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需求管理政策,自20世纪西方世界“大萧条”以来,被认为是应对经济下滑的有力措施。然而自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也造成了冲击,企业的经营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国内的劳动力结构和市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结构处于进一步转型之中。需求管理政策在我国近几年中的执行效果,相对预期总是有所打折。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出现了要求关注“供给侧”（supply side）,并将其运用于财政政策,结合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的声音（张平,2010；孙建波、秦晓斌,2012；任寿根,2012；滕泰,2012；滕泰,2013）。而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2013）七位学者,联名组成了新供给理论研究小组,提出了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框架[1]；他们提出,需要采取供给侧政策提升企业活力,而不再是仅仅依靠扩大投资等需求侧政策来刺激经济。2015年10月末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中正式提出了我国需要重视“供给侧”的提法,并在随后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了我国要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一个时期中的战略重点方向。
供给理论（政策）和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共同翻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页。供给理论指导的宏观政策依靠降低税收与公共开支、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等手段,帮助美国实现了80年代后期的持续繁荣,走出了“滞胀”阴霾。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减税和私有化运动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遭遇了种种抨击和非议。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依旧保留了对中小企业减税的相关措施,这也说明供给侧政策的效果是受到认可的。
鉴于当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和国内企业经营活力有所下降的现实,结合理论与实务界对供给理论的关注,以及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实用性问题,本书认为,对供给学派的思想由来和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论研究,分析其缺陷和不足,从而对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借鉴供给理论思想、完善宏观管理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企业了解、研究、分析和判断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也非常重要。同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宏观政策,尤其是供给理论所主打的减税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微观行为主体,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相应的经济管理决策。因此,以供给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的减税政策问题就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企业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地反馈宏观政策的管理效果,是对宏观政策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自身而言,研究当下国家结构性减税等宏观政策的大环境,对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决策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就供给理论在西方的发展,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管理政策实践,本书认为梳理和研究中国背景下的供给理论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在中国研究供给理论的基本前提与西方有什么异同？
（2）中国的供给侧政策传导逻辑是怎样的？
解决好以上两个问题,不仅能够确立在中国应用供给侧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能够为理论指导实践给出明确的政策抓手。同时需要注意到,供给理论的主要政策取向是减税。在我国,企业所承担的间接税是税收总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研究减税问题的对象应当是企业。而提到企业的减税问题,还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除去税收负担外,费负担也是企业的财政负担之一。因此,本书讨论对企业减负的供给侧问题,不仅需要讨论减税,也需要讨论清费。因此,在明确了研究对象后,接下来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为:
（3）对企业减税清费政策需要倡导的政策方向和政策抓手是什么？
在弄清了对企业减税清费所要达到的政策效果或者目的导向后,就应当进一步解答,在中国如何施行减税与清费政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细化分解为两个方面,即:
（4）对企业减税主要减哪种税？对企业如何减税？
（5）需要为企业清多少费？哪些费可以清？
由此,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就形成了在中国研究供给理论和供给侧政策的大背景。带着以上所列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作为展开分析的思路,本书将逐个进行相应的研究,并尝试一一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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