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为何在我国原有的需求管理模式下,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逐渐变弱,并且无法达成上一节中两个政策抓手所要达成的效果,因而需要改换思路,从供给侧对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刺激的原因。
上一节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小微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价格弹性要高于大中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如果将整个经济体考虑为封闭的,且假设劳动力挣得的工资全部用来消费,那么小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共同雇佣的员工,从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总额Income即满足以下关系:
其中C与第三章含义相同,代表居民消费。同时假定经济体内的政府收支相抵,并且这里姑且简化认为政府的支出G主要用于失业的人口救济方面,那么就不难得到如下关系式:
同时认为这里资本所得全部用来投资,且这里暂且不考虑居民储蓄。那么宏观恒等式就满足以下形式:
假设政府此时认为经济萧条,需要提高税率。这里再次考虑第三章以及上一节得出的结论,即如果边际税率提高,那么对投资会存在负向影响,从而导致资本雇佣劳动力的意愿下降,进而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雇佣劳动力就会减少。这里利用上一节得到的大中型企业雇佣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小微企业的结论,那么每家大中型企业雇佣的LB会减少,而小微企业雇佣的LS减少的幅度会更多,带来的结果就是失业人数上升、政府救济支出继续增加,同时总产出很可能也是下降的。由此可见,政府在萧条时期继续采取普遍增加税率、扩大政府支出的方法,并不能够使企业和整体经济情况得到改善或达到再平衡。
但是如果考虑另外一种情形,即政府在增加税率时,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其中对大中型企业产出∑YB的边际税率提高,对小微企业产出∑YS的边际税率降低,那么尽管对于大企业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雇佣下降,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由于定向削减了税率,其雇佣劳动力应当是上升的。同时,由于上一节中得出结论认为小微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价格弹性更大,只要小微企业的数量足够多于大企业,那么小微企业所增加的人员雇佣就能够抵消大中型企业人员雇佣的下降,甚至就业水平比此前还要提升。这样一来,政府救济失业人员支出G的需求就随着就业增加而下降,从而对整体税负水平也就存在调整降低的效果,这样一来经济体便可走上复苏的道路。
以上的理论分析固然过于简化,但反映了对于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政策需要有所区别对待,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达到刺激企业整体和经济发展的效果。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为了便于分析,此处将政府支出的用途设定得比较特殊。而原本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政府支出解决萧条问题的逻辑就在于,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居民就业,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居民消费和企业的产出增加。而本书在这里将政府支出设定为只能用来救济而无其他用途,则是要说明需求管理政策之所以效果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投资和支出无法起到带动居民就业,进而为劳动力带来持续收入的效果时,政策传导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问题,从而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接下来,本书将从比较理想化的分析过渡到我国的现实情境中来,通过对我国的增长模式进行供给侧要素和需求侧条件的对照分析,从而指出我国需求管理政策目前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
图4-1是对我国在需求管理模式下达成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两侧关系的示意图。在图的左侧,列出了供给侧的要素情况。本书将我国的要素禀赋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个要素是劳动力。我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经历了刘易斯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从内陆农村“隐形失业”状态下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制造业的大范围流动与迁徙,通过提高整体上我国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来促进国内产出的增长；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也为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的产品提供了国际价格竞争力[8]。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且随着人口红利行将消失[9],这一竞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图4-1 我国需求管理增长模式下的供需两侧分析
第二是土地资源。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工业园区,通常以廉价出让的方式来吸引企业入驻、为当地的GDP增长直接做出贡献[10]。但土地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不可能持续有廉价的土地资源投入,同时重要城市的土地价格随着供给减少也在持续上涨。[11]
第三是境外资本直接以FDI等形式流入我国,同时FDI的流入还带来了相关的技术转移[12],直接帮助我国建立、扩大和增强了制造业的产能。但境外资本也很难保证始终流入,且近几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呈现增长态势[13]。
第四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将环境污染的成本直接外部化给了社会,而没有让重污染的工业企业来直接承担环境治理的成本。随着近几年来民众的生态意识提高[14],这样的情况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第五个方面是地方政府近年来往往以政府信用作为背书,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15],将银行集聚的社会资金大量地投入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但目前政府融资平台等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不可继续增加的高位[16]。
