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隋、唐两代由营州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和“中道”以北的“北道”，史称为“通定—玄菟道”。因此道东渡辽河后，可直达“新城”，故又可称为“通定—新城道”。宋《册府元龟》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四月戊戌朔，李勣师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壬寅，江夏王道宗率众数千至新城”[34]。
这条由通定镇渡辽水，直趋玄菟、新城的陆路交通，从史籍中看，应开辟于长城戍边道而继承于隋代。据《北史》和《隋书》记载，大业七年，“于辽水西，拔贼（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3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元胡三省注：“通定镇在辽水西，隋大业八年伐辽所置。”《北史》和《隋书》中的“通定镇”，即后来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北趋甬道……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交通路线，而“通定”是关键。
从上述史书中记载的方位看，“北趋甬道”上的通定镇，应位于辽水（今大辽河）西岸。是隋唐之际，由辽西“营州”（今朝阳）通往古“玄菟”的重要交通枢纽。古今据此，如《东北通史》[36]和《奉天通志》《满洲历史地理》等多推定通定镇在今辽河西岸辽宁省新民辽滨塔古城[37]。但从现代考古发现和自然地理诸条件审定，旧说定新民辽滨塔为隋唐时“通定镇”，主要因为辽滨塔者，系辽代“辽州辽滨县”治所。但从多次实地调查考古遗迹看，该城址上限始于辽，并仅存辽金古城址而非隋唐以前古城。另外辽滨古城，紧靠辽河西岸，地势平沃，这里纵有交通之便，但无山险之利。而隋唐时的“通定镇”，本建于高句丽“武厉逻”旧址上。按一般规律，作为辽河西岸屯兵戍守的高句丽“武厉逻”城，一般都建于据山险或高地上。这一点与“通定镇”应当具备的地理条件相差较远。近年有的研究者考“通定镇”在今新民巨流河。其失误在于混淆了隋唐“北趋甬道”和清代“大御道”的区别。审定隋唐二史中，辽东“北道”上的通定镇，似应有如下地理条件：一应是交通要冲，东临辽水又为师旅进出便途；二应是辽河西岸的高阜之地，有屯兵戍守的地利之险。以此寻证“通定镇”的地理位置，本节认为应置于辽河西岸、今新民市境公主屯后山附近以东的“乌尔汉”遗址。理由如下：
其一，新民“乌尔汉”正在地处紧靠辽河西岸的古今交通孔道上。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3月，笔者偕李健才和沈阳市考古所李晓钟先生等，先后多次赴法库、新民考察叶茂台、辽滨塔等和辽河西岸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该遗址地处紧靠辽河西岸乌尔汉村西南的高丘台地上，为现今101国道旁的一处临河重要聚落址。据李晓钟先生介绍，在“二普”中，该处即有晋、唐及早期遗物发现，并出有高句丽时代陶瓦，应为重要古城遗址或渡口驿城。考其为“通定镇”遗址，于交通地理和考古遗存均可据。
从乌尔汉遗址俯瞰辽河（左上为现代建筑）
其二，从自然地理上观察，乌尔汉遗址正好位于紧靠辽河（一称巨流河）西岸的平原高处，地理坐标为北纬42°5′、东经122°5′左右。东距辽河干流不到10米，控制着辽河要冲的三角地带，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的优越条件。由这里渡辽河，去往今沈阳、抚顺一线的古“玄菟”和“新城”，比其南的辽滨塔更有便捷之径。而且这一段巨流河，是新民境内最险窄的段落。今101国道，即明清以前的辽河渡口古道。所以古今此地为兵旅必由之地。不仅古代兵家多由“通定镇”渡辽水，就是近代的郭松龄反奉之战，郭、奉两军也曾会战于新民高台山一带。现经过乌尔汉的101国道，正是沈阳西通向古“营州”（朝阳）的北路干道。2013年春，笔者又与张福有再次实地调查，可确认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应为“通定镇”。其文物史迹和古道方位历历可证[38]。
其三，据《盛京通志》记载，通定镇“在广宁县东一百八十里”[39]。明清广宁城，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城。清人记载通定镇方位竟如此翔实，不知其所据如何。但从今天的实地方位看，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城址）正在北镇东北约200里，这与《盛京通志》中的“东百八十里”基本相合。如以旧说“辽滨塔”为通定镇，与北镇相距约250里，与史志中记载相差更远。因定新民市西北辽河西岸的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为隋唐之“通定镇”，正与古今辽东交通地理和古迹遗存相合[40]。其后至辽金时，在此处交通要津西南10多公里处重建辽州“辽滨县”[41]，亦符合古今地理条件。
至于“北道”上过辽河东的“玄菟”和“新城”，前者为东汉、三国以后玄菟郡的第三迁旧址。至高句丽据有辽东以后，废郡制而称为“玄菟城”。故址详情见于本书第四章，确知应在今沈阳东陵区上伯官屯古城。而与玄菟旧城隔浑河相望的“新城”，以对应于玄菟旧城得名，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中，均确知为今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两城之间隔“小辽水”（唐又称“贵端水”）相望数十里，为唇齿相依拱卫之城。玄菟郡城始建于汉末，而新城则应始建于东晋以后，高句丽据有辽河左岸之后。两城在辽东交通和军事地理上，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故《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条记载：“新城为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隋唐历次东征，由“新城”或“新城道”（浑河谷道）以进，计有五六次。自晋唐以来，由辽东“新城道”以进，东行沿苏子河可抵“木底”“苍岩”，去往高句丽古都“丸都”；东北可行“南苏”“扶余”诸城；东北行经渤海“长岭府”，可至渤海国国都“渤海王城”；东南沿浑河经“盖牟”城，可到达辽东城（今辽阳）。可见，辽东之“新城”实为晋唐时期东北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
该道在前章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三燕”与高句丽争据辽东的交通地理中已经详述过。上述隋唐东征时的辽东陆路三道，基本上沿袭了汉魏晋时期古道。只是在“中道”和“北道”的交通地名上，隋唐时明确增加了“怀远”“汝罗”“通定”等新地名。这是隋唐收复辽东过程中对辽东陆路交通地理和建置的重新调整。这也为其后辽代的东京至中京的交通地理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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