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比认为，当知识分子加速进入商业组织或者大学的时候，也就是知识分子消逝的时候，而且，“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46]虽然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作出了进入大学的选择，也不是突然之间抛弃了高傲的心态而甘愿去过那种平庸的生活，可是，二战后，优秀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作出了这种选择，那些无法得到大学雇佣的知识分子也都到商业组织或政府中去谋取职位了。其实，早在20世纪初，韦伯就提示人们关注学术职业化的现象：“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从表象与实质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认清，个人惟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47]
在一个技术理性主导的时代，专业知识的获得与利用成了人们争取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门径，一个人如果成了技术专家，接踵而至的不仅是物质利益，而且也是无尽的荣誉。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坚守那种传统的高贵精神？谁还愿意坚持去做怀疑者和批判者？所以，知识分子的消失和技术专家的产生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人们会以为技术专家是指那些在商业组织以及政府中拥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理性化身，会把大学中的教授们视作为知识分子，其实不然。在技术、知识以及组织的专业化方面，大学本身就是最为严格的遵守专业主义标准的地方。二战后，当大学把大批知识分子吸纳进来之后，就通过大学的系科和专业设置而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了技术专家。当原先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那些先锋意识之锋芒被全部磨平后，专业化的教授就产生了，他们完全蜕变成了失去知识分子灵魂的专家。
196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其《大学的作用》中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大学的概念以及对美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影响。根据克尔的看法，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多科大学”，其中知识生产已经被功能性地融入了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中。大学的任务就是努力将学术生活与工业制度联合到一起，大学不仅不允许有自主性，反而应当是国家统治的主要工具。“在这样的教务‘分化’领域里，学术人员甚至可能成为‘基本上是一个专业人员。他的家庭办公室和基本的雇员都在多科大学的校园里，而客户却分散在全国各地’。”[48]所以，大学教授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反而是标准的技术专家，是技术专家的典范，也是技术专家的师长。
表面看来，大学教授的工作有着一定的自主支配空间，人们也将此误认为是大学教授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大学发展史上的那种自主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也把二战后的大学误解为自由和自主的场所，甚至会误把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看作为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由一种传统观念强加于当下大学的，是一种已经不再与现实相符的误解。“现实是高等教育正全面地融入与资本主义利益有联系的并为之服务的公司—国家网络之中”[49]，官僚主义者、实业家和政治家已经完全主宰了学术领地。大学内部的学术研究、课堂关系以及行政机构，都受到了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官僚机构的支配，大学成了官僚制最为典型的组织，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分工与专业化追求之中。在这一环境中，技术专家接受训练并获得技术证书。
在美国，二战后的学术界虽然在每一个学科的建设中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所有这些学科都无非是用来服务于既有阶级和权力结构的合法化的。在高等教育现实中的每一个向度上，大学都被吸纳进统治结构之中，沦为权力结构的工具。随着联邦和州的支持、基金会的赠予以及私人捐助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学，大学内部则用更加严格的科层化来回应之，以证明这些资源都被合理地使用了。结果，学者们开始像官僚一样思考问题，并且以“专家”的身份去做掌权者的同谋，与官僚一道和像官僚一样去开展行动。当大学教授们以技术专家的身份介入到政治过程中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治国的技术精英了。再当他们退回到大学中时，依然是用技术专家的眼睛关注着政治过程，并用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至于工业社会早期知识分子的那些激情与批判能力，早已消逝无踪了。
大学既是人才培养的生产线，也是知识生产的车间。在技术理性已经等同于理性的时代，“几乎所有形式的学术成就都充满了与高度理性化制度相一致的实证主义世界观。”[50]在实证主义对学术领域实现了完全殖民的情况下，只有量化的方法才被认为是接近真理的唯一渠道。教师的职位升迁、学生的奖学金获得等，都受到实证主义标准的指导，要求用数字来加以衡量，缺乏量化的论文则受到杂志编辑、论文评阅人、基金委托人的质疑。总之，为了使研究领域“经得起检验”，就必须动员量化方法，就必须制作模型。这样一来，学术领域在专业化方面走上了“邻人”陌生化的地步。不用说同事、同学，甚至师生之间，也无法以文沟通，他们相互如此陌生，谁也无法知道他人在说什么和想什么。学术不再是创造思想，沟通思维、传播知识的活动，而是制造隔离和让人彼此区隔的专业化行为。结果，彼此无关的学科和亚学科体系大量繁殖。
同时，各学科又都永不停歇地生产出狭隘的主题、行话，以至于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视野再也不存在了。当这种专业化之风被带入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或者说，当社会治理感染了这种专业化，也就无可避免地显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每一个具体的微观领域中的政策都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技术化的可操作性，而在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时，却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甚至许多极其科学的政策却不知道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而出笼的。技术专家们各自用技术语言表述政策问题，但“要理解复杂而又快速的社会变化领域——包括技术本身的重大影响，专家特有的话语似乎并不合适”[51]。学者们一方面分享着由于技术崇拜所带来的特权和权威，并不竭余力地捍卫技术的地盘；另一方面又在独白和相互拆台中而无法全面地把握任何一项社会问题的实质。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分析中，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不可避免地迷失了，每一门学科都在自己的狭隘空间中提出要求，而关乎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诸如战争、和平、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等——都变得越来越模糊。专业化使人类失去了主题，却让每一个人津津乐道于话题。技术专家不断地提出话题，让人头晕目眩，以至于无法辨识社会发展的方向。
