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的交通车帐制度

契丹和奚族的交通车帐制度，与契丹和奚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息息相关。辽代全盛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阿尔善沙地），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拒马河），幅员万里”^[77]。可以说是当时东北亚地区版图最辽阔的草原帝国。在如此广阔的辽代疆域内，契丹贵族对外要开辟通向“五京”和邻国的交通道，连续征伐渤海、高丽、北宋、西夏；对内要每年发“横帐”设“行宫”于“四季捺钵”转徙之地，于平时更有“逐水草而居”的民生需求，所以其交通车帐等制度，必顺应这一基本社会功能而设定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一）如前节记述的“四季捺钵”行帐交通制度

这是辽代国家等级的交通行帐制度。《辽史·营卫志》：“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78]可见，在辽代“捺钵行营”已是一种国家制度。其表现为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帐路线、固定的行帐时间和特定的行帐礼仪。以辽帝“夏捺钵”的庆州、怀州和归化州（今宣化）等地的行帐活动为例：三地大都有辽帝捺钵行驻的“行宫”，如怀州西山有“清凉殿”，庆州城中“辽行宫”^[79]。据20世纪70年代和2010年秋两次实地调查，庆州（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城内城中偏北居中的大型建筑址，应即辽帝“夏捺钵”至庆州、黑山一带的行宫所在遗址。这种固定的专设行宫遗址，反映了辽代捺钵制度在辽代交通行帐上的独特性。恰如前引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所云，（由中京北）“复逾沙陁十余叠，乃转趋东北，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过庆州东北十里，经黑水镇，济黑河，至大河帐。帐之东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

从沈括的详细记载来看，设有辽帝“行宫”的庆州东当有“草原御路”。而庆州内的“塔庙廛庐，略似燕中”，可见其行宫驻地的繁盛。出庆州东北十里有“黑水镇”，当即行帐转移的又一交通重镇，一称“黑水州”。而过黑河的“大河帐”以后，其东西有黑山，一称炭山，乃辽代圣山。宋张舜民《使辽录》亦记载，北狄（辽）黑山“犹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归此山……非祭不敢进山”。可见，辽代“夏捺钵”的行帐驻地之一庆州及其黑山在辽代契丹人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辽代行帐交通与众不同的文化意义。因此，庆州所在的“黑山”，正是辽代中兴的圣、兴、道之“庆陵”和“奉陵邑”所在地，也是辽代行帐制度的典型区域之一。而辽代“春捺钵”行营的“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更是辽代“五京”以外专设的最大“行营”驻地。

（二）为服从于争战和信使往来的草原交通制度

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军事角度和政治角度的车帐、骑射文化。骑兵和骑射，是辽人的文化传统。如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至二十九年（1011）正月，辽征高丽，“冬十月丙午朔，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80]。此段辽兵偕女真骑兵数万攻袭高丽，曾渡鸭绿水以东攻高丽“西京”（今平壤），“围之五日不克，驻跸城西”，又攻至“开京”（朝鲜开城）而还，可谓长袭千里的长途之战。一路所经的辽东铜、霍、贵、宁和来远诸城，俱辽东京去高丽的军旅之道的实际经由。

再如重熙十八年（1049），辽征西夏。当契丹铁骑逼近西夏大营时，为不暴露军情，驸马都尉萧惠令“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81]。而与契丹毗邻而居的奚族，其衙帐制度亦很发达，甚至远传唐时京城。“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82]。至辽代契丹之“奚车”当更精进。

以上举两次大举攻高丽、西夏之役，不仅骑兵千里奔袭，而且有车马随行运载辎重、粮草，可谓辽代从军事交通史上反映出来的行旅盛况。如同《辽史·萧惠传》所载：“明年（重熙十八年），帝（兴宗）复征夏国。（萧）惠自河（拒马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83]足见辽代军旅交通的盛况。

至于服务于信使往来的交通馆、站，在上述宋人使辽的行程录中，亦有具体记载。如前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出古北口“过顿，东北十余里，乃复钩折而南，数里至卧如馆。卧如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济滦水，东出度摸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可见在辽国境内的主要驿路干道上，为供行旅驻行，均有馆、顿一类驿站之设。馆者设于部落或州、县关要处，多有城寨一类建筑以居行旅；而顿者，为行旅的中食或停歇处，在契丹和奚族地区，多为临时的“毡帐”。如沈括行至“临都馆”与“崇信馆”之间，“自馆稍西北行，路小（稍）平，二十里至中顿毡庐”。这种适合于草原交通的馆驿制度，实效法中原的驿传制度，而又辅以独特的部落营寨和中顿毡庐，是中古时期以来东北草原民族传统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的交通管理制度。

（三）为服务于本族民生的逐水草而居的群牧制度

辽代服务于契丹族民生的以“群牧”为标志的居行制度，是契丹人以群牧经济为依托的基本经济形态。无论官私，均以养马为多，辅以牛、羊、骆驼。如《辽史·食货志》所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84]北宋苏颂在使辽诗《契丹马》中亦云：“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人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85]即辽代社会不仅以养马为富国强兵的要务，而且以拥有马、牛等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与此相应，其除国家层面的对外争战和聘使往来外，普通部落和牧民间的往来，则以良驹和牛、驼车为盛。

为经略好具有国体经济形态的“群牧”制度，辽代与重视“四时捺钵”一样，重视生产方式的管理。契丹王族选择最好的草场，建立国家牧场，称为“群牧”，并在中央设一统一管理群牧的最高机构——“总典群牧使司”。其主官为“总典群牧部籍使”和“群牧都林牙”等。在地方州府，分设某路“群牧司”，设有“群牧使”等专司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层面的最高官制中，专设管理各级“群牧”的开创之制。它不仅在民生和经济上推动了辽代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推动马、驼、牛、羊饲养，车具、马具和骑射文化的发展过程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