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知易行难说是什么意思?

知易行难说是什么意思?

时间:2023-03-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知易行难是一个古老的认识论命题。根据中国古代认识的发展和文献的记载来看,商、西周时期,不可能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认识论命题。知易行难说的提出,从认识论来说,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开始认识、探索知与行的相互关系问题了。“知易行难”说,自从其被提出之后,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成为他们光说不做、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理论根据。这与知先行后论是一致的。
知行难易_中国认识论史

知易行难是一个古老的认识论命题。最早出现的说法是《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再是《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就是“知易行难”学说的提出。据清代学者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书,而《说命中》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这样关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的时代,就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古代认识的发展和文献的记载来看,商、西周时期,不可能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认识论命题。那么这个“知易行难”学说是什么时代提出的呢?据方克立考证,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提出,最迟不会晚于东晋,至少它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思想界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先秦许多著作中都引用过《尚书》中的话,如《礼记》中的《学记》、《缁衣》、《文王世子》诸篇,都曾引据‘《兑命》曰’,《兑命》就是《说命》,可知《尚书》原有《说命》篇,伪《古文尚书·说命(上、中、下)》中的一些话也是有所自来的。所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虽然不可能在商、西周时期提出,但不一定晚出至东晋时代,这种思想有可能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的。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可能是抄袭古代典籍中的话,也可能是根据古代思想加工制作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产生于奴隶制日趋瓦解和封建制逐渐生长的春秋时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很可能已经是当时人们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成语,这从《左传》的记载中也有同类思想,可以得到证明。”[1]据《左传·昭公十年》的记载:晋平公卒,各个诸侯国都按照规定的礼节,派出大夫一级的使臣去参加葬礼。郑国大夫子皮“将以币行”,即带着厚礼,准备葬礼完毕后参加新君登基庆贺之礼。子产劝诫子皮说:“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辆),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不听劝诫而“固请以行”。结果正如子产所言,晋平公的葬礼结束后,各国大夫想求见新君的要求被拒绝。子皮“尽用其币”而归,他从中得到了教训,并对子羽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不论是《古文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还是《左传·昭公十年》所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说的是大体相同的思想,即是说人们要认识某种事物、懂得某种道理,并不困难,而付诸于实际行动则比较艰难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知易行难”说。

知易行难说的提出,从认识论来说,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开始认识、探索知与行的相互关系问题了。这种思想从认识论来说,以难与易来说明行与知的关系,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的。但是,它确实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它标明人们已开始从自己的言论与行动、认识与实际的关系上来思考二者的相互关系。“知易行难”说,自从其被提出之后,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成为他们光说不做、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理论根据。对这个学说,如果从积极意义理解,则可以教育、鼓励人们不要畏惧行,而要积极行,知难而进;如果从消极意义理解,则可以使人们产生畏葸不前,畏难不行,知难而退的思想和行动。事实上,在“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下,由于人们对它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不同的做法。因此,我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朴素的知行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种种影响。

二程在“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流行千年,奉为教条,不可动摇的情况下,为了说明知和行的统一,强调知的重要,而提出了“行难知亦难”的观点。程颐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2]又说:“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难也。”[3]程颐的这两段话,中心是说:行难知亦难。他之所以强调知行俱难,重点在说明知难。传统的古训是知易行难。程颐不敢公开反对儒家经典的传统古训,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说知难行亦难。这个知行都难的思想,在程颐的知行观中,则是说:知之能行,不知不能行,知为行的基础、前提,行依赖于知,知不依赖于行。这与知先行后论是一致的。

程颐通过阐发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来论证“知难”。他说:“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耳,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4]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不可使知之”,并不是“不欲使民知之”,而是不能“使人人尽知之”。因为知之难,民之愚,所以圣人即使教育,亦“不能使之知尔”。[5]因为行之较知之为易,故圣人“能使天下由之耳”。

对于“知”“行”的“难”“易”问题,程颐说:“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6]这里说的“知之非难”,“体而得之为难”,不是说“知易”,“行难”,而是说“真知”“天理”为难。因为程氏兄弟所讲的“体”不是指亲身实践、力行而知,而是体认天理,内省体验。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7]程颐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学者全体此心,学虽未尽,若事物之来,不可不应,但随分限应之,虽不中,不远矣。”[8]体认心中之理,有所知,有所得,就是真知,而不必远求于外物,更不必力行实践。在二程的知行观中,就知与行的难与易来说,他们是强调“知难”,即知难于行,这就包含着“行易”之义。

