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雷 婷
［摘要］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的逐渐瓦解，是农民群体对于土地的情谊、农作物的选择、财富的认知与支配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并进而重塑他们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当中，经济作物的引进与推广是伴随商品经济进入农业社会一个比较凸显的特征。笔者选取了云南富民县芭蕉箐村作为田野调查点，拟从最早进入当地的经济作物——作为政府扶贫政策推广的烟草为基点，释认经济作物种植与地方生活秩序之间的紧密关系，具体地呈现了芭蕉箐村民是如何在飞速变迁的外在历史条件中，不断赋予经济作物到农业生产再到整个生活方式上的承接与创新，并试图以此反思少数民族村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约束与障碍。
［关键词］ 苗族；烟草；经济作物；扶贫政策；转型；地方生活秩序
一、引 言
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三个阶段。“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这一变迁过程伴随最初的“四个现代化”到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然而，身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我们已经深刻体验到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可能是单独进行的，伴随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变革与转型。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民族经济现代转型的研究也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旨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较为零散的调查分析；②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集中描绘和展示各民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性变革的、空前庞大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80至90年代期间，从区域而非民族本身出发探讨民族发展问题；90年代之后，“演进—制度”分析范式的广泛引入极大拓展此前研究的唯经济论园囿。③尽管如此，社会变革的全面性与激烈性不仅使原有的少数民族经济转型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多变，原有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的民族经济转型研究的视角与手段濒临完全失效。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人类学实体阐释、生态—生计分析、新发展观等理论的引荐运用中，产生了强调少数民族主体性与文化视角的、聚焦民族经济与社会文虎变迁的一系列突出成果。”④人类学家带着对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特长进入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的领域。
秉承卡尔·波兰尼关于“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的理论，即在一些社会里，经济并不作为一个独立整体而存在；它是“嵌合”于诸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组织制度等其他制度之中，人类学家在探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问题”置于完整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当中⑤；提倡强调“土著观点”与地方性知识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发展模式。人类学家关于发展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点和主题，“其中大体可以分出三大潮流：一是采用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手段；二是立足于本土知识研究，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发展模式；三是继续和延伸发展话语分析，证明并展现发展实践中存在着的多种发展话语。”⑥
