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 程 芸
戏曲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样式，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因此也一直受到西方汉学界(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海外英语学界针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实可谓历史悠久、成就斐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对海外学者来说，理解戏曲相比于理解其他某些中国文学艺术样式，可能会更为困难一些，但是，海外英语学界的戏曲研究从来就不是对中国学界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有其自身的学术逻辑和发展理路，某些重要学者的相关研究不但可以和中国国内的研究形成平等的对话或相互的启发，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领域，他们甚至发挥了先行者或引领者的作用。
本人以WorldCat、Project MUSE和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检索近五年来(2007年—2011年，下同)以英文发表或出版的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论文、著作，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介绍、分析和评价，形成此研究报告，以供学界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戏曲研究在中国队伍齐整、力量强大，且往往与各种体制性、社会性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在英语学界则只是“小众”乃至“圈内”的学问。尽管进入21世纪以后或许是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热流，海外相关书籍明显增多，但是近五年专门性的学理研究从数量上讲，是无法与汉语学界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对戏曲发展的许多宏观问题如戏曲史的分期、戏曲形态的差异等问题有很大的争议，甚至对中国戏曲、中国戏剧、雏形戏剧、成熟戏曲等概念也有不同理解，而海外英语学界几乎不深入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中国戏曲”尽管形态丰富，但却具有文化上和美学上的统一性。而且我们注意到，近十余年来海外英语学界更普遍地使用“中国传统戏剧”(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而不是“中国歌剧”(Chinese Opera)一词来指称“戏曲”，以涵盖在中国本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各种戏剧文化现象。因此，为了尽可能地涵纳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报告也赋予“中国古典戏曲”较为广泛的外延。大抵而言，只要是论述1919年之前在中国本土出现、发展的戏剧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都有加以考察的必要;某些研究虽然主要论述1919年之后的戏曲现象，但由于关涉到“中国传统戏剧”的某些重要问题，故也有可能纳入考察范围。
当然，限于文章篇幅、囿于识见不足，以及个人兴趣上的取舍，本报告在分析评价方面难免有疏忽隔膜之陋，在著录方面也必有挂一漏万之弊，敬请方家赐正。
一、渐趋冷寂:戏曲文学和戏曲文学理论的研究
戏曲最初是以文本形式而非舞台表演形态进入英语世界并引起关注的，尤以18世纪后半叶《赵氏孤儿》的改写及文学艺术领域内的相关“中国题材热”最具代表性。而且欧洲汉学在很长一段时期侧重于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文学、文献，这种“关注过去”而非“着眼当前”、“重视文本”而非“聚焦社会”的学术取向也深刻地影响了英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甚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中国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几十年间英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依然以翻译、讨论特定的古代戏曲文学或文献为主，代表性人物如英国的杜为廉(William Dolby)、美国的柯润普(J.I.Crump)、奚如谷(Stephen H.West)、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 Hanan)、乔治海登(George A.Hayden)、莫利根(Jean Mulligan)、埃里克·亨利(Eric P.Henry)、由荷兰移居美国的伊维德(Wilt Idema)、加拿大的米勒娜(Milena Delezelova-Velingerova)等等，以及刘若愚、时钟雯、陈莉莉等华裔学者，皆对古典戏曲的文学文本有所专攻。有研究者总结说，“在英语世界，就戏曲研究而言，元杂剧是研究得最为充分的戏剧形式，其次是对金元诸宫调、明清传奇的研究，内容涉及传统戏剧的互文性、主题分析、意象修辞分析、文体特征、作家研究、曲律、作品人物形象分析、剧本英译、戏剧声腔、戏剧音乐、舞台表演等方面，研究成果十分丰富”[1]，但其实相比而言，声腔、音乐、舞台表演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种偏重文学文本的戏曲研究，其实与20世纪中国学界、日本学界相互呼应，既是对西方汉学传统的一种承继，也体现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确立的“现代戏曲学”学术范式的广泛影响。
另一方面，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语学界的戏曲研究逐渐呈现出转型或曰新变的气象(以胡忌等先生主编《戏史辨》并张扬“非主流戏曲史研究”观念为代表)，戏曲文学文本研究在英语学界的重要性也明显地被改变。事实上，据林舒俐、郭英德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见《戏曲研究》第79、第80辑)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英语学界有关元明清戏曲文学创作、戏曲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据笔者观察，近五年来(2007—2011)戏曲史上有代表性的所谓“名家名作”正日益淡出英语学界的视野。尽管如此，英语学界的戏曲文学研究和翻译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既继承了欧美汉学重视“文本细读”的传统，也显示出某些新的特点，值得关注。
如美国资深的古典戏曲研究者奚如谷教授与由荷兰莱顿大学转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伊维德教授合作，2010年出版了《僧侣、土匪、恋人和神仙:11个早期中国戏剧》(Monks，Bandits，Lovers，and Immortals:Eleven Early Chinese Play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West and Wilt L.Idema.pp.xlii，478.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Mas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10)，有评论者认为这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早期戏剧最好的一个选集。该书翻译了11个元明杂剧和南戏，包括关汉卿的《窦娥冤》、《汉宫秋》、《拜月亭》，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李行道的《灰阑记》，无名氏的《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朱有燉的《豹子和尚自还俗传奇》和《黑旋风仗义疏财》，以及南戏《小孙屠》。有些作品如《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已有不止一个英译本，多数则是两位作者的首译。奚如谷和伊维德都是海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最前沿的学者，既擅长翻译，也洞晓英语世界中国戏曲传播与接受的特点，因此，在每个翻译文本之前都附有简短的导引和分析，而整本书的导引则讨论了早期中国戏曲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历史背景、城市环境、剧场情况、演员群体甚至版本流变，既反映了英语学界元明杂剧、南戏研究的基本成就，也充满了两位作者独具慧眼的思考。相关剧本的翻译尤其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既忠实于原作，也能巧妙地传达出早期中国戏剧文学语言那种虽或显粗野却生动灵活的特点。[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女性戏曲作家成为海外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清代中叶的王筠近年来引起英语学界的关注，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清云(Wu Qingyun)翻译的王筠《繁华梦》传奇(A Dream of Glory［Fanhua meng］:A Chuanqi Play by Wang Yun.xxi，279 pp.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8)，作者还将原书的相关序言、后跋，以及两首论剧诗一并翻译出来。为有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译者还加注了详细的注释。该译本的绪论则考察了《繁华梦》的主体、版本、价值、影响等问题，并论及了明清时期女性剧作家笔下常见的梦戏。此外，译者区分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易装”(Crossdressing)和“性别跨界”(Cross-gender)，这种区分对汉语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魂旦: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The Phantom Heroine:Ghost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是近五年来英语学界评价颇高甚至在汉语学界也引起关注的一部著作。