随着知识分子转型为技术专家，随着技术专家成了技术理性的化身，技术专家使自己完全工具化了，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作为物质现实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技术利用了它自己的议程和社会优先权。”[52]当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技术理性取得了无所不在的霸权地位。表面看来，技术专家因为承载着技术理性而获得了社会地位，而在实际上，他们完全成了科学管理的工具，不再拥有过往知识分子的那种批判精神和规范缔造者的品质。总的说来，技术专家缺失的是对社会问题的道德关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成了实用主义的牺牲品。在技术专家成为实用主义的奴仆后，在所有的方面都失去了创造性；当技术专家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把政策目标调整到适应特定的技术规定上来。因而，政策问题建构越来越从属于专业性的技术目标，而且距离社会问题的本来形态越来越远。结果，社会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因为技术专家的政策问题建构而不断地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与此相对应，大学体制几乎完全融入了权力结构之中，几乎所有领域和派别中的学术输出都必须符合权力的逻辑，都必须服务于权力所要求的资源配置。这就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出的：“在学术生活中，专业主义的精神特质被用来掩盖某种‘智力的系统性腐败’，在这种腐败中，知识分子急切地在科学客观性和学术独立性的伪装下为既定利益服务。”[53]乔姆斯基没有意识到的是，造成了“智力的系统性腐败”的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了，而是技术专家。虽然技术专家是从知识分子转型而来的，虽然技术专家拥有着专业知识，但当他们成为技术专家后，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意志。因为，“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54]正是因为技术专家接受了大学以及社会为他们准备好的职位，才丧失了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
大学校园里的技术专家被结构化到了一个管理世界之中，他们不再面向公众写作，他们的工作、晋升以及薪酬都依赖于专家评估，他们只关注专题讨论和专业期刊。显然，专业刊物的读者非常有限，也就是说，技术专家所面对的是公众中的很小一部分。“教授们专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55]所以，他们生产出来的是带有浓烈学究气的东西，除了专家之外无人能懂，也无人愿意读。由于技术专家与公众的疏离，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趋附于上层社会。“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56]教育、技能、证书等将专业人员与普通大众隔离开来，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会讲专业“行话”和“神秘语言”，而另一部分人只知道使用日常语言。会讲“行话”和“神秘语言”的技术专家因为依附于权力体系而获得了社会精英的地位，而那些只会讲日常语言的人只能沦落为广大公众。
一个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与公众相关联的，而技术专家与公众的分离也就使他们不再拥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因而，当技术专家着手于政策问题建构时，虽然他们也用大量的问卷去表明他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公众所生活的社会，实际上，他们所搜集的所有数据都从属于问卷设计前就已经拟定的假设。所以，政策问题只不过是技术专家假设的或想象出来的问题，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凝炼。在技术专家这里，“知识不再是被普遍认为的一种理想，而是被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在权力和财富的社会里，知识的价值在于它是权力与财富的一种工具，当然，也是交谈时的一种装饰品。”[57]技术专家引导公众舆论关注政策问题的技术方面，而且他们总是以技术权威的形象而将其观点强加给了公众，以至于公众在技术权威面前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蒙蔽了。这就是建构了技术专家而又被技术专家所建构了的世界。
在技术专家的推动下，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也渗透到了公共舆论空间。借助于科学技术，依赖于技术专家的精英地位和技术权威所实现的是舆论的单向传播，而技术专家于其中所起到的只是工具的作用。因为，“传播领域受到公司和政府的大规模力量的控制；舆论与其说是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倒不如说是由那些控制财富和权力的人来控制的。上层对资源的掌握允许精英们对话语实施限制，并在一定的参数内限制知识分子工作的自主性。尽管公共领域有显著的差异和自由，但是，它最终依然是很受限制的——尤其是关于政治信息。”[58]即使在专业化极强的交流中，“人们也失去了讨论他们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利益的智力和能力。技术官僚统治理论轻而易举地就用实用主义的标准清除了人们关于社会需要的关注，让人们不再追问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也不再去思考衡平社会问题的艺术。”[59]
约翰诺·斯拉瑟尔描述了官僚制之下的专家治理特征：“生活的新部分越来越向大公司的市场策略开放，被技术工具所掌控，新的职业越来越专业化，结果，人们对外部服务的依赖程度加大了，而他们则因这种帮助而丧失了所有能力。”“加入政治议程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关的数据越来越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塑造公众意愿和决策的过程都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尽管这个领域里的努力一直都放在了教育公众上，而作为外行的公众政治能力则被低估了，恰是这种能力，对民主构成了支撑。我们正在滑向专家统治。”[60]在这里，斯拉瑟尔是把专家统治与民主对立起来看待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技术专家独占了话语权后，公众则陷入了失语状态，公众因为不具有专家们才拥有的知识和技术，从而丧失了表达能力。当公众需要技术专家来为他们作主的时候，也就不再有民主可言。尽管进入21世纪后因为网络平台的建立而使得公众有了表达空间，但是，一旦技术专家出来说话，公众也就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之中。
我们知道，民主需要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支持：其一，是思想敏锐和有知识的公众；其二，能够对公众做出理性反应的政治领袖。随着技术理性的泛滥以及技术专家主宰了政治过程后，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公众却有了一种无目标、漂浮不定和没有安全感的感受。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对技术标准的强调是以牺牲日常道德生活为代价的，在技术无所不在的统治之下，人们对制度以及自身都丧失了信心，除了依赖于技术之外，人们不知道还能够独立和自主地去做什么。因而，人们只有听命于技术专家，每一件事都求助于技术专家，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技术专家成了社会的灵魂，而技术专家自身却又纯粹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技术专家自己定位在工具的地位上。当公众不再驾驭工具反而受到工具的统治，那意味着什么还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所以，当技术专家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的时候，排斥了对一切社会问题的优先关照；当技术专家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来时，排斥了民主。