20世纪80年代，以“赋权”为根基，发展思想由自上而下变迁的理论假设向其他发展模式的转变。弗里德曼提出：“作为一种发展的基础，赋权方法强调在地方组织的社区决策、地方自立、直接参与民主及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等方面的自主。其出发点是地方，因为公民社会最容易在地方事务中被动员起来。”在赋权的基础之上，“参与式扶贫”应运而生了，这也是发展人类学家在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一次理论创新。“参与式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政策，它认为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们创造性参与的愿望。因此，它们不把扶贫、“基本需求”与结构变迁作为要直接处理的问题，而是强调外来专家的鼓励者身份，以帮助推动人们的自我发展，避免太多外部干预活动所导致的依赖。然而，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的扶贫策略并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人自身发展的愿望，多采取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扶贫手段，收效甚微；另一方面，传统扶贫策略以“经济增长”作为扶持的核心命题。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深刻地指出，虽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发展的手段并不局限于经济的增长。它还包括社会机会、政治自由、信息的透明和防护性保障等多方面，而且这些手段是应该且可以结合在一起的。⑦这些因素促成了传统扶贫策略与本土的文化秩序、社会结构之间激烈冲突的存在。
笔者通过在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村所作的关于烟草种植的研究当中，发现传统扶贫策略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忽视问题，展现于实践之中的是深刻内化于传统扶贫策略之中的一套新的生活秩序与当地原有的地方生活秩序之间冲突和碰撞，并认为以此对传统扶贫策略做一次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本次研究的目的更在于在此种反思的基础之上，展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转型过程中，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行为表层下包含的文化意义以及以“文化”为核心的地方生活秩序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力。
二、走进田野：一个苗族村寨的经济转型初探
芭蕉箐村是位于云南省富民县的一个苗族自然村寨，从村寨经济结构特征来看，渔猎经济已经消失，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成为当前主要的两大经济类型；从物的积累与流通来看，芭蕉箐村已从最开始的自给自足占主导的经济走向依赖市场机制的商品经济。芭蕉箐村如今的生计与经济格局的形成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经济改革紧密相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扶贫政策的正式实施，成为最初村寨经济转型的直接推动力。然而，政府在芭蕉箐村推广的以烟草种植为核心的扶贫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伴随烟草的进入和推广，芭蕉箐村原有的地方生活秩序与烟草种植所需重新塑造的生活秩序与认知观念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政府的补助、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烟草的高利润这些原本被认为能够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捷径，最终都未能得到当地人的青睐，反倒是村民依据自身的理想与经验，摸索出了一条多元的经济作物种植道路。
芭蕉箐现在隶属于云南省富民县东村乡石桥村委会，该村委会下辖7个自然村寨，其中芭蕉箐处于石桥村最北部的半山腰上，海拔1 800余米，是富民县、禄劝县和寻甸县三县的交接点，距离石桥村委会15公里，距离乡政府所在地东村街18公里，距离昆明市82公里。现定居在芭蕉箐的人口有张、龙、杨、王和潘五个姓氏。一个多世纪以前，现在芭蕉箐村所处的山区人迹罕至，一片荒芜。大约在一百余年以前，马山头夫妇两人（苗族）从贵州搬迁至芭蕉箐，他们是最先定居于此的人家。芭蕉箐是历史并不长久的苗族村寨，五姓之间血缘关系错综复杂。芭蕉箐现有人家53户，人口150人，不包括村民这几年自己开垦的山地，村内可耕地约200亩。芭蕉箐村民在独特的山地环境与历史条件作用下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与完整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在饮食习惯方面，芭蕉箐村民主要以稻谷、玉米作为主食，由于日常劳作的关系，为节省时间，通常每日只吃两餐；居住习俗方面，苗族有分家的传统，即子女长大成家之后另建房屋，房屋通常建在父母房屋旁边；婚俗方面，提亲、定亲、娶亲、传统的节庆活动与汉族大体相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佳节都属于芭蕉箐村民的节日，除此之外，因为信仰基督教在当地还有一些宗教节日，主要是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