该书共四章，集中讨论了17世纪出现的三部著名作品——文言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传奇戏曲《牡丹亭》和《长生殿》——中的女鬼形象，同时关注到整个晚明清初时期能够折射出中国文学“鬼魂想象世界”这一悠久传统的诸多历史文化现象。作者围绕17世纪中国的“鬼魂—性别”这一问题，从医药、词、历史记忆和戏剧四个向度展开深入的探讨，其总体目标是试图将中国文学中有关鬼魂的研究，从信仰问题或小说虚构问题(“the question of belief or fictionality”)的讨论移转为文学表征问题(“the issue of representation”)的讨论，并进而探讨这些文学表现、象征所隐藏的复杂意蕴。该书第四章“鬼魂与戏剧性”(Ghosts and Theatricality)值得戏曲研究者特别的重视。作者对于所谓“戏剧性”，有一个很通达但也颇具眼力的概括——“所有的那些使得戏剧表现区别于其他文类的东西”(“everything that differentiates representation in drama from that of other literature genres”)。围绕着这一概括，作者对古代戏曲创作中的“魂旦”现象作了较全面的梳理，重点讨论了相关文本的舞台提示和演出的道具、服装，试图通过挖掘晚明清初戏曲舞台实践的特点，来思考女性幽灵作为一类角色与“戏剧性”效果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3]有评论者指出，“作者对此的关注在于显现鬼魅女角色、其他角色、演员自己本身如何在舞台演出时活动于同一空间，但却又各自处于异质场域之内，使得舞台充满饱满的张力。在传播与展演的关键点上，作者试图为我们提供一种文学与表演互动的新的思考方式，回到现场——出版与表演:观众、演员与剧作家;男性与女性;主角与次要角色;生与死;灵与肉，种种相生相依的元素之间的辩证转化，展现出宏观而又到位的研究功力。”[4]
萧丽玲(Li-Ling Hsiao)的《永恒呈现的过去:万历时期的插图、戏剧和阅读》(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illustration，theatre 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1573-1619.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Studies Series，Leiden:Brill，2007)也是一本受到关注的著作。该书虽然也以文本、文献为考察中心，但不像一般的研究那样专注于古代戏曲的文字表达，而是专注于文本中的插图，从方法到结论都显示出西方学界“图像研究”的理路，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影响。该书把晚明戏曲版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叙事性插图(narrative illustration)”的前万历时期;“表演激励型插图(performance-inspired illustration)”的万历时期;万历以后，这个时期是把出版物仅仅视作表演的“微不足道的奴仆”(mere handmaidens)，从而又回到了叙事性插图的传统，同时也受到风景画的影响。作者反驳了西方学界某种习以为常的看法，即认为万历时期戏曲刊本之所以大量采用插图仅仅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作者把出版商和文人学士纳入同一个文艺生产的“场域”(field)中加以研究，认为晚明出版商和文人学士一样，也试图在文化生产与文化构建中扮演自身的角色，从而抬升他们自己的文化地位。[5]
论文集《三国和中国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Kimberly Besio and Constantine Tung.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包括了11篇研究三国文化的论文，是2001年一个名为“历史、小说、戏剧和美术的三国”的中美联合学术论坛的后续成果，其中金柏莉(Kimberly Besio)的《诸葛亮和张飞:〈博望烧屯〉与三国故事流播发展过程中理想男性的竞争》(Zhuge Liang and Zhang Fei:Bowang shao tun and Competing Masculine Ideals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ory Cycle)颇有特点，作者比较了《博望烧屯》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和明代的脉望馆钞校本，注意到这两个版本中有关诸葛亮和张飞形象的描写是有明显变化的，作者认为，这其实体现出元明二代整个社会对于男性典范(masculinity ideal)的不同看法。
傅鸿础(Hongchu Fu)的《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个畸形儿:〈豫让吞炭〉》(An Anomaly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Loyal and Righteous Yu Rang Swallows，Charcoal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2009，Vol.39)是一篇功力深厚也颇有新意的元杂剧论文。自王国维《曲录》以来，现代学者大多依据元人姚桐寿《乐郊私语》的记载，将《豫让吞炭》杂剧认定为元代名宦杨梓所作。傅鸿础曾以中文撰写了《关于杨梓名下三部杂剧的作者问题》(见《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通过梳理历代戏曲目录有关《豫让吞炭》的著录，以及地方志中杨梓生平著述的记载，并结合剧本的内容分析，对此通说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这篇英文论文一方面继续杨梓著作权的讨论，但更着意于《豫让吞炭》一剧思想倾向、风格特色、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理论性阐述。作者注意到，不仅古代的曲论家们很少留意这部剧作，现代学者对它也不太感兴趣，即便有其评价也不高，如王国维、郑振铎、冯沅君、孙楷第几乎是完全忽略，直至当代学者如费秉勳、邓绍基、谢柏梁等人对主人公为故主复仇的“愚忠”大抵也持批评态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作品的内容，作者梳理了从先秦至晚明针对豫让与智伯的评论(包括韩非子、司马迁、淮南王刘安，宋代的王安石、苏辙、黄震，明代的方孝孺等人)，注意到古人对豫让的评价本身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作者认为，《豫让吞炭》一剧的作者显然考虑到这些不同的评价，因此，与《战国策》、《国语》、《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相比，杂剧《豫让吞炭》在故事情节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剧作中的豫让既然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他作为家臣的责任，为什么这部剧作自诞生以后，依然几乎被忽略?作者认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到中国文学传统是如何处理道德模范、忠臣典型的。现代学者之所以苛责这部剧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豫让的“死忠”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也不太去评价这部剧作本身的结构、语言、对话、曲词等戏剧性因素。事实上，《豫让吞炭》与一般的表达传统儒家思想或宗教观念的剧作有所不同，它不是为了表达那种因循已久的儒家观念，即道德和忠臣需要通过具体的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来加以界定，而是试图强调一种绝对的忠诚，一种超越政治和历史的忠诚。然而，那种不顾对象的绝对的忠诚的理念，果真存在过吗?尽管这部剧作做了大量的努力，试图提升豫让形象，但是，只要他的主人智伯依旧是个暴君，豫让的结局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文章最后，作者还附录了这个剧本的英译本。如同汉语学界的元杂剧研究正日益衰微，近年来元杂剧在英语学界也已经不太受重视了，傅氏分别用中英文写就的这两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表明海外学界某些时候在某些特定领域内，依然能够扮演引领者的作用。
单篇论文中，何予明(Yuming He)的《表演的困难:徐渭《狂鼓史》的音乐历程》(The Musical Career of Xu Wei's The Mad Drumme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2，December 2008)也值得关注。该文延续了欧美汉学界重视“名家名作”的传统，这在近年来颇为少见。不过，作者对《狂鼓史》的解读却别具新意。作为南杂剧代表作的《狂鼓史》，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作案头文本来解读，其实际的表演问题则受到忽视。作者重新思考了该剧的“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其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晚明戏曲写作、表演和流播的相关问题。
何氏另外有一篇《王国维和中国现代戏剧学的发端》(Wang Guowei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Studies，Late Imperial China Vol.28，No.2，December 2007)也值得关注，作者认为，任何关于历史性“发端”的断言都反映出思维上的某种武断，该文不是为了证明或反驳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学奠基者”的地位，而是回顾这一学术史叙述形成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历史力量，同时，思考这一特定过程对于考察现代中国人文研究历史进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论文的着力点不是作一般的戏曲学术史回顾，而是“研究那些使得这一独特而武断的言论显得明智甚至必要的历史条件，聚焦于持续发展的跨领域的制度性学术框范的重建，现代中国学界与民族主义情怀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经常没有被考虑到的私人关系”。
二、方兴未艾:戏曲表演艺术与演剧形态的研究