技术专家的确是一群拥有知识的人，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不是用来服务于民主生活的，反而是用来反民主的。难免米尔斯要说，在今天的世界，知识与民主没有关系。可见，工业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就了知识分子，从而使这个社会有了能够促进自身进步的“牛虻”，而在工业社会的进步中却又消灭了知识分子，即在用技术专家置换了知识分子之后而消灭了知识分子。随着知识分子的消逝和技术专家的登堂入室，工业社会在整体上也走上了自反之路。正是在这个社会的自反之中，我们看到了后工业化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新的未来图景。
【注释】
[1]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2]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同上书，第88页。
[4]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5]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6]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7]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8]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241页。
[9]据1436年纳税人登记簿估算，当时英国选民在1万到1.5万人之间，到16世纪初，英国有选举资格的人数达到3万名左右，乡绅阶层基本上都拥有选举权。即便如此，到1832年前，有选举权的人仅占成年人口总数的约5%，其中绝大多数是贵族。见［英］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蓬勃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3页。
[10]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11]如温切斯特只有60人，索尔兹伯里56人，巴思23人。新出现的议会城市阿里斯伯利则只有市长夫妇二人是选民（见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12]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3]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14]［英］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5]［英］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6]［英］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7]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8]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19]聂露：《论英国选举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20]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21]［英］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蓬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
[22]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
[23]［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25]［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6页。
[26]［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6页。
[27]［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28]同上书，第29页。
[29]同上书，第28页。
[30]［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1]同上书，第72页。
[3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3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3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燕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35]［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57页。
[36]［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37]［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8]［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9]［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页。
[40]［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8页。
[42]［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43]转引自［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44]转引自［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6]［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47]［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48]［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49]［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50]同上书，第138页。
[51]［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52]同上书，第101页。
[53]［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54]［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55]同上书，第5页。
[56]［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57]［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
[58]［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59]Frank Fischer，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Sage Publications，Inc.，1990，p.48.
[60]Johanno Srrasser，Decade of the Experts？in 1984 Revisited ed.Irving Howe（New York：Harper＆Row，1984），pp.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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