从历史来看，芭蕉箐的经济生活从一开始便似乎是先天不足且发育不良的。该村的传统生计呈现为一种混合经济状态。在短短的八九十年前的共同体构建初期，在长期的频繁流动中，一位叫马建国的人将他的家庭及其基督教信仰迁至了芭蕉箐。芭蕉箐村的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即种植业为主要方式，从而形成其明显的依附性经济的基本特征。芭蕉箐村民当时主要是在一块被称为三家坟的坡地上耕种，这块坡地当时属于定居于山谷地带的杨嘎里的四户汉族地主所有。而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时期。土改时，在马建国的带领下，芭蕉箐村民向杨嘎里的汉族地主减租退压，后来进行分地到户的土改运动。当时芭蕉箐每人分得水田1亩，旱地2．3亩。在这个阶段，生计方式主要以狩猎采集、种植与畜牧业为主，但总的来说，村民生产所得仅供自家消费，鲜有剩余进行市场交换，经济意识较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80年前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主导下，芭蕉箐与杨嘎里等村寨一起合并为一个大队，其生计模式主要依赖种植业和畜牧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个体家庭被重新确立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直至90年代，芭蕉箐村苗民的生计方式主要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狩猎采集业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退居末位。其中，种植业主要以玉米、水稻、小麦等承担自家消费的粮食作物为主，用于市场交换的经济作物种植在当地并不常见。人们的生产生活主要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收入是以实物收入为主，现金收入较少。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开始选择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些较为贫困的山区推广经济作物种植，期望各民族共享改革的成果。
芭蕉箐于1988年前后第一次正式接受政府的扶贫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当地推广烟草的种植。烟草作为第一批进入当地的经济作物，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在最初种植的几年一度构成芭蕉箐村民的主要收入。然而，全村种植烟草的情形大概只维持了七年左右，提到这其中的缘由村民都是“怨声载道”。随着烟草种植在当地逐渐式微，经济作物的种植却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类似果树、山药、豌豆等作物都逐渐进入芭蕉箐村人的生活当中。这一现象的产生仅仅通过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是解释不通的，正如费孝通所说：“要了解农民不能单凭几个数字，要了解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你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
三、“烟草”：一种新的生活秩序
芭蕉箐村至今一共换过五任村长，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即第三任村长杨天有任职期间政府开始推广烟草种植。当时，政府派了三个技术人员到芭蕉箐组织教学会议，教村民如何种烟、烤烟以及平时的管理。但都只限于理论上的教学，没有实践。当时种植烟草的总面积以及种植烟草品种都是由政府规定，然后根据村民自愿的原则，各家报各家期望的种植面积，最后由村委会按照各家种地的能力、技术以及田地的好坏多少来分配烟叶苗的数量。项目刚开始实施的时候，烟苗是由专门的烟苗户免费提供给当地人栽种。根据张学德（上一任村长）所描述的，当时政府这个项目实施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要通过在山区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当时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意识与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与山区农民的合作，能够定期定量的获取烟草。