汉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针对戏曲演剧形态和舞台表演艺术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戏曲史领域的相关现象得到了新发掘或再梳理、再思考。长期以来，英语学界也有一些学者进入到这两个领域之中，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描述、介绍多于学理性的评价、思考。这或许是因为，在许多作为“文化他者”的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戏剧”具有美学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性，因此，要进一步理解不同戏曲演剧形态之间的差异并进而深究其背后隐藏着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内涵，这并非易事。不过，近10余年来这种“述而不论”的情况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以下几种英文论著出现于2007—2011年之间，显示出视野开阔、中西融合、古今一览的特点，既洋溢着浓郁的了“中国趣味”，也折射了西方人文学术传统的强力渗入。
如阿什利·索普(Ashley Thorpe，或即陶西雷)的《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丑角:中国舞台上的喜剧、批评和宇宙论》(The Role of Chou［“clown”］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Comedy，Criticism，and Cosmology on the Chinese Stage，Ashley Thorpe.Lewiston，NY: Edwin Mellen Press，2007)是英语学界有关戏曲丑角行当的第一本著述，共六章，并附有John McCormick的序言。这篇序言将“丑”行当与西方人熟悉的宫廷弄臣传统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小丑艺术联系在一起，加以介绍。作者则在前言中提供了一个贯彻其研究始终的带有结构人类学特点的分析模式:丑角作为一种在观众意识中公开界定道德的手段，其实超越了能够为文化传统所接受的道德律令(“the Chou transgresses culturally accepted moral codes as a means of publicly defining them in the minds of the audience”)。作者认为，不能以英文“clown”(小丑)一词来对译中国戏曲中的“丑”，戏曲的“丑”其实是“傻子、反面角色、骗子和英雄”的复杂的混合体。有评论者认为，作者对丑角作为一种行当及其在具体表演中的相关角色的探讨较为出色，既有文本分析，也有表演分析，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并提供了重要理论文献的翻译，总之，本书对于西方读者和观众理解一句影响深远的中国戏谚“无丑不成戏”而言，尤有帮助。[6]
而阿利克山大·邦兹(Alexandra B.Bonds)的《京剧戏服:角色与文化的视觉传播》(BeijingOperaCostumes:theVisual Communication of Character and Cul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也值得关注，全书共8章，配有250幅彩色照片和黑白戏服草图，这是西方学界第一本对京剧戏服进行全方位研究的著作，涉及历史、技术和美学等多个向度。作者意识到研究戏曲形态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特别是京剧，自诞生以后一直在变化发展着，尤其是1949年以后，变化尤其引人注目，因此，本书聚焦于那些今日依然还能在舞台上演出的传统剧目。作为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京剧研究著作，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除了必要的京剧历史和戏服样式、技术等知识性的介绍，也有一些颇具理论性的论述。如第四章“象征主义与色彩的运用”(The Symbolism and Application of Color)，联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对京剧戏服色彩背后的文化意义，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有评论者认为，由于涉及很多与戏服、表演、舞台、绘画、刺绣等相关的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和哲学观念，本书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发性，不仅仅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京剧，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其他戏曲剧种。[7]
尽管在西方学界的表演理论研究中，梅兰芳一直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但相关的英文文献却并不多，这种状况被海外评论者认为因两部著作的出现而得到了显著的改变，这就是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伶界大王》(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和田民(Min Tian)的《差异和置换的诗学: 20世纪中西跨文化戏剧》(Poetics of Difference and Displacemen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8)而得到了显著的改变。此外，田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最伟大的男旦:梅兰芳的生平和艺术(1894—1961)》(China's Greatest Operatic Mal Actor of Female Roles: Documenting the Life and Art of Mei Lanfang，1894—1961.Min Tian，ed.L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2010)，该书分为四大部分:“梅兰芳视角”、“中国视角”、“西方和俄罗斯视角”、“跨文化视角”，作者翻译了一些关键的英文和俄文文献，并收录了一些论述梅兰芳的代表性文章，可以预期将推动西方的梅兰芳研究、京剧表演艺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层次。[8]
影戏是中国传统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构中国民俗文化、民间社会的重要手段。英语学界普遍认识到，作为一种复杂多样的表演形态，仅仅立足于文献材料并不足以构拟中国影戏清晰的历史脉络，更不足以呈现影戏之于观测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一部针对北京皮影戏班子的以跟踪调查为主要方法的著作即Genevieve Wimsatt的《中国皮影》(Chinese Show)，而8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部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国外中国影戏研究中最有特点的一部专著”，[9]即张立礼(Chang Lily)的博士论文《中国影戏寻根:影戏与人演的戏剧之比较》(The Lost Roots of Chinese Shadow Theatre:A Comparison with the Actor's Theatre of China)，也结合了作者对中国台湾地区影戏的调查分析。这种重视“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一直推动着海外中国影戏研究的发展。
纽约大学Suny-Albany分校的陈凡平(Fan Pen Li Chen)无疑是近年来英语学界研究中国皮影戏成果最丰富、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她从1995年开始研究中国的影戏，曾受加拿大政府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奖励基金的资助多次访问中国，调查中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2007年以来，出版有专著《中国皮影戏:历史、民间宗教和女将》(Chinese Shadow Theatre:History，Popular Religion and Women Warriors.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7)，并发表了若干篇较有影响的论文或调查报告。
《中国皮影戏:历史、民间宗教和女将》是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面具幻觉:中国陕西和山西的皮影戏》(Visions for the Masses: Chinese Shadow Plays from Shaanxi and Shanxi，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No.121.Ithaca，N.Y.:EastAsiaProgram，CornellUniversity，2004)一书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深度和广度进行继续开拓的产物。前者包括七个皮影戏剧本的英译本，后者则提供了三个新译本。作者在绪论中特别强调了皮影戏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皮影戏为考察中国人口数量最多但很少得到学者关注的人群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窗口。尤其是因为皮影戏现在主要保存在中国的边远地区，通过研究这一边缘性的传统表演艺术，可以发现存在于“非精英的沉默的大多数”(non-elite silent majority)之中的既古老又无所不在的中国文化的多种面相。该书展示了如何通过这种通俗娱乐形式的研究，来追踪中国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变化轨迹。作者重点考察了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是中国影戏的起源、历史和相关传说，二是民间宗教信仰及其在影戏和民间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三是众多影戏中所出现的女战士形象。关于皮影戏的起源，该书的探讨其实关涉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即中西方学术的相互影响。作者认为，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并且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劳费(Berthold Laufer，又译劳费尔、罗佛，20世纪上半叶德裔美国汉学家)的关于皮影戏起源的猜测，其实是以北宋学者高承《事物纪原》的说法为依据的[10]，与神灵降神(spiritual séance)的信仰有关。作者对劳费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艺术最有可能是从满族或蒙古族的实践中出现的，而不是汉民族的发明。