朱熹笃信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修订了程颐的“行难知亦难”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知易行难”说。朱熹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9]朱熹认为,“行”的工夫难。他说如果不去“躬行”,只是说说了事,那么孔门弟子就不必要多年不离开老师孔子,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其所以多年跟随孔子,并不是因为“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而是因为知易而行难,两天能讲完的知识,力行起来,几年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10]在朱熹看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的知是为了行。行就要时时、处处“躬行”、“实行”,因此不可以“轻行”。朱熹说:“人言匹夫无可行,便是乱说。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11]朱熹所说的行,是践行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即“圣人之道”。对于这种“圣人之道”的“力行”,“且须于行处警省,须是战战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过,则又不可”。要战战兢兢、汲汲皇皇地“践行”。还要有“咬菜根”即“安贫乐道”的精神去行。“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12]这种“力行”当然难了。

王夫之沿用了“知易行难”的学说,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他说:“《说命》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千圣复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难’,明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先其易,而难者在后,力弱于中衰,情疑于未艾,气骄于已得,矜觉悟以遗下学,其不倒行逆施于修涂者鲜矣。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而孰与易之乎?”[13]王夫之同意《尚书·说命中》关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认为这是“千圣复起,不易之言”,即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王夫之看来,因为“行难”、“知易”,所以必须是“行”在先,先从“难”处做起,而后“知”便“易”了。如果先从“易”处下手,而力不胜任,中途力衰,则是“难”不可得了。所以说:“故‘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艰者先,先难也;非艰者后,后获也。”[14]

王夫之之所以认为“知易行难”,就在于他重视、强调“力行”,反对空知不行。他说:“圣人之道本易知而简能,而合之者为甚难矣。故曰:‘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行然后知之艰,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15]王夫之认为,行比知难,非行不知,行而后知之艰。据《论语·为政》篇记载:子贡问孔子何谓君子?孔子回答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朱熹在《集注》中引范氏的解释,认为这是孔子针对“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王夫之认为,孔子的话不只是对子贡说的,而且是对一般人说的。他说:“范氏曰‘子贡非言艰而行之艰’,其语犹自活在。然‘非言之艰而行之艰’,不独子贡也。且云‘先行其言’,则‘其言’云者,未尝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固《说命》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旨,古帝王圣贤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余不足之数也。即非子贡,其有易于行而艰于言,行非艰而知惟艰者哉?易于行者,其行非行。则范氏固已指夫人之通病以为子贡病。”[16]在王夫之看来,“知易行难”是“人之通病”,因此,历代的“帝王圣贤”都是重视“行”的,认为“行之惟艰”。如果轻视“行”,把行视为很容易的事情,那么这种行则不是真正的行,“其行非行”。

王夫之进一步指出,所谓“行艰”,是指要做到力行、笃行之艰难。他说:“学易而好难,行易而力难。”[17]又说:“乃所谓笃行者,元有二义。一事之已行者,专力以造其极,此以执为笃也。众事之待行者,推广而皆尽其理,此以致为笃也。”[18]所谓“行难”是说力行、笃行之难,即要求对每一件已经开始做的事情,都要专心致力坚持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众多有待于做的事情,要通过力行而认识其中的道理,即通过力行达到致知。

王夫之还以“器”与“道”的关系,来说明“知易行难”的道理。他说:“圣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器也。夫妇之所与知与能者,道也。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19]所谓“道”是指一般规律;“器”是指具体事物。“道”是圣人和众人都比较容易认识的,而要认识“器”就难了。因为只有通过力行去“尽器”、“践形”,才能认识具体事物的特点,否则是无法认识的。王夫之以朱熹知潭洲时“行经界”一事为例,进一步说明“知理”易,“知物”难的道理。朱熹做潭洲知州时,请示朝廷“行经界法”,朝廷批准后,在实际上却又行不通,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天下之思而可得、学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学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物〕名则有涯矣,数则有量矣。乃若其实,则皆有类焉,类之中又有类焉,博而极之,尽巧历之终身而不能悉举。大木之叶,其数亿万,求一相肖而无毫发之差者无有也,而名恶足以限之?……夫物各有情矣。情者,实也。故曰:‘先王以人情为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非古人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乃极其所思,守其所学,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准焉,不亦难乎!”[20]王夫之以“行经界法”一事为例,说明这样几个思想。第一,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较容易,认识事物的具体特点比较困难,这如同大树的根干只有一个,而树叶则有亿万,故一与亿万相比,认识一较易而认识亿万较难;第二,在亿万的树叶中,“求一相肖而无毫发之差者无有也”,即无一片树叶与其他树叶相同,所以要认识亿万的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当然是难事了;第三,人们要把主观的想象变为客观的实际行动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如果人们只“极其所思,守其所学”,满足于认识一般的道理,“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而不去认识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及其变化的情况,是注定要失败的。王夫之的这些思想,虽然说的是“知易”与“行难”的道理,但以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说明这个道理,所以蕴含着较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认识到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行动的重要意义。他看到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求变革、反对变革的认识根源,说:“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21]孙中山虽然过高地估价了“知易行难”说的作用,但是,他的目的则是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其消极影响,而唤起积极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充分认识到“知易行难”说的消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孙中山于1917年7月21日,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了《国强在于行》的演说,第一次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命题。1921年冬,他写了一部专门论述知行问题的哲学著作,即《心理建设》(《建国方略》之一,又名《孙文学说》)一书,具体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1921年12月7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发表了《说知难行易》的演讲,再一次阐明这一学说的含义。