通过本书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供给侧因素分析,可以看到,以往对企业来说相对廉价的供给侧要素,在近几年来成本正在不断攀升,从而给企业的资本收益带来了压力,可能导致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下行。同时也不难发现,我国在需求管理模式下,一方面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的激励,由政府主导的资源投向方向最为注重的是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从而达到快速提升GDP数字、官员能够得到升迁的目的[17]。政府对于大资本、大项目和大公司的追求会引起供需关系导向上的扭曲。
根据本章上一节中的分析,可以看到大项目、大企业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即便对其进行财税政策方面的优惠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其对就业的边际吸收能力相对于小微企业而言还是偏弱。尽管一个大企业可能需要雇佣较多的劳动力,但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大企业能够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而小微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总数要超过大企业。
表4-1中列出了1998年到2014年年底我国城镇就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单位、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8]的雇佣就业情况,以及雇佣就业人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规模较大性质的企业本身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在城镇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自1998年以来总体趋于下降,近年来在城镇地区仅能吸纳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就业,从基数上来看,小微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就较之更多。另一个佐证数据来自2014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以下称小微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小微企业承担了我国主要就业,解决了1.5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其中新增就业和再就业的70%以上集中在小微企业；而70%的城镇居民和80%以上的农民工都在小微企业就业[19]。如果能通过鼓励小微企业发展,一方面小微企业本身吸收就业的作用就更大,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接受财税政策优惠时体现的吸收就业的弹性相对大中型企业也更强,这才是能够真正解决好我国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
表4-1 规模较大性质企业吸收城镇就业人数及占比（单位:万人）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整理计算,且均为年底时点数据
接下来对图4-1中所示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凯恩斯框架下拉动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内需）、投资和净出口（外需）。首先来看内需。我国自1994年以来就由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启动内需”的政策[20],包括上一届政府的“家电下乡”等补贴消费[21]的政策,目的都在于扩大内需。然而我国的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60%以上,目前已经持续滑落到了40%以下[22]。以上情况都说明我国的内需不足是一个长期现象。同时,需求侧的财政刺激手段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上文中从供给侧的理论分析,给出了内需不足的一个可能解释,即由于供给侧没有能够形成对就业的有效吸收,而就业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到消费。
第二个需求侧因素是投资。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35%左右持续上升,到2012年已经达到了70%以上[23]。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此时根据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一般理论规律,投资的边际效率相对于此前发生下降也就不难理解。
第三个因素是对外出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74%,到2001年已经超过了50%,并且近十年来外贸依存度始终在50%—60%的水平[24]。但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出口型企业的产出实现收入会受到外需波动的很大影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对我国商品的需求由于其自身购买能力的下降有所回落,直接影响到我国外向型企业的订单数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安排。综合以上分析,目前我国正面临三驾马车一齐失速的境况[25]。
通过以上对我国总体上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企业从供给投入、形成产出再到从需求侧获得收入回流的整个流程都存在障碍和问题。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我国供给侧的主要资源在原本相对廉价的情况下被过度透支,目前供给侧的要素都遭遇了要素价格或成本上涨；同时需求侧对投资和外部需求过度依赖,而内需明显不足,也导致了整体收入流的循环不畅；收入回流到企业的过程又由于政府收取的税费等负担可能相对较重,进一步影响收入回流到供给侧的各个要素,并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侧的要素价格缺乏激励而更加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恶性循环,即表现为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下降,企业经营缺乏活力。而此时还想依靠需求侧的管理政策,即通过政府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投资来带动企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或者对消费进行直接补贴来鼓励和刺激内需,就很难达到理论和政策预想的效果。在国外消费能力下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26]和外需整体走低的情况下,鼓励出口也是无济于事的。至此,需求管理政策在其三个主要的政策抓手,即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上所能够做出的努力,对于改善目前我国企业经营的整体宏观环境和供需两侧的问题,就很难有好的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不同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尤其是供给侧的财税政策,通过改善上述供需两侧的循环机制中的问题,让企业的收入流能够真正地刺激供给侧要素的供给,并且能够让三驾马车形成交替带动增长的机制,而不是同时“熄火”,这才是真正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途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