陈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事实上，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世界皮影戏》(Shadow Theaters of the World，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62，No.1，2003)她就对皮影戏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其结论或许值得斟酌，但其研究方法却有特点。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作者的本行是文学研究，但她的著作却立足于广泛的田野作业和文献工作。作者曾深入访谈了十五个皮影戏团，具有丰富的观剧经验，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若仅仅只是一般的戏剧文学的文本分析，是不可能提出诸多新看法的。[11]
陈凡平(Fan Pen Chen)的《三怕妻:一个后半夜影戏》(All Three Fear Their Wives(Sanpaqi):A Post-Midnight Shadow Play，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Fall 2009，Vol.26)也体现出一个海外学者独特而敏锐的学术眼观。“后半夜戏”是指那些在后半夜表演的涉及淫邪轻浮内容、带有讽刺性的戏曲，因为内容上的禁忌而通常在后半夜等妇女儿童离场之后才表演。《三怕妻》是这类戏剧中罕见的有抄本传世的剧目，流传于甘肃、陕西、河南的一些影戏中，是没有被职业剧作家和国有剧团改写过的唯一的依然广受欢迎的后半夜戏。作者指出，这种表演通常没有剧本，长期以来被知识分子和官方所排斥，但其实中国许多剧种都有表演后半夜戏的传统，只是很少有被记录下来的，甚至很少被人所描述，因此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陈凡平(Fan Pen Li Chen)的研究还延伸到木偶戏和布袋戏。如她和布拉德福德·克拉克(Bradford Clark)合作的《中国偶戏调查》(A Survey of Puppetry in China，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 Fall 2010，Vol.27)就是一个包容广泛的木偶戏调查报告。2008年和2009年，作者陪同福建艺术研究院的民间文化学者叶明生等人展开研究，足迹遍及中国十三个省市(福建、浙江、上海、江苏、湖南、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和海南)，对傀儡戏、杖头木偶戏和布袋戏的分布情况作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经常观看表演，并参与到木偶戏的排演和正式演出中，既接触大型的国有现代剧团，也观摩了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秉承传统规范的农村小剧团。作者意识到，尽管他们记录了大量的东西，但留下了大量的研究余地;特别是川陕边界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羌族的木偶戏，体现了本民族丰富的表演传统，与他们所记录有很大差别，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三、渐趋主流:古典戏曲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在戏曲史领域内的作用和意义正日益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从某个角度看，这其实也改变着戏曲史研究的学科方向。有研究者指出，“当我们讨论戏剧史研究者如何向‘外’跨的时候，一些戏剧史之外的研究者也在向‘内’跨”，“‘向内跨’的论著有不少优秀成果，其共同特点是:以作者固有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眼光，敏锐地观察、审视戏剧史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撰写出令人信服的、戏剧史专业研究者难以超越的学术论著”。[12]事实上，这一凸显“新变”特点的趋势在近10年来的英语学界表现得还要更为突出一些。另有研究者指出，“同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相比较，北美地区学者往往具有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多重的思维触角。这是因为他们大多长期接受多种语言的学术训练和比较文学的文化陶冶，得以广泛阅读不同语言、不同学科的学术著作，从而培养了跨学科的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敏锐的学术思维。中国古典戏曲原本就是一种综合度极大的艺术形态，因此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的深厚学术修养和敏锐学术思维便得以纵横捭阖”。[13]笔者以为，这其实反映了近10年来英语学界古典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不再把戏曲视作与英文“drama”相对应的文学形态，甚至不再把中国传统戏剧视作与英文“theatre”相对应的一种艺术形态，而是更多地视其为折射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
细究相关论著，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比较文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新社会史学、宗教学、美术史学、传统音乐学、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学术资源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如果说他们研究中国戏曲的材料或许并没有很多的新发现，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对“旧材料”的解读中，娴熟地展示了多种“学科方法”的力量。在这些“新方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文论和法国社会学理论，其“纵横捭阖”确乎令中国学者大开眼界，而其结论或许与汉语学界的一般认知有所隔膜，其“西化”的研究方法与作为“东方”的对象之间的适应度或许值得商榷，某些研究或许还陷入了“新方法”或“跨学科”的误区，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依然为汉语学界提供了借鉴或反思的契机。
例如，有关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文化“殖民地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界正日益蔚然大观，并反馈到中国戏曲的研究中。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伶界大王:京剧改良中的演员和民众》(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的出现显然与北美中国学界的这一学术动向有关。[14]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追溯京剧的发展历程、其复杂的声腔来源和戏剧体制，第二部分则研究“五四”以后京剧如何转化为“国剧”，从而成为建构“文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作者认为，不管是京剧的维护者还是反对者，都试图把京剧这门其实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艺术形式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甚至齐如山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如同那个时代的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明显受到“五四”运动所建构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影响。该书对那种将京剧视为全然传统的和纯粹的中国艺术形式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京剧其实是一种充满现代性建构的东西，深刻地受到晚清民国“殖民地现代性”的影响。有评论者认为，该书代表了解构京剧作为中国国剧标签地位的第一步，作者的研究立足于大量的理论文献和原始资料，有许多值得后继者进一步展开和丰富的观点。究其学术传统，该书有关京剧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研究，显然也受到西方这股“后殖民史学”的影响，体现了美国中国史学界某种流行的学术话语特点，即以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为关注的焦点，把所有的“现代性”的发生都看做伴随着西方殖民统治而来的由资本、商品和知识生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全球性趋势。[15]
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问世以来，西方学界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诸万象也成为海外中国学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反馈到戏曲研究领域。如刘思远(Siyuan Liu)的论文《巴黎和明治日本、晚清中国的国剧探索》(Paris and the quest for a national stage in Meiji Japan and Late-qing China，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Spring 2009，Vol.26)即受其影响。
从标题看，这似乎更像一篇比较戏剧学的论文，但作者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作为艺术形态的戏剧转向了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作者既考察19世纪中后期东亚两个最重要国家中国与日本在戏剧领域内的诸多变化，更着力于发掘这些变化背后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想动因。作者指出，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在西方武力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后，都不得不开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戏剧也被迅速调动起来，体现国家民族意识的“国剧”成为亟需建构的对象，这就像曾在英国和法国都发生过的一样。一些有志之士强烈主张，本土戏剧必须成为“被改革”的对象，在形式上采用新技术、在内容上反映新时事，从而实现“在观众中产生国民，在旁观者中产生公民”(“to make a nation out of an audience，citizens out of spectators”)的目标。作者视19世纪后期的巴黎为一个展示近代东亚戏剧变迁的前景性的场所，深入挖掘了西方民族主义和明治时期日本、晚清中国的现代民族建构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和戏剧联系。文章聚焦于两个案例:一是普法战争(1870—1872)法国遭受羞辱性的失败，国内民情激愤，巴黎歌剧院的演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精神，而这些恰好为日本和中国外交官所目睹，中日外交官的这次亲历直接导致了一种努力，即试图从传统戏剧形式(如歌舞伎和京剧)中“再创造”出新的民族戏剧。第二个个案是，1893年巴黎上演了两个表现法国殖民战争的戏剧，日本新戏剧明星川上音二郎(Kawakami Otojirō)看到后深受启发，后来他将这两个戏剧移用、改编为展示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民族主义戏剧，以声援日本对其邻国的侵略战争。
