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衰退和恢复美国各个节点的不解之缘

George and Green（1986）在分析供给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时,认为供给理论不应仅仅只是对某些代表供给的变量的强调,而应对经济政策有更多务实的贡献。事实上,供给理论在诞生初期（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与美国的经济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迅速且深入地影响了政策的决策过程。罗伯茨（Roberts）甚至认为,举起供给理论指导的政策大旗,正是共和党能击败意图连任的民主党的重要原因。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巨大成功,多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并且统治了经济决策的过程,因此供给理论想要取而代之就必须经过激烈的论战。然而围绕供给理论展开的论战,并非首先在学术界打响,却是在政府决策机构的辩论、听证会和报纸等公众媒体平台上展开的。

罗伯茨的《供给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一书,以“内部人”（insider）的身份对自1975年来在美国政坛展开的政策论战进行了还原。书中提到,供给派学者主打的政策即为针对通胀导致个人所得税在累进税制下出现的所谓税级攀升（bracket creep）现象,建议实施大规模减税。共和党的减税政策在国会辩论遇到的最大质疑,是减税会导致政府赤字加剧（财政收支）,以及富人享受的减税更多（公平原则）。供给派学者们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据,通过海关数据和肯尼迪政府减税等时期的数据,一方面证明减税具有税基扩大的抵补效应（off set）,从而不会导致税收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也指出减税时富人所缴纳的税占总税金的比例反而上升。关于供给理论政策的具体施政范畴,Gramley（1981）指出,减收入税、商业税刺激和投资收入税刺激是供给派学者们关注的三个重要政策领域；具体表现在:（1）收入税影响劳动供给（人均劳动时间）,从而影响需求亦影响供给；（2）降低边际税率刺激商业投资进而影响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3）提高居民储蓄从而支撑投资。以上三类政策在长期中可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抗击滞胀。

这场政策论战同样表现在学术刊物上的辩论中,其中不乏供给理论的支持者,如Kreps（1978）就提出税收政策对于劳动力供给面和私人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旗帜鲜明地表明对供给理论的减税政策的支持。Heller（1981）对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的减税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回顾,认为其刺激供给的手段有利于资本形成,并且当时的政策背景是政府的社保与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高,更有利于减税政策的实行。Keller（1982）也对美国历史上实行减税的各时期进行了比较,认为其政策都具有释放和促进商业内在发展动力的目的和作用,但具体执行的背景各不相同,因而效果也不同。Chimerine（1985）则直接评估了美国里根总统执政前期和施行减税之后的经济状况,讨论减税和供给侧政策的影响,并对联邦预算赤字进行了预测,认为美国经济随后将进入更平衡的恢复过程。而Miles（1988）从刺激主义者视角对里根的供给政策进行了保守的赞扬,认为其施政结果是税率下降、管制减少,且对政府支出的过分强调也被削弱；但里根的政策并非全面成功。他认为,关于供给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施政方针区别,“刺激”一词可一语蔽之。

针锋相对反对供给理论政策的研究同样有很多。Peterson and Estenson（1985）回顾了美国经济衰退和恢复时期各个节点的事件,认为经济复苏都是由于凯恩斯主义而非供给政策；但由于会产生非计划内后果,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未来政府的施政决策中将难有所作为。Carroll et al.（1985）则认为供给侧管理仅仅对政府运行绩效进行了强调,而其他方面都是失败的。Cutler and Summers（1988）对供给派学者Victor Canto的两个供给政策效果的证据更是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一方面,股票市场对1986年减税法案的反应说明资本的税率敏感性对于决定税率很重要——这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税率改革的反应证明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质疑市场反应另有他因。他指出,低储蓄率而非税收的替代效应,才是当时美国公司发展最主要的障碍。但这些反驳意见都建立在需求管理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反馈经验上,缺乏长效的研究。

除针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论战外,学者们的论战还常以其他工业国家的政策作为横向论据。譬如Gro er and Günter（1983）在评估了英、美、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实施的供给理论主导政策后,认为尽管对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供给政策的反通胀效果是良好的。

然而反驳的声音也同样存在。Kazuo Sato（1985）认为在讨论政策有效性时,必须考虑供给理论的三个假定,即:第一,资本形成促进生产率增长；第二,资本形成受到公共政策刺激（尤其是税收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影响）；第三,过度储蓄对供给政策不存在威胁。日本一直被供给派学者们视为供给侧政策成功典范,因而Kazuo Sato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进行了比较,结论是:资本形成率由生产率决定,技术进步是自发的；美日两国公司税类似,收入税和投资税美国较高,但这不是造成日本储蓄高的根本原因；日本储蓄过多,但其失业率低,因此私人部门过度储蓄恰好与公共部门过少储蓄相搭配。因此Kazuo Sato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按照供给理论来运作。而英国经济学者Marshall and Arestis（1989）则从英国经验的视角分析了供给理论,认为它不过恰好被鼓吹于各国“凯恩斯主义共识”衰落之时。美国的供给理论不仅是反凯恩斯的,也恰好顺应了里根政府的管理需要；同时减税的诉求也是非常值得营销的增长战略。因此他们认为供给理论里充斥着政治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相对折中的观点来自Franz（1985）,他论述了供给政策在德国的适用性,认为刺激供给与需求管理同样重要。

除国内政策的讨论外,90年代后考虑国际背景的供给政策的讨论也开始出现。譬如Roldós（1995）以规范的形式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去通胀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币升值和（贸易）赤字是由于供给侧的僵化而不是信用或价格黏性造成的,因此不建议实施资本控制或收入政策,而应当关注供给侧的层面。

本研究发现,这场政策论战中双方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体制和成熟市场背景的论据来展开政策效果辩论的。因此不论胜负如何,其结果都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背景的经济体所直接借鉴,而需针对其政策的前提,有选择地进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