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下，90年代后期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烟草。但是各家种植烟草的数量和积极性都有很大差异。芭蕉箐村种烟较多的都是在80年代分产到户时土地分得较多的农户，大概有六七家。这六七家也是当时村里种烟种得较好的几家，特别是当时的村长杨天有。据他说，政府在刚开始推广烟草种植时，每年都会在芭蕉箐与其他邻村进行烟草种植优劣的评比。在每一年的种烟评比中，杨天有都被评为芭蕉箐村最会种烟草的村民，还获得了烟草公司颁发的一系列荣誉，类似奖状、毛毯等。但是除了六七家种烟较多、且时间较长以外，村里的大部分家庭种植烟草的数量都很少，并且积极性不高，都在几年以后放弃种烟了。与芭蕉箐不同的是，隔壁的柿花箐村自90年代政府推广烟草种植以来，烟草种植一直没有停歇，并且成为当地一部分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四年前芭蕉箐村还有杨天有最后一家种烟草，村长家去年又开始重新种烟。村长说，现在种烟要5亩以上政府才跟村民签合同，因为村长家只种了一亩多一点，再加上烟草推广的项目已经给了柿花箐村，所以拿不到政府的收烟合同。但是，村长说五亩以下的烟农可以将自己的烟叶并到有合同的烟农，因为柿花箐种植烟草的人家很多，村长就将自己家的烟草并在了柿花箐一家人家的合同里面，他说村里的人也都知道可以这样做。去年一亩多烟草卖了6 000多块。村民张学友却说，他们村子里还有人想种烟草，但因为芭蕉箐村烟草推广的项目已经结束，更加种不到5亩，他也不知道可以将自家的烟草加到柿花箐村的合同当中。在没有政府的补贴的情况下，也就越来越少人种烟草了。
在研究为何村民纷纷放弃烟草种植时，从烟草种植本身、烟草的交易再到村民的消费与财富观都对原有的地方生活秩序发出了挑战，村民言谈之间也透露出对烟草种植而引发的一系列变迁的不适应。
（一）物的生产与消费
在烟草进入之前，玉米就已经是芭蕉箐村民生产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物。20世纪80年代末期，除了水稻和麦子以外，玉米和土豆是当地最为主要的两种作物，并且都主要是用于自家消费。伴随烟草的进入，意味着村民需要拿出一部分以往种植玉米和土豆的土地用来种植烟草，物的生产环节发生了变化，促使村民生活节奏的改变，不仅如此，由于烟草不能用于自家消费，村民的消费习惯也被迫发生改变。
从物的生产来看，烟草的种植流程相较于玉米、土豆较为复杂耗工。繁琐的种植过程经常是村民拒绝种植烟草的最常提起的原因：“太累了”、“赚到钱也不划算”、“太麻烦了，种点玉米就挺好的了”。这种对劳动力投入的高强度要求，使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习惯都需要重新调整。烟草种植大概在农历二三月份开始，将烟苗放入营养袋里面播种，每两三天浇一次水。种植烟草的化肥需要适量，一亩烟地大约需要40—50公斤化肥，不过也要看土地的熟度与肥度而定。差不多一个月，几场大雨之后烟苗开始发芽，这时候就要将烟苗从营养袋中移入土里，盖上薄膜。每隔两三天要浇水打药，然后等待烟叶开始变黄。收烟是按照烟成熟的程度来收的，一般是先从靠近根部的烟叶来收，叶子黄了就可以收，每次收个两三片，装满一个四层的烤烟房的烟全部烤完需要4到7天。烤烟与收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将所有的烟烤完一般要到8月份。这种繁琐的种植过程，使得村民原有的生活节奏都需要重新调整。种植烟草要求每个家庭能够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并且在收烟烤烟那几个月需要长时间密集的劳动。种烟能手杨天有说，在他种烟的那些年里，每到农忙时节，他和妻子就要清早出去收烟，然后拿回烤房烤，一天的活做下来要到夜里12点，很多时候一天都只能吃一顿饭。这样密集的劳动让村里很多人都吃不消，苗族人总是爱说自己“懒”，这股懒劲让他们觉得种烟草虽然能赚钱，但十分辛苦，心底里是觉得不划算的。
不仅如此，烟草的种植对土壤还有一定的要求，烟草不同于玉米、稻谷、果树等其他作物，烟草种植需要一块完整的土地，并且不能和其他作物共同享用。像板栗、核桃类果树在最初种植几年可以同玉米种在一块，并且芭蕉箐村路边很多零散的空地上也分散种植了一些果树，这对于烟草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从土地的肥力来讲，一块地种烟草三年之后就不能再种了，肥力下降，就得重新改种玉米。种烟草最好的土地是沙土地，但芭蕉箐是以红土为主，不是种植烟草的最佳选择。种植烟草需要成片的土地，芭蕉箐的土地很多都是分散的，加上又少，离水源远，加大了种烟草的繁琐程度。张学德说，隔壁村子柿花箐的土地是芭蕉箐的十倍，而且很多都是连成片的，为种植烟草提供了很好的土地条件。烟草种植的耗工、对土壤的要求、芭蕉箐村有限的土地面积，都使得村民在选择经济作物时更加谨慎，因为这直接在挑战最关乎他们生存的作物的种植：玉米。
从消费习惯和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最先接触到烟草的村民是将足够的物的累积看作是财富，而不是将物换作金钱存入银行。“我们苗族人没有存钱的习惯”、“我们存不来钱”。可以说玉米恰好满足同时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消费理念和财富观。一方面，玉米可以满足他们自身对食物的需求，属于可供自家消费的食物；另一方面，玉米打碎之后以及玉米的叶子都可以用来喂养牲畜，保证牲畜的生存；最后，在满足自家消费以后剩余的玉米拿去市场交易，卖来的钱村民一般又继续投入到来年的种子、肥料的购买上。可以看到以种植玉米为主线而展开的对粮食作物的调配与使用，是以自家的生存性消费为根本，市场交易只是在有粮食结余时的一种消费手段而已。而烟草不仅不能自家消费，它的储存周期很短，无法延时交换。烟草如果在短时间内没有卖出去，就会变成一堆废物。