性别研究在当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少海外中国学学者浸染其中，非常关注明清女性优伶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相关研究往往也折射出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响。如吴存存(Cuncun Wu)和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的论文《花的言说:19世纪北京的戏剧、流行文化和同性恋书写》(Speaking of Flowers:Theatre，PublicCulture，andHomoeroticWriting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Spring 2010.Vol.27)，考察了19世纪伴随着京剧兴起而在北京繁荣的同性恋戏剧文化，及其在之于北京流行文化的冲击。作者特别重视解读那个时期众多介绍戏曲活动、品鉴戏伶美色、评论艺人艺术高下的流行书籍，即所谓“花谱”，认为“花谱”提供了考察清代流行文化关键问题的线索，这些相关问题包括戏剧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关系，社会精英与文学时尚的关系，官方的公共生活和非官方的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除了反映出女性主义学术话语的影响，文章还借鉴了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的一些观念，认为“花谱”的流行和京剧的兴盛因其反馈出更为广阔的社会联系和文学联系，而共同参与创造了新型的文学和新型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郭安瑞(Andrea S.Goldman)的论文《清代戏剧赏鉴语境中的演员和艺廊》(Actors and Aficionados in Qing Dynasty Texts of Theatrical Connoisseurship，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也是一篇以“花谱”为研讨对象、体现出社会学思路的论文。作者认为，“花谱”以编年形式记录青年男旦演员的舞台魅力和艺术天分，透露出文人学士的品味和趣味、情色话语和怀旧情绪，文士们通过“花谱”的写作试图凸显一种意识，即只有他们才是戏剧艺术真正的行家，从而将自己与那些“有钱的戏院赞助人”相区别开来，重新塑造了一种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身份的区隔。从学理看，该文受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一书的影响。
事实上，作为历史研究者的郭安瑞，他的中国近代戏曲研究已经更明显地迈向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领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2009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女研究中心通讯》(CSW Update Newsletter，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UC Los Angeles，2009)发表有论文《19世纪商业性昆曲中的社会情节剧和政治抱怨的性问题》(Social Melodrama and the Sexing of Political Complaint in Nine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Kun Opera)，据介绍，该文摘自他的一部书稿《城市中的戏剧:北京舞台上的性别和阶级，1770—1900》(Opera in the City:the Staging of Gender and Class in Beijing，1770—1900)，而又据Google网站的预告，这部书稿将以《城市和戏剧:北京的政治文化，1770—1900》(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为名，于2012年5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观点是:明清时期，戏曲是被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共享的作为生活和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戏曲通过时间和空间，传递了关于自我、家庭和政治的理想。清代首都北京吸引了多种多样的戏曲剧种和观众，充当了通过表演来传递各种价值的中心。作者把戏曲作为观测城市文化史的一面透镜，考察了清宫戏曲和城市商业戏曲是怎样相互配合，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目的。作者认为，戏曲表演所折射出的民族矛盾以及群体性的抗议，模糊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从而提供了一个表演性别反串和阶层反串的舞台(a stage on which to act out gender and class transgression)。通过对清代北京京剧的考察，本书显示了国家和市民群体是怎样如痴如醉地参与到京剧中，并且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manipulated it to their own ends)。考虑到北京作为清朝首都的政治影响，作者对于戏曲及其在首都张力的分析，也揭示了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层面的变化。
以上“跨学科”研究的目标，大抵而言依然是针对戏曲史上的某个具体问题而立论，或者是对戏曲史的某种现象作出符合某种理论预设的阐说，而在另外一些“跨学科”的海外研究者那里，当他们在运用戏曲、小说、笑话等俗文学材料来考察传统中国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时，他们几乎不谈戏曲本身的问题。在固守学科畛域的中国学人看来，这些作者或许已经不是在从事具体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但他们对于戏曲文献、史料的运用却相当地熟练，其解读往往也别具特点，某些为人所熟知的“旧材料”在海外学者“新视域”的观照下得以呈现出异样的价值。
如吕立亭(Tina Lu)的《明清文学中的乱伦、食人与其他怪异遭遇》(AccidentalIncest，FilialCannibalism，andOtherPeculiar EncountersinLateImperialChineseLiteratur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全书共八章，作者试图超越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致力于更宏大的政治性问题的讨论:共同体(社区，community)在明清文学中是如何被想象的?是什么把古代中国人绑系在一起?家庭在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位置如何确定?作者考察了明清时期三种主要的文学样式:传奇戏曲、多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研究了不同文体是如何在其自身的文体规范内触及上述问题的。有评论者认为，该书是对明清文学的重要贡献，作者对大量的原始材料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检视，跨文化比较成果丰富、相关剖析细致入微，而且该书显示出作者具有一种天赋，去整合来自不同文类甚至不同文化的材料，从而提炼出自己具有说服力的观点。[16]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更像是一本历史社会学的著作，体现出大陆学者迥异的志趣。
又如陈秀芬(Hsiu-Fen Chen)的论文《在欲望和压抑之间:有关中华帝国晚期鬼梦、鬼胎和女性性癫狂的医学解读》(Between Passion and Repression:Medical View of Demon Dreams，Demon Fetuses，And Female Sexual Mad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Vol.32，No.1，June 2011)，该文采纳明清戏曲和通俗小说的例证，从医疗史和心理学等角度，解读了那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思妇形象、性梦描写、情欲之辨等现象。
又如陆伟静(Weijing Lu)的著作《守诺:明清时期的贞女崇祀》(True to Her Word: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则对许多现代中国学者视明清贞女为儒教压制的牺牲品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在英语学界也颇受关注。作者认为贞女其实是自身命运的主动支配者，她们是在用儒家传统和典范来宣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在运用诗歌、旌表、地方志、传记等文献的同时，作者也运用了戏曲、小说等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17]
而Angela Ki Che Leung的著作《中国麻风病的历史》(Leprosy in China:A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是一部在海外受到关注的中国医疗史著作，该书也引用了戏曲材料作为分析对象，如以民国初期一部流行的传奇戏曲《病玉缘》为例证(该剧主人公曾患麻风病，治愈后和丈夫一起建立一所专门治疗麻风病的医院)，考察现代中国麻风病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语境。[18]
