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先生在首都对十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去作别的事!”翁先生以学者而做官已到首搂之尊，竟说出这样的话，其惹人注意是很自然的，话中含有无限的感慨与隐痛也是显然的。但我们不愿对个人多所揣测，我们只愿趁此机会谈一谈翁氏所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学者入仕的问题。
学而优则仕，甚至学尚未优也要勉强去向仕途钻营，在过去的中国本是常事，也是大家所认为当然的事。这在过去，确也有它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在。过去一个读书人，除了做官外，的确无事可做。今日一切的社会事业以及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工作机会，在过去根本不存在，除做官外并无任何事业可言。固然，一个人既然读书明理，尽可关起门来修身养性，但这种过高的理想不能望之于一般的凡士。所以我们站在今日的立场而对过去整个的局面下断语尚无不可，若不顾其他而专指摘“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则为不负责任与忽略实情的苛论，不可为训。
近代的中国，尤其民国以来的中国，整个的政治社会局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的国家虽尚未达到十足现代化的境界，入仕虽然仍是读书人相当重要的一条途径，但我们确已超过非“学而优则仕”不可的阶段。今日一个人如果自信有此能力，又有此机会，同时又有此兴趣，即或是一个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仍不妨去做官。翁氏的话似乎是有所为而发，不可视为正常之理;如果把翁氏的话推到尽头，那就等于说把国家大事都给不学无术的人去管，对此恐怕翁氏绝不会首肯。但反过来讲，无此机会，尤其不敢十足自信有此能力的人，大可不必发展此种兴趣，不必转弯抹角的去求官做。今日的时代已非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但过去养成的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仍然深入人心，稍有机会即由学场跳入官场的现象未免太多，没有机会而千方百计去钻营的现象尤其令人发生无穷的感慨。翁氏的话，除了可能的个人隐痛外，大概也就是有见于此而发的感慨。默察今日求仕的士群，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走直路的，干脆的奔走请托。这些人尚不失为老实人，最值得人同情。第二种是走曲线的，由骂入手，希望骂得对方不能忍受时而一纸官诰送上门来。第三种是直路曲线一齐走的人:光走直路，企望甚高，一旦任命发表而嫌官阶太低时，马上一变而为清高的论客，愤激的名士，前进的导师。此种人远较第二种人高明，第二种人心里明白，知道自己是在走曲线，此种曲直并进的人却很善于自欺，沉重的怨气往往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真是富于正义感的忧时之士，自己对自己也不承认所“忧”的只是官阶的高低。第一种人可令人同情，第二种人尚可令人原谅，只有第三种人既不能引起同情，也更不能叫人原谅。追根究底，这还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作祟，所以在根本道理上我们虽不能完全接受翁院长的说法，但为矫正目前种种可憾的表现，我们仍愿承认翁氏的话是值得有政治兴趣的学人反复咀嚼的。
(原载《周论》二卷十五期，194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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