可以看出，经济作物的大规模推广必定会威胁到原有的作物种植格局，而烟草作为首次进入当地的经济作物，它绝非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进入，更是携带了一种全新的生产习惯和消费理念。以种植玉米所象征的以生存为目的的生产习惯在短时间之内无法被种植烟草所象征的以发展为目的的生产习惯所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二）“撕薄膜”的新技术
种植烟草不像玉米、水稻或者小麦的种植，后者的种植在家与家之间存在的因技术水平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农作物质量优劣并不明显，然而前者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很容易由于技术掌握不娴熟导致最后的烟草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邻村柿花箐村的最会种烟草的两个人，一个叫张会侧，一个叫张会国。据张会国说，当年柿花箐之所以坚持种烟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村懂得一个叫“撕薄膜”的技术：当年政府所派的技术人员下来指导村民如何种烟草时，并没有告诉村民应该在某个时间点撕去之前盖上的那层薄膜，所以一开始很多家庭种烟草都以失败告终，没有尝到烟草带来的甜头。张会国就是柿花箐村第一个发现要“撕薄膜”的人，但是这个技术并没有传到芭蕉箐村。
除了“撕薄膜”这个技术的缺失之外，种植烟草本身的整个过程也对农民自身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烟草种植与后来的烤烟都相当讲究技术，如果技术不到位，烟在种植过程中很容易得病死掉或者在烤烟时叶片烤得太薄、烤坏，这样都会影响到最后卖价的高低。烤烟更是讲究技术，种烟的农户首先要在家里用泥巴盖一个四四方方、三到五层不等的烤烟篷。烤烟之前，先将烟草全部编织在一起，烟叶之间保留一个个的洞格，将烟草担在木头上。生火在下面烘烤烟叶，随着温度的升高，将水分吸干。烧火的时候要时刻关注烟的变化，根据烟的浓度来加柴减柴，以此来控制烤篷内的温度。张学德一直很坚持认为技术原因是导致芭蕉箐村民最后放弃种植烟草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在最开始推广烟草时，虽然有派技术人员下来教授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但始终都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教学，没有深入实践，村民在种烟时存在一个自己摸索、经验积累的过程。然而头几年，很多村民仍然未能掌握种烟烤烟的技术，大多数的烟农都亏损了，后来也就不想种了。
烟草引进过程中使村民最自觉无法胜任的原因就在于技术、新知识的学习。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不需要多大技术要求，在村民之间也不会互相比较。而烟草公司在最初会举行烟叶的评比，以至于最后种得好的人家，比如杨天有，就坚持种下来了，村子里大部分村民掌握不了那个技术就纷纷放弃。这既是作为个体的一种自我实现未果、受到挫败的选择，也是集体感知文化冲突的表现。芭蕉箐村作为一个自然村，与外界交流不多，社会结构较为稳定，这样的特性赋予了它传统地位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的地位。而烟草文化作为一种陌生事物进入芭蕉箐村，不仅一开始村民是被动的接受、学习，它对技术与劳动力的要求更让村民难以认同。再加上由于技术有别而导致最后收益的落差，也会使得一部分村民认识到烟草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种，能够种得好。
（三）市场交易机制：烟站
黄应贵在对布农人经济作物的研究中写道：“经济作物的收益与否，必须依赖市场的交易机制来决定。而这种依普遍性原则来进行的交易方式，既不符合传统布农人观所强调依个人相对能力的交易方式，且当地人无法充分了解市场机制的操作。”在芭蕉箐苗民的烟草交易活动也同样存在由于烟草交易特殊性所引起的村民对新的交易方式与市场机制的抗拒。
烟站是由政府所主导的国有烟草公司，随着项目开始即与村民交易烟草。村民种植烟草要与烟站签订合同，农户根据烟站所规定的烟种、数量进行种植，最终收获的烟叶也都由烟站收购，每亩（1 000到1 200棵为一亩）都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烟草。政府收烟是按照级别来收。根据杨天有的说法，刚开始烟草公司收烟有七个等级，等级越高单价越高，但是村里人很难达到比较高的等级，等到他当村长的时候，烟草公司收烟就有四十几个级别了。烟草的价格平均在15元一斤左右，但是由于等级的不同，差价也很大，最高的每斤能达到20几元，最低的才2角钱。据说，当时烟站收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而能够评上高等级，不仅烟要烤得好，更关键的是在烟站有没有熟人或者会不会走关系。张学德说，当时去收烟的时候，会有一个“握手”的动作，烟农在与烟站收烟的人握手的时候，会用指头在对方的手心比手势，意味着要给对方多少红包。然而这种“关系户”在芭蕉箐并不多，村民大多知道这种做法，但大部分村民都不会送礼拉关系。