雷碧薇(Daphne P.Lei)的论文《转换中的带血文本:纹身、身体书写与中国价值的表演》(The Blood-Stained Text in Translation: Tattooing，BodilyWriting，andPerformanceofChineseVirtu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Winter 2009)则体现了西方表演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的双重的影响。文章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广泛存在的“德行表演”(a performance of virtue)的多种身体书写现象，包括纹身、断肢和血书等。作者认为，这些血淋淋的身体行为最初都与社会下层或边缘人群有关，在主流社会看来则是一种“展示德性的方式”(a means of performing virtue)，因而受到禁锢。作者还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地方戏、明清传奇中的岳母刺字故事和薛平贵王宝钏故事，认为戏曲舞台上这些展示价值的身体书写，往往都体现出特定的“性别导向”(gender-specific)，即大多在女性身上寄寓着美德。
又如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论文《一种乐器的文化传记:作为发声物、古董、道具和遗物的小忽雷》(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a Musical Instrument:Little Hulei as Sounding Object，Antique，Prop，and Relic，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2，December 2009)，该文追溯了“小忽雷”这种稀有乐器是怎样从清初时激发怀旧情绪的“遗物”，转变为被当代人安置于国家博物馆保护起来的“文化”这一历史过程，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物件是怎样在时间的长河中被赋予不同意义的，因此，文章特别关注两位不同时代的戏曲名人——清初戏曲作家孔尚任和晚清民初戏曲学者刘世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从研究方法看，该论文体现了西方艺术史学领域内关注“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路。
四、几点启示
1.海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译介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评价乃至总结也日渐丰富和深入，不但出现了一些期刊论文或索引，[19]还有为数不少的著作或专论这一话题、或有所涉猎，[20]进入21世纪以后还出版了一部博士论文。[21]正如海外中国学的推陈出新，英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然而相比于很多相近学科或同类领域(如海外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汉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者对海外研究的关注从时间上看显得相当地滞后，从效果上看也大多只停留于“单向度”的引介而缺乏更为深入而主动的回应或对话。
通观相关文献，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大陆的戏曲史学者早已认识到海外研究的价值，但在译介方面用力最为勤勉、成就最为突出的却是治比较文学的学者。这未尝不是一个遗憾。相关译介者的这种“越位”固然嘉惠学林、功不可没，但毕竟戏曲史存在着某些专门性的难题(从知识到视域、方法)，若更多“术业有专攻”的专家能在这个领域内有所开掘，我们对海外古典戏曲的优缺得失将会有更细致的了解，对于新近的发展动向也将有更真切的把握，由此或有可能开展更深入且有实效的国际交流或合作。
因此，这里有必要提及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近年的几篇文章:《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见《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见《戏剧艺术》2010年第1期)、《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见《戏曲研究》第79、第80辑)。这几篇文章互为补充，在学界引起较广泛的关注，甚至在英语学界引起回响。[22]其介绍评价、分析把握不但凸显出中西比较的意识，也显示出一个在文学史、戏曲史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特有的洞察。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报告之所谓“新进展”恰也是延续或回应了郭教授的相关考察。
2.英语学界古典戏曲研究者“跨越古今”的学术视野值得国内学者的重视
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2011年秋季第2卷(Asian Theatre Journal，Vol.28，No.2.Fall 2011)刊登专文，评述澳洲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贡献。马克林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戏剧、京剧、1949年以后的当代戏剧，甚至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表演艺术也有所涉及，撰写或编著有《中国的业余戏剧(1949—1966)》(Amateur Theatre in China，1949—1966［1973年版］)、《京剧的诞生，1770—1870:满族北京戏剧的社会诸面相》(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1770—1870:Social Aspects of the Theatre in Manchu China［1974年版］)、《现代中国戏剧:从起源到当前》(Chinese Theatre: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1975年版］)、《中国戏剧史概览》(Chinese Drama:A Historical Survey［1990年版］)等多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评论者认为，马克林的研究体现出“他对促进并经常决定了戏剧运动方向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非常精确敏锐的认识”;又称，“马克林通过他对中国表演艺术的细致入微的文献工作，为后继者从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澳洲学者马克林这种“跨越古今”的宏阔视野和善于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中国戏剧的方法，在欧美英语学界那里表现得也非常突出。至今依然活跃的欧美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老一辈学者如奚如谷、伊维德等人，不但是资深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也常常关注戏曲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传播、发展，[23]而新一代研究者(以蔡九迪为代表)，特别是近十年崭露头角的华裔学者，虽然往往以1949年之前的中国戏曲研究为起步点，但大多也关注戏曲在当代中国从内容、形式到风格、功能的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甚至已成为某些学者的研究重点。
英语学界之所以形成这种“跨越古今”的学术视野，或与汉学(中国学)在西方高等院校特别是北美高校中的“非主流”地位以及其“通识教育”体制有关，也与他们对中国戏曲在文化上和美学上的统一性、延续性的认知有关，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密切结合。如《歌剧季刊》(The Opera Quarterly)2010年春夏季卷刊发了多篇讨论中国戏曲电影的文章，据该期客座编辑Paola Iovene和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介绍，这组文章是从芝加哥大学2009年4月举行的一个名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戏曲电影”的研讨会上征集来的，而这个研讨会又是此前由一群研究生发动的系列讨论会的最高潮。由于没有中国大陆学者那样界限明晰的学科意识，以及体制性的身份局限，海外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甚至港台地区的某些研究者)，在针对作为“过去时态”的中国传统戏剧作出学理性思考的同时，往往也密切关注“传统”形态的中国本土戏剧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从而形成这种“跨越古今”的学术视野，而这种视野在大陆学者显然尚有待加强。
3.英语学界“跨学科”研究的优缺得失尚待汉语学界作出更深入的评价
如前所述，近年来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集中体现为:研究者不是把戏曲仅仅当做文学形态或艺术形态来考察，而是更多地视其为一种可以运用某种理论模式来加以分析、阐释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趋势在北美学界那里，表现得要比固守“汉学”传统的欧洲学界更为明显，尤其深刻地影响着北美地区的博士生论文写作，正如郭英德先生《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所分析的:“一般而言，‘北美博论’大多不采用以戏曲文本、戏曲史现象或戏曲理论命题为依据，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理论内涵或理论命题，而往往是先行确定一种或几种当下流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论文写作的框架或理论阐释的指南。这一特点实际上是北美地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或规范，并成为衡量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价值的一种重要标准。”
不仅仅博士论文如此，甚至在某些声名鹊起的海外研究者那里，预设一个西方式的“流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常见现象;就英语学界的古典戏曲研究而言，从福柯到布尔迪厄的法国社会学的“强力渗透”更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然而，人文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我们在强调追踪海外研究的“前沿”意识，在强调学术研究的“旧学”与“新知”应该相辅相成的同时，如何评价这种在中国学人看来或许是“理论先行”(“以论带史”)而非“文献优先”(“论从史出”)的学术理路，如何评价海外学界的这种“跨学科”努力，而这其间是否又体现出西方学术的某种“话语霸权”，这些实在是值得汉语学界进一步深入反思的问题。
附:
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论著目录(2009—2011)
说明:本目录收录2009—2011年间以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著作、论文，以及学位论文。部分作者姓名或期刊、出版社名称的翻译参考了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郭英德《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见《戏曲研究》第79、第80辑)。
一、著作
雷碧薇(Daphne Pi-Wei Lei):《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中国戏剧:零度表演》(Alternative Chinese Oper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erforming zero)，贝辛斯托克:纽约(Basingstoke，New York):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2011。
梅春(Chun Mei):《近代中国的小说和戏剧想像》(The novel and theat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Boston:Brill)，2011。
沈静(Jing Shen):《十七世纪中国剧作家和文学游戏:汤显祖、梅鼎祚、吴炳、李渔与孔尚任作品选》(Playwrights and literary gam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plays by Tang Xianzu，Mei Dingzuo，Wu Bing，Li Yu，and Kong Shangren)，兰哈姆(美国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图书公司(Lanham，Md.［u.a.］:Lexington Books)，2010。
田民(Min Tian):《中国最伟大的男旦:梅兰芳的生平和艺术(1894—1961)》(China's greatest operatic male actor of female roles: documenting the life and art of Mei Lanfang，1894—1961)，刘易斯敦:埃德温米兰出版社(Lewiston，NY［u.a.］:Edwin Mellen Press)，2010。
叶坦(Tan Ye):《中国戏剧面面观》(The A to Z of Chinese Theater)，稻草人有限公司出版社(Scarecrow Press，Incorporated)，2010。
奚如谷，伊维德(Stephen H West;Wilt Idema):《僧侣、土匪、恋人和神仙:11个早期中国戏剧》(Monks，bandits，lovers，and immortals:eleven early Chinese plays)，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Indianapolis:Hackett Pub.Co.)，2010。
李茹茹(Ruru Li):《京剧魂:变革世界中的戏剧创新与传承》(The soul of Beijing opera:theatrical creativity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anging world)，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Hongkong:Hong Kong Uinversity Press)，2010。
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包青天与法规:1250—1450年间的八个民间故事》(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eight ballad-stories from the period 1250—1450)，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2010。
谭靝元(Tian Yuan Tan):《满足与悖逆之歌:十六世纪中国北方贬官与文人团体》(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大学出版社(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江津(Jin Jiang):《女小生:20世纪上海越剧和社会变迁》(Women playing men: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cop.)，2009。
黄城远(Alexander Cheng-Yuan Huang):《中国的莎士比亚们:文化交流二百年》(Chinese Shakespeares: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二、学位论文
董新宇(Xinyu Dong):《中国在表演:共和国电影戏剧与中国电影现代性》(China at play:Republican film comedies and Chinese cinematic modern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2009。
赵振兴(Zhao Zhenxing):《论清中期优伶品鉴与优伶呈现之意义》(Actor Connoisseurship and Representation in Mid-Qing Dynasty)，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9。
吴冠达(Guanda Wu):《民国早期(1912—1937)梅兰芳和梅派成员对京剧“改良”的文化美学商讨》(Negotiations of cultural aesthetics in the“reforms”of Mei Lanfang and the“Mei Party”members to jingju in China's early republican era(1912—1937))，牛津，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Oxford，Ohio:Miami University)，2010。
林丽敏(Li-Min Lin):《中国戏剧作品〈白蛇传〉的演变》(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Theatre Work's The Legend of White Snake)，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College Park，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2010。
邹莹(Zou Ying):《女主角的历程: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的女性欲望和自我》(The heroine's journey:representing female desire and self in premodern Chinese romance)，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2010。
拜纳斯·凯莉(Kelli Byrnes):《天香的挫折: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翻译分析》(The frustrations of heaven's fragrance:an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of Guan Hanqing's Qian dayin zhichong xie tianxiang)，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2011。
敖玉敏(Yumin ao):《元杂剧〈窦娥冤〉的主题、叙事和音乐结构研究》(A study on the thematic，narrative and musical structure of Yuan Zaju Injusticeto DouE)，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2011。
三、论文
容拜耳(BELL YUNG):《解构中国戏剧:当代舞台上的〈荒山泪〉》(Deconstructing Chinese Opera:Tears on Barren Hill on the Contemporary Stage)，(北美)中国俗曲演唱文学研究会论文集(CHINOPERL Papers)，No.28(2008—2009)。
陈凡平(FAN PEN CHEN):《〈小阳河〉(又名:〈四圣归天〉):一部来自陕西的木偶戏》(Short Version of River Yang(a.k.a.，The Four Saints Return to Heaven):A Marionette Play from Shaanxi)，(北美)中国俗曲演唱文学研究会论文集(CHINOPERL Papers)，No.28 (2008—2009)。
卡维拉斯·维克多(VICTOR CARVELLAS):《窃听来世:传奇戏曲中的爱与孝道》(Eavesdropping in the Afterlife:Love and Filial Piety in Chuanqi Drama)，(北美)中国俗曲演唱文学研究会论文集(CHINOPERL Papers)，No.28(2008—2009)。
傅鸿础(Hongchu Fu):《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个畸形儿:〈豫让吞炭〉》(An Anomaly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Loyal and Righteous Yu Rang Swallows Charcoal)，《宋元研究季刊》(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ume 39，2009。
刘思远(Siyuan Liu):《巴黎和明治日本、晚清中国的国剧探索》(Paris and the quest for a national stage in Meiji Japan and Late-qing China)，檀香山(Honolulu)《亚洲戏剧季刊》(Asian Theatre Journal)第26卷，2009年春季。
郭安瑞(Andrea S.Goldman):《19世纪商业性昆曲中的社会情节剧和政治抱怨的性问题》(Social Melodrama and the Sexing of Political Complaint in Nine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Kun Oper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 Los Angel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女研究中心通讯》(CSW Update Newsletter，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2009.5.1。
