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东征，是隋唐两代历史上具有全局影响的大事。史载，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的70年中，大规模的东征高句丽先后计十余次。隋唐历次东征，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上看，主要分为水、陆两个方向。其水路军主要集船只于山东“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然后北经“三山浦”，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端海渚，先抵“卑沙城”（今金州大黑山城）或旅顺老铁山等辽东半岛南端津要，而后沿黄海北岸趋鸭绿江口的汉魏晋之“安平口”即今鸭绿江口，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亦可陆行北进鸭绿江流域和长白山南北，进入咸境南、北道。如欲东过鸭绿江再去大同江口，则沿黄海西岸，舟行进至“安平口”“泊汋口”，然后至“列口”和“平壤城”。以上是为《新唐书》中记载的当时“登州海行入高丽、日本道”的水路前一段。
隋唐东征陆路，则从隋东都洛阳出发，东出潼关经幽州燕、蓟之地，傍海出“临渝关”，然后转北行辽西“营州”，再东渡“辽泽”而至“安东都护府”所在地“辽东城”。如《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九年（645）九月首次亲征班师，“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十月辛未，幸幽州。”唐太宗走的此段，应即当年秦皇、汉武的东巡“碣石台”之道，而且其不忘先帝功德，于进入临渝关前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其间步秦皇、汉武之后，驰行数千里，从关中腹地通往东北边陲。其征程之远、征发人马数量之巨及交通之艰难，实属空前。如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二次诏二十四军出辽东诸道讨高句丽。当时征发人数达113万，“号二百万，……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10]。
隋代虽以倾国之师先后三次东出辽左，但终因国力不达和杨玄感等人的内部变乱，以无功而终。唐朝立国以后，吸取隋征辽东的历史教训，集军队储粮秣于水、陆两道，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继续进行统一辽东的战争。据新、旧两《唐书》中记载，唐代东征的主要战役计有以下9次：
1.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统六军发洛阳。……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世勣会围辽东城”[11]。
以后在两《唐书》记载的主要东征战事有：
2.贞观二十一年（647），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出“新城道”；牛进达出“青丘道”，二路并行进攻辽东高丽。
3.贞观二十二年（648），青丘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以楼船战舰由海路征高丽，兵“次鸭绿水，以奇兵袭大行城”。
4.永徽六年（655），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营州”，取北路攻辽东，破高丽于“贵端水”（今浑河）。
5.显庆三年（658），程名振与薛仁贵渡辽河出兵辽东。程名振与高丽战于“赤峰镇”；薛仁贵与高丽大将温沙门会战于“横山”“石城”。
6.显庆五年（660）,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等分道征辽东，攻下高丽之“新城”“南苏”等名城。
7.龙朔元年（661），唐高宗遣兵，分“扶余、浑弥、辽东、平壤、镂方、沃沮”等六道东征高丽。
8.乾封元年至乾封二年（666—667），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大总管兵以伐高丽”。又有薛仁贵、契芯何力等分道集军东征。
9.总章元年（668），李勣、薛仁贵等统诸路军，终于攻下平壤城，执高丽王高藏，高丽遂平，以其地置为“安东都护府”。
上述隋唐时的历次东征，除水路舟师以外，陆路之师，均由“幽”“平”二州，东北出“渝关”傍海道，然后北指“营州”（今朝阳）而东趋“辽东城”（今辽阳）。其中辽西“营州”以南的“临渝”“平州”之傍海陆路，汉晋以来历世通行，已详见于以上各章，古今经行路线无大异，不详述。唯由唐代“营州”至“安东”的陆路交通，唐代以后有所新拓。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当时“边州入四夷七道”。其中第一条道即为“营州入安东道”[12]，这是横贯辽东腹地的陆路干道。考于《隋书》和新、旧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以隋唐时历次东征的军事交通地理考察，隋唐时由辽西“营州”，渡“辽泽”，东行“辽东城”一线，可分为南、北、中三道。最先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已故著名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他在《东北通史》中说，唐征高丽“其陆路之师，盖分三路：其一为北路，由李勣统之，自通定镇济辽水，通定镇者，盖即今新民县境之辽滨塔……其一为中路，太宗自统之，由怀远镇逾辽泽，以度辽水，经马首山，造辽东城下……其一为南路，由张俭统一，自今海城牛庄，渡辽水之下游，以至趋建安城”[13]。金先生对唐代东征之南、北、中三道的地理考证，多为研究者引据。但对三道中的诸交通城站及其经行走向，古今殊无定论，而又多存悬疑。本章以下诸节在1990年著《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础上，再试分别重新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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