具保留意见视为已向大众传递了公司财务困境方面的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公司破产前曾因持续经营不确定性而被出具保留意见，则公司申请破产时市场负反应程度相对较小，由此他们认为注册会计师发表的持续经营意见(going concern opinion，GCO)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Sundgren(2009)研究也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公司破产的概率正相关，即审计意见能提供预测公司破产的信息。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支持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含有增量信息这一观点。
(四)三种作用路径的关系及交互影响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阐述，我们知道独立审计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投资者形成保护。第一，独立审计能够通过非清洁审计意见向市场传递信息;第二，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补偿投资者的损失;第三，独立审计能够监督控股股东以及管理层，鉴证财务报表，缓解存在于公司中的委托代理问题(Chow et al.，1988)。现有关于独立审计保护功能的研究大多以“四大”(之前的“五大”、“六大”和“八大”)为自变量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设计很显然不能区分独立审计是通过何种途径保护了投资者的权益(O'Reilly et al.，2006)。由于相比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四大”发表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上市公司破产后承担损失的能力更强，且“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也更能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对发现的研究结果都采用了多种解释(Chen et al.，2011，Azizkhani et al.，2010)。上述的三种机制常常纠缠在一起，而且能够相互影响。因此，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实验分析的方法或者通过巧妙的研究设计。
Callen and Morel(2003)以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的倒塌为背景进行了事件研究，其发现安达信倒塌后，所有由安达信审计的上市公司都出现了负的股价反应。但由于安达信倒塌的同时，其既失去了声誉，也失去了对投资者损失进行赔偿的能力，因此这一研究并不能排除保险假说。Weber(2008)在Callen和Morel的研究基础上选择了德国资本市场作为研究的背景。其理由是:一方面，与美国相比，德国法律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要差一些。在德国，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一个上限(There is a longstanding cap on auditor civil liability to shareholders)，这个上限从1931年开始就存在，现在额度是400万欧元。可见，在德国的法律制度下，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补偿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Weber所研究的对象为ComROAD AG公司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ComROAD AG出现会计丑闻后，并没有导致毕马威破产。也就是说，丑闻让毕马威失去了高质量的声誉，但是其赔偿能力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作者在文中明确指出，ComROAD AG公司会计丑闻爆发后，其他由毕马威审计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负面评价。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Weber的研究更好地支持了声誉假说。这一证据也可以做如下的解读，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会关注审计质量，他们希望会计师事务所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当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受到损失后，投资者感知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perception of audit quality)下降，因此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其他公司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Weber的研究说明独立审计可以通过上文所说的第二条路径保护投资者。Fan和Wong(2005)发现，在法制不完善的一些亚洲国家，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会降低那些聘请了“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购买折价。在这些亚洲国家，法律对投资者形成的保护并不完善，因此投资者在遭受损失后很难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发挥监督的作用，缓解了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独立审计通过保险功能发挥其对投资者保护的作用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研究的支持(Lennox，1999，Willenborg，1999)。Khurana和Raman(2004)研究指出，高的审计质量能够有效地降低美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不能有效的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会计师事务所保险功能的强弱取决于投资者发生损失后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无疑取决于一国的法律制度。其研究结论可以解释为:在美国，投资者保护严格，投资者的损失更容易从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补偿，因此聘请“四大”的公司权益融资成本更低;在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者在遭受损失后依然难以从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补偿，因此投资者并不会降低自己的期望报酬率。
独立审计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三条作用路径间是否存在相互的影响呢?O'Reilly(2006)的分析得出了独立审计保险功能和信号功能间相互作用的机制:(1)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清洁审计意见能够向市场传递重要的信息，投资者对收到非清洁意见的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会产生怀疑，因此这些公司的股价会下跌;(2)注册会计师在发表非清洁审计意见之后，其受到起诉的可能性会大幅度降低，同时投资者起诉成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因此独立审计的保险功能会被弱化;(3)由于那些被出具非清洁意见的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更大，会计师事务所保险功能对这些公司的投资者而言更具有价值。作者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其所做的理论分析进行了验证，通过对实验数据的考察，他发现公司股价受非清洁意见的负影响会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赔偿能力的增强而减弱。这一研究说明，独立审计对投资者保护的作用途径存在着交互影响。
总的来说，上述三种保护路径[6]都得到了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现有的研究也努力将其进行区分。但是对三种保护路径相互关系的研究依然较少，是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尽管已有一些研究试图厘清各种作用路径，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如上文提到的Khurana和Raman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对其研究结果做如下的解读，在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风险更大，因此其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虽然这一解释也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保险功能，但是起作用的却是审计质量。因此，找到好的研究背景，厘清各种作用的途径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三、其他治理机制与独立审计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一种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法律制度)对独立审计功能作用发挥的影响。