陈凡平(Fan Pen Chen):《三怕妻:一个后半夜影戏》(All Three Fear Their Wives(Sanpaqi):A Post-Midnight Shadow Play)，檀香山(Honolulu)《亚洲戏剧季刊》(Asian Theatre Journal)第26卷，2009年秋季。
雷碧薇(Daphne P.Lei):《转换中的带血文本:纹身、身体书写与中国价值的表演》(The Blood-Stained Text in Translation: Tattooing，Bodily Writing，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Virtue)，《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第82卷(2009年冬季)。
蔡九迪(Judith T.Zeitlin):《一种乐器的文化传记:作为发声物、古董、道具和遗物的小忽雷》(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a Musical Instrument:Little Hulei as Sounding Object，Antique，prop，and relic)，《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69卷，2009年12月。
吴存存，马克·史蒂文森(Wu Cuncun，Mark Stevenson):《花的言说:19世纪北京的戏剧、流行文化和同性恋书写》(Speaking of Flowers:Theatre，Public Culture，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檀香山(Honolulu)《亚洲戏剧季刊》(Asian Theatre Journal)第27卷，2010年春季。
郭英德(Guo Yingde):《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综述(1998—2008)》(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in North America(1998—2008))，檀香山(Honolulu)《亚洲戏剧季刊》(Asian Theatre Journal)第27卷，2010年春季。
陈凡平，布拉德福德·克拉克(Fan Pen Li Chen，Bradford Clark):《中国偶戏调查》(A Survey of Puppetry in China)，檀香山(Honolulu)《亚洲戏剧季刊》(Asian Theatre Journal)第27卷，2010年秋季。
陈秀芬(Hsiu-Fen Chen):《在欲望和压抑之间:有关中华帝国晚期恶魔梦想、恶魔胎儿和女性性癫狂的医学解读》(Between Passion and Repression:Medical View of Demon Dreams，Demon Fetuses，And Female Sexual Mad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巴尔的摩(马里兰州)(Baltimore，MD)《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第32卷，No.1，2011年6月。
【注释】
[1]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2]参看Tian Yuan Tan的书评，见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Third Series)July 21 2011，pp.400-402.
[3]可参看Ning Ma的书评，见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16，No.3，2009。
[4]高桂惠的书评，见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
[5]参看Megan Evans的书评，见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Spring 2009.Vol.26。
[6]参看Megan Evans的书评，见Asian Theatre Journal，Volume 26，Number 2，Fall 2009;Colin Mackerras的书评，见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ume 16，Number 1，2009。
[7]参看孙玫(Mei Sun)的书评，见Asian Theatre Journal，Honolulu:Spring 2009.Vol.26。
[8]另据https://myweb.uiowa.edu/mtian/myVitae.html，田民(Min tian)另有《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国际舞台:中国戏剧的安置与替换》(Mei Lanfang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tage:Chinese theatre placed and displace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2)。
[9]曹广润:《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10]按，高承《事物纪原》有云:“故老相承，言影戏之源，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李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帐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此说其实也受到很多当代中国戏曲研究者的质疑。
[11]参看Bradford Clark的书评，见Asian Theatre Journal，Vol.26，No.1 (Spring，2009)，pp.179-182。
[12]康保成:《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08页。
[13]郭英德:《“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载《戏剧艺术》2010年第1期。
[14]美国著名学者杜赞奇曾这样论述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一些学者努力修正后殖民主义观点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从19世纪到1945年，中国始终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主义缺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alism)。研究中国问题的女权主义史学家、《立场》杂志(Positions，所刊文章多受后殖民主义及其他批评理论启发)的编辑巴罗(Tani Barlow)，提出了“‘擦除’符号下的殖民地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under the sign of erasure)这一说法。它是个解构性观念，用删除号‘colonial’加以表达。巴罗的意思是，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和东亚研究普遍试图否认战前中国的帝国主义瓜分或半殖民地状态，以便歪曲或摒弃美国的‘帝国主义过去’与贯穿冷战和越战的‘新帝国主义’之间的任何可能性关联。由此巴罗认为，讨论现代性就不能不讨论殖民主义——尤其是东亚;因为正是在那里许多既往的学术研究都被前述的虚假前提所指引。”见杜赞奇:《后殖民史学》，载《中国学术》2004年第2期。
[15]参看David L.Rolston的书评，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7，No.1 (Feb.，2008)，pp.272-273;Wei Bingbing的书评，见Asian Theatre Journal，Vol.26，No.2(Fall，2009)，pp.365-367;Andrea S.Goldman的书评，见The Opera Quarterly，Volume 26，Number 2-3，Spring-Summer 2010，pp.460-470。
[16]参看Huili Zheng的书评，见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16，No.1，2009。
[17]参看Katherine Carlitz的书评，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69，Number 2，December 2009，pp.451-458。
[18]参看Yi-Li Wu的书评，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71，Number 1，2009。
[19]参看孙玫:《国外研究中国戏曲的英文文献索引》(见《戏曲研究》第20辑)，何贵初:《〈国外研究中国戏曲的英文文献索引〉补》(见《戏曲研究》第28辑)。
[20]胪列若干重要著作: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施建业著:《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孙歌、陈燕谷、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夏康达、王晓平著:《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鸣奋著《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施叔青著:《外国人看中国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白之著，微周等译:《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乐黛云主编:《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可参看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22]《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后来以英文发表，参看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in North America (1998—2008)，见Asian Theatre Journal，Vol.27，No.1，Spring 2010。
[23]2009—2010年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任访问学者，旁听了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和华裔学者王德威教授联合主持的一门课程:《中国最伟大的民间传说:国内外媒体上的老故事》(China's Greatest Folktales:Old Tales in Modern Media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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