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对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热议探讨，现阶段理论界和政策界从不同角度的研究和实践在不断深化，并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陈锡文（2013）、韩俊（1998）、张红宇（2014）、张光辉（1996）和梅建明（2002）等研究普遍认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村政策始终强调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过度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渐暴露出一些与农业现代化不适应的方面，但土地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从小规模均田制走向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现阶段推进我国的耕地规模经营，特别要注意把握好规模的适度。当然，对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具体模式和实现路径，还正在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并有待实践的检验。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农地经营规模存在“适度”的范围问题，规模超小和过大都不符合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究竟经营的规模多大才是适宜的标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围绕农业适度规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学界对此仍存在一些疑惑和争论。这些研究结果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目前多数研究以土地产出率作为耕地经营规模的评价指标，有些学者（万广华、程恩江，1996；罗必良，2000；任治君，1995；林善浪，2000；姚监复，2000；许庆、尹荣梁、章辉，2011）认为，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不但不会提高粮食产出率，反而会导致产出率的降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农业部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4；张光辉，1996；孙自铎，2001；郭江平，2003）认为，规模扩大与提高土地产出率并行不悖。当然，也有研究（郑少锋，1998；吴昭才、王德祥，1990；齐城，2008）认为，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由于不同的目标取向和研究方法，会出现差异化的最优规模甚至相反的结论。刘凤芹（2003）认为，土地经营并没有确切的最优规模界限和最优生产模式。因此，对于适度规模经营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正本清源，继续深化研究。

实际上，单纯从一个特定的维度提出农业生产的最优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偏于当下的农业生产状况。陈锡文（2013）认为，耕地经营规模的变化，既是技术演进的过程，更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不能只看效率这一个指标。我国目前还有约1.9亿户农民家庭在经营耕地，如果要达到户均经营百亩左右的耕地规模，那就需要转移出90%以上的农户，这显然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确定合理的耕地经营规模，应当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放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来统筹考虑。韩俊（1998）、刘凤芹（2006）等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大量稳定转入非农产业是发展规模经营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

表11-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部分研究成果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郭斌（2013）等现有文献整理

在权衡农业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时，必须从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劳动力转移状况、农业机械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综合考虑，科学合理确定。张红宇（2014）通过调查认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粮食生产为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50～60亩，一年一熟地区100～120亩，各种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也适合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和农情。不同地区根据调研测度出差异化的适度规模标准，如安徽提出集中连片规模应在200亩左右，重庆提出应达到50亩（一年两熟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地区）以上，上海则提出以100～150亩为宜，而黑龙江等土地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经营规模也高于其他地区。当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个模式“齐步走”，上述标准只是指导性的意见，而不是“一刀切”行政式命令。2014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到底是放在粮食生产上还是放在降低粮食生产的平均成本上？显然，这个问题关系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方向，又是一个迄今还含混不清的问题（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4）。政府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初衷与农户经营目的产生了偏差，如果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结果就可能不同，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从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可能适得其反（许庆、尹荣梁和章辉，2011）。现有的很多关注规模经营效果的研究往往忽略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取向和农户生产行为的收入目标导向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