(一)审计委员会治理与独立审计治理
目前，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及其特征与外部独立审计治理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部分研究认为，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及其特征会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需求。例如，Srinivasan(2005)发现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被要求进行重述时，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这些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不仅仅会被解雇而且会遭受声誉损失。这就意味着，审计委员会有动机通过聘请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来降低自己的风险。Engel(2010)从另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聘请具有较高财务技能的人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司往往有对财务报告过程进行监督的需求。这些公司同时也会聘请审计质量高的注册会计师或者要求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Abbott et al.(2003)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专家越多，那么该公司的审计费用就越高。Chen et al.(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最大的510家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审计委员会中非执行董事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已有的文献表明，如果上市公司的高管曾经为某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成员，那么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该高管往往倾向于聘请自己工作过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且这种关系会导致审计质量的降低。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Lennox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对注册会计师选择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1995—2000年间，从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转向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1198家上市公司中，有189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曾经在“四大”工作过;在这189家公司中，84家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并没有聘请高管曾经工作过的会计师事务所。其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能够改善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选择，提高公司所聘用的审计质量。
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Stewart (2007)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以及注册会计师参加会议的次数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审计的效率以及审计测试程序，注册会计师工作时间的增加更多是因为要准备一些与参加的会议有关的事宜。Stewart的研究说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及其特征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审计质量。其得出的结论与Cohen et al.(2002)的实证研究一致。Cohen et al.发现，审计委员会缺乏应有的权利对公司进行治理，公司的审计费用与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Redmayne(2011)以新西兰的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他将样本分为盈利导向型的公司和公众利益导向型的公司分别进行了回归;发现在盈利导向型的公司中，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而在公众利益导向型的公司中，审计费用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负相关。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在公众利益导向型的公司中，审计委员会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
(二)法律治理与独立审计治理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LSV，1997)，也可以通过强化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对独立审计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多采用跨国数据。如Choi和Wong(2007)指出，关于法律治理与独立审计治理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两种竞争性的假说:部分研究认为，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注册会计师面临的风险更大，注册会计师的投入以及独立性会因此得到增多、提高，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强化独立审计的治理作用。也有一些研究则指出，严格的法律制度能有效地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独立审计发挥作用的空间会被压缩，即法律治理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独立审计的治理作用。
Francis(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法律环境差的地区，由于法律制度未能形成对注册会计师行为的有效约束，注册会计师从对客户的要求妥协中获取的收益要高于其被处罚的成本。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向投资者传递信号的高质量注册会计师对投资者而言并不可信，因此注册会计师没有动力去积极塑造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上市公司也没有动力去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从其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独立审计的治理作用与法律制度的治理作用相互增强的结论。Francis的研究得到了Newman的支持。Newman在其2005年的论文中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在其模型中独立审计作为发现控股股东掏空的机制出现，经过对模型适当的推演，他指出:如果对审计失败以及掏空行为的处罚变得更严厉，注册会计师也会增加其审计投入的水平，并会索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与此同时，外部投资者也会增加其投资，提高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其研究认为，某些法律制度能够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进而强化独立审计的治理作用。然而，Fan和Wong(2005)的研究却与Francis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波等八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例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也有动机聘请“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而且这些聘请“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价值也因其注册会计师选择行为得到了提升。Choi和Wong(2007)的研究进一步支持独立审计治理与法律治理能够相互替代，他们通过对39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独立审计在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发挥的治理作用要强于独立审计在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他们得出上述结论的证据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在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中，进行进行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比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中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其二，在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中，风险高的上市公司比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中的高风险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五大”会计师事务所。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法律制度既能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行为，也能直接影响存在于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因此学者们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我们用图4来表示这种关系。因此，将法律制度区分为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影响公司代理问题的法律制度，然后分别探讨这两种法律制度与独立审计治理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图4 法律制度与独立审计治理的关系
