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海宇会同”、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了统驭边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其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元朝的驿站制度，始于太祖、太宗而完成于世祖时代。元朝的驿站（站赤）管理制度，是元朝统治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重要任务。从站赤的分布看，元代北方交通主要是通向岭北行省的蒙元故地北方草原地区和东北方向的辽阳行省，而通向东北亚腹地的白山、黑水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城站，也是当时东北亚核心区域的主要干线。
元代驿站详载于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编纂的《经世大典》“站赤”部分，以及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熊自得所撰的《析津志》“天下站名”部分。这两部书均已失传，所幸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将这两部书部分收录下来[2]，为研究元代东北亚驿站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据元《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记载，在岭北地区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范围内就各设立站赤120处。元代站赤之设，与历代相比，有如下历史特点：
其一，驿站开辟较早。成吉思汗时代的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戊子（1236），驰传来京。……道从以驰驿故，先给牌符。”此处的“驰驿”当指有站驿的交通。从其后《元史》中记载看，早在蒙古汗国的太宗窝阔台时期，已开始正式筹立驿传。其后站赤驿道的完善更成为庞大的蒙元帝国的基本国策。所谓“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
其二，站赤种类齐备。元代把辽金以来的馆站、急递铺与站赤结合起来。元代站赤以其交通路线所经和交通工具的不同，分别称为陆站、水站、牛站、马站或狗站。即所谓“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3]。可见元代交通站赤设立之齐备，足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其三，元代站赤和驿道分布的地域范围广泛。除京师往各行省主要干线外，“内而各卫，外而行省……遍设陆水站赤”[4]。终元一代，见于史籍，在元代“四汗国”以外，仅在元帝国本部疆土上，即设有“站赤一千四百九十六处”[5]，是历史上设立站赤最多的朝代。驿道的通达几乎遍及边隅海角和各个汗国。
其四，元代站赤连接边腹要镇，主要服务于军事。其中以大都为中心通向东北者，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通向“岭北行省”；二是通向辽阳行省“大宁路”和全宁路以北的元代初兴之地；三是通向以辽阳、咸平为中心的辽金始兴“东京”之地，以控制女真、高丽。
其五，元代站赤和驿道的管理制度渐趋完备，是历史上邮驿制度的集大成时期。当时在军情和驿务繁忙的大都（燕京）和上都（开平）等地，还专设“急递铺”制度，对明、清两代均有影响。《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四》记载：“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始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站赤网络和急递铺等，将宋、辽、金的旧馆站与元代驿传制度结合在汗国的广阔区域内。
综上，从终元一代约一个世纪的交通地理来看，以北方而论，当时从元大都（今北京）通往岭北“和林”，有蒙古汗廷、上都和大都的草原驿道；东北方向的各条驿道和站赤，从建置上多是沿用辽、金以来旧道。在辽金故道不达的地区，又开辟了一些新驿道。《经世大典》“站赤”部分所载驿站只有各站所置的车马数，而无各站间方位里数，而《析津志·天下站名》所载的驿站，虽无车马数，但有各驿站间的方位里数，因此二者可互为补充。今据元人诸北行记录和《析津志》“天下站名”部分所载的各路驿站情况分述如下各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