孙中山在这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如此重视知与行的关系,并反复阐发“知难行易”的道理,是有其原由的。因为辛亥革命后,大军阀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军阀间的连年混战,人民愈益陷入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之中。武昌起义后,各种人物混入革命阵营,鱼龙混杂。一些反革命分子打着“共和”的旗帜,进行复辟活动;革命党人内部各种人物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了分化。孙中山没有能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认识这些现象,而简单地认为这是由于“思想错误”所造成的,并把错误思想的根源归结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认为这是“心理之大敌”,为了破除大敌,加强心理建设,孙中山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知难行易”说。

当时有些人对孙中山说:“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他们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建国计划是“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讥笑孙中山为不切实际的“理想家”、“孙大炮”,从而要求取消革命党,取消革命。加之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又遭到失败,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便着重研究了知和行的问题。他认为,革命建国计划皆失败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想,把它视为“心理建设”、动摇军心的大敌。他说:“呜呼!此说者予平生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唯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孙中山以沉痛的心情,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中国要实现“真共和”,实现“建国方略”,就必须破除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的“知易行难”说,提倡“知难行易”说,以挽救人心,这样就可以实现其革命建国计划了。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说的危害作用是:“知易”的说法是使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从而产生对革命理想信仰的动摇;“行难”的说法是使人惧怕革命行动,不能在困难时期坚持斗争,百折不回,因此,危害甚大。孙中山进一步指出,“知易行难”说的最大危害在一个“难”字上。他分析人的心理特征,认为:“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的事,只找容易的事去做。好象倒一盆水到地下,总是向没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样的道理的。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试问文化上怎么能够有进步呢?”[22]孙中山同时指出,“知易”之说亦与真理相悖,它会使人们“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深求”[23],因而给革命事业和人类文明带来了危害。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说的错误就在于“以难为易”和“以易为难”,即颠倒了“知”与“行”的本来“难”与“易”的关系、次序,从而造成了轻知怯行,使人们“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所以孙中山说:“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也。”在孙中山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要是达到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的状态,处处畏葸不前,则根本没有什么繁荣昌盛、独立富强可言。因此,他决心加强“心理建设”,破除“知易行难”,代之以“知难行易”,只有这样振奋革命士气,鼓舞民族斗志,坚持不懈斗争,才能真正地救中国。所以说:“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意识,指导革命斗争的一种思想表现,因此在当时有积极的革命意义。

孙中山为了驳斥“知易行难”,提倡“知难行易”,对于“知”与“行”的“难”与“易”作了比较。他认为,知与行比较起来,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他说:“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孙中山从痛苦中沉思的结果是:他“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他对国民大声疾呼:“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国民!国民!究诚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能知必能行,既知行则易,只有知并在知的指导下去行,就能很容易地取得胜利。

为了证明“知难行易”,孙中山举出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来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运用“不知亦能行”的方法,来证明“知难行易”的观点。如饮食一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容易行的事,“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可是人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包括身内的营养卫生之道和身外的食物之道,则必须掌握烹调技术和生理学、医药学、卫生学、化学、物理学乃至于“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运输、粮食之分配及饥馑之防备”等许多专门知识,这就非常难了。如此说来,行是容易的,知是艰难了。再如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人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用钱,日日行之,习以为常,谁都会用钱。可是要了解关于金钱、货币的学问,则“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再如建屋一事,没有建造房屋知识的人,盖起房子就很困难,懂得了造房子的道理,盖起房子就容易了。孙中山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许多平常事例说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的道理。

孙中山关于知行难易问题的论证,目的在于反对“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提倡“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强调行的重要性,并号召人们积极探求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劝告革命党人要积极行动、不怕困难,愈挫愈奋、坚持斗争,这对当时发动革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知难行易”说与“知易行难”说一样,在理论上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同样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关于“知”与“行”的“难”“易”问题,从古文《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中间经过历代思想家的说明,特别是王夫之的唯物主义说明,而赋予其新的内容,这个思想影响甚深甚广。到了近代,孙中山为了发动革命,一反历史的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孙中山虽然赋予其某些近代思想内容,作为“心理建设”的基础和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仅就此而言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认识论上来说,不论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同样是片面的见解,它们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知和行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才第一次真正地解决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