四、提高独立审计治理效能、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机制
从独立审计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作用的路径可以清楚地推论出，审计质量是影响其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Ball(2001)也曾指出，单独地改进一个国家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而不增强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激励是没有意义的。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注册会计师发现和报告财务报告错误的联合概率，注册会计师发现客户财务报表错报的可能性取决于其专业胜任能力和实际的审计投入，而其是否报告发现的财务报表错报取决于其独立性程度。而专业胜任能力则又取决于注册会计师本身的学习能力、学习经历以及工作经验，这些因素都难以通过简单的制度安排得到改善。通过何种制度安排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并促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加大审计投入自然成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焦点。
目前，各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提高审计质量的方法包括强化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强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定期轮换政策以及驱动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进行合并等。法律责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前面已经做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审计任期的长短能影响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注册会计师通过对同一家企业的反复审计，不仅仅能增加其对该行业特点及常见风险的了解，而且可以大大加深其对该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问题的识别，从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但过长的审计任期又会导致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降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损害审计的质量(Stanley，2007)。目前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Chan(2011)针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潮为背景进行研究后指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比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另有研究指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会有动机提供高的审计质量，因此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一个提高审计质量的有效途径。
另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提出了改善审计质量的方法，如Zhang(2007)建立的模型指出:公众对审计质量的期望以及诉讼费用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他的模型中，如果投资者因审计失败而发生损失，投资者首先选择与注册会计师达成一个庭外和解的协议;如果无法达成，投资者将选择是否诉诸法律。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期望能够影响到法庭的判决进而影响到其胜诉的概率以及得到的赔偿金额，而诉讼费用决定了其成本。由于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期望以及诉讼费用是影响投资者做出是否诉诸法律决策的关键输入变量，因此这两个变量也会影响到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Iossa和Legros(2004)甚至提出，将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资产的一部分产权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注册会计师，他们的模型指出:重新安排产权也是激励注册会计师努力获取信息以及真实披露信息的有效方法。
五、简要结论
通过对独立审计投资者保护功能有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的文献支持独立审计具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功能。现有的文献总结出独立审计投资者权益保护作用发挥的三种路径，三种路径作用的发挥都得到了一定数量实证文献的支持。但是三种保护路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厘清，也没有研究文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何种路径将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些都有待于学术界做进一步的探讨。独立审计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相互关系大多存在竞争性的假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独立审计内生于其他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方法对其他治理机制的效能进行测度。
审计质量的提高对于独立审计治理作用的发挥无疑是极为关键的。目前各国都采取了各种制度来提高审计质量，但是对于各种制度效果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改进审计质量的方法，这些新方法的效果也尚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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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的研究得到武汉大学2011年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动态追踪计划、武汉大学2010年自主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关联方持股的隧道效应研究”(10YJA790236)的资助。
[2]余玉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宇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研究生。1932年，Berle和Means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其思想是:由于股份公司中股权的广泛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而企业的所有者则沦为仅仅是资本提供者的地位。
[3]余玉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宇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研究生。1932年，Berle和Means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其思想是:由于股份公司中股权的广泛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而企业的所有者则沦为仅仅是资本提供者的地位。
[4]这里所说的变量主要是指那些可能会受到投资者行为影响的一些变量，如股权融资成本、贷款利率以及公司的IPO溢价等。
[5]国有企业在面临破产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性支持。
[6]对审计意见的信号作用，前文已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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