在烟站出现之后的几年，东村乡开始出现一批专门收烟的生意人。他们收烟的规矩与烟站不同，不是按照等级来收烟，而是按混合烟叶收，全是一个价，这样一来，交烟过去的人一般都是按照一个价格卖烟，不会存在价格上太大的区别，并且一般要高于烟站。几乎村里种烟的人都与烟站和地下生意人保持着联系。因为之前与烟站有签订合同，烟站也清楚每家每户种烤烟的地有多少，按常理说村民家种的烤烟都得按照规定卖给烟站，但是由于烟站收烟的等级划分，很难卖个好价钱，地下生意人又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杨天有说，他当时就是拿出一部分抵任务，一部分卖给生意人：“种8亩，报5亩。”这样剩下的3亩地种的烟就可以拿去卖给生意人。村里有种烟草的人都有和地下生意人做交易，只要生意人一进村，大伙儿都是“我不说你，你也莫说我”。不过即使专门收烟的地下生意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价钱，种烟的品种也能够由村民自己决定，但若缺少了政府烟站的合同，村民将会失去了政府在购买肥料价格上优惠，并且地下生意人收烟的频率并不稳定，不能为一些种烟种得较好的烟农提供长期稳定的销路。
烟草交易依靠政府与地下生意人两方面的收购，每年的价格波动很大。政府收烟按等级，因为技术不成熟，不少烟农烤出来的烟都不好，卖不了好价钱。再加上烟草公司收烟时的不公开、不公正，许多村民觉得对方无法信赖。张文杰今年已经七十好几，他说当年推广烟草，烟站收烟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他不想种了。村里持这种说法的人还很多。烟草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的受益与否，必须依赖市场的交易机制来决定，由于不能够充分了解市场交易机制，也在村民心中造成了一定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
四、多元经济作物勃兴与文化秩序重建
2008年至今，芭蕉箐村仅有村长一家还在种植烟草。但是烟草在芭蕉箐村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所有经济作物的排斥，恰恰相反，近十年来，核桃、板栗、山药、豌豆等都成为村民竞相种植的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摆脱了烟草的命运，受到了当地人的偏爱。继烟草引进之后芭蕉箐村新兴经济作物主要包括果树、山药、红薯、豌豆等，玉米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共同的功能。总体来说，玉米的种植面积居作物首位，但随着经济作物的多元引进，各家各户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呈现出作物种植多元化的局面。
以苹果、核桃、板栗等果树为代表，芭蕉箐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一定数量的果树。核桃、板栗类的果树种植一般需要五到七年才能挂果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刻意的照料果树就能够自己存活。在种植土地的选择上，村民一般有三种做法。较为常见的是在种包谷的地里插缝种果树，随着果树不断生长，对空间、土壤以及水分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减少原有玉米的种植数量，这样一来，村民就不用担心由于果树挂果时间太长导致土地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了；芭蕉箐村位于半山腰，山路崎岖，村民的耕地离村寨走路需要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有些村民就在自家门口或路边种起了果树。这类村民种植果树数量不多，总量一般不超过30棵，并且由于较少打理，病虫害情况较为严重，挂果不理想；还有一类在村中并不普遍，即种植果树有一定年头，并且有专门的土地用来大量种植果树，较为典型的就是长老家。
长老家是全村种植果树最多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户，大约二十年前长老自己开垦了四亩荒地全都用来种植板栗，四个儿子分家之后仍然保留了这四亩板栗地。前年靠销售板栗收入达到9 500元，去年收入超过10 000元，成为长老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几年板栗价格逐年上涨，长老却十分忧心。他说，家里种植的板栗数量太多，但分家之后各家顾各家的地，这四亩板栗的管理已经很成问题；板栗这几年病虫害严重，加上云南连续三年大旱，板栗的收成很不理想。即便如此，村里还是有很多人开始坚持种板栗，村民龙荣才说：“板栗不好种，大家都种不好，所以价格才高，要是种好了的话，就管钱了。”
为什么偏偏烟草不行，其他的经济作物却都纷纷走进了村民的视野呢？从后来兴起的经济作物的特性来看，它们既是生存性资料也是发展性资料。同玉米一样，许多农户在选择种植核桃、板栗时都会拿出一部分留给自家食用，虽说量不大，但对于他们而言也能够称作为满足生存需求的选择。并且核桃、板栗等经济作物能够储存，以物的形式进行积累。其次，核桃、板栗的种植对技术、新知识的要求不高，没有太过繁琐的程序或需要掌握的技术，内部不会存在太大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核桃板栗这些作物需要七八年才挂果，在种植前期可以和玉米共用一块土壤，这种“缓慢”的变革显然要比种植烟草更容易让人接受。从烟草的种植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兴旺走向衰落的过程，但应该充分考虑到烟草进入芭蕉箐村是在90年代末期，属于我国少数民族村寨地方经济转型的初期。而且烟草虽然未能得到成功的推广，但是“烟草种植”所蕴含的一种新的生活秩序正已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当地，传统的生活秩序一步步走向解体，这为后来的经济作物进入扫除了“文化障碍”。现在人们都坦言选择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是由于想要挣更多的钱，有些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有些是想买一些机械用品等等。总之在当下时代所具有的特性下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使得村民不得不开始慢慢发展新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对教育的渴望、对机械化的追求、对财富的渴求，这些新欲望是伴随新的生活秩序形成的结果，同时又参与了新秩序的生产。
五、总 结
烟草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在芭蕉箐村推广的首批经济作物，它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伴随经济市场的逐渐统一，芭蕉箐村民已经卷入到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之中，但是影响当地的传统生活秩序却是难以同经济领域一样得到迅速转型的。芭蕉箐村的烟草种植经历了最初的极力推广、在地方社会的短暂勃兴、伴随扶贫计划结束而逐渐式微三个阶段，最终村民走向了一条多元的经济作物种植道路。通过追溯当地经济作物的变迁史，反思和阐释地方经济转型过程中，烟草种植的式微到多元经济作物勃兴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发现经济作物种植的选择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深深地受到当地文化秩序的影响和支配的。我们不能忽视历史承接过程中所存在的惯性，这种惯性是中性的，它体现于村民的心态与实践之中；但同时过去芭蕉箐村烟草种植的衰败并不代表以经济作物为主导的生产习惯与消费理念的完全失效，它仅仅代表了芭蕉箐村民在民族村寨经济转型路上最初的一次探索，并且为后来的经济变迁提供了基础与动力。村民在飞速变迁的外在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地方生活秩序得以不断调适，并采取新的策略，以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来适应变迁、顺应发展，走向了更符合当地人期待的一条多元经济作物种植道路。这一现象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去反思，在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路上，当我们试图以经济手段扶持某一地区的人民时，一定要充分了解与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与生活逻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减少约束，更好地协助地方进行其自身的转型之路。
注释
①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陈那波：《海外关于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评述》，《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④郑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转型与社会约束》，《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⑤潘天舒：《发展人类学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杨小柳：《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⑦［美］阿玛蒂亚·森：《以自有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陈那波：《海外关于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评述》，《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潘天舒：《发展人类学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美］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杨小柳：《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郑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转型与社会约束》，《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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