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

教廷与法西斯之联盟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这个真理，罗马教廷也完全承认，不过它是从反面看问题的。教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是它的敌人，它认为它自己已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恰巧这也正是没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看法。在过去，世间最大封建残余的教廷与资本主义虽已由相抗而趋于合作，但两者间总有距离，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才第一次“神通气合”。它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已无关重要，都已不成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反苏反共，如何压制全世界都要翻身的人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各国的资本主义对内开始发展到最恶劣的状态，就是法西斯主义，这等于是把过去毫无忌惮地对付殖民地的方式拿过来对付过去惯受麻痹与间或受到小恩小惠的国内人民。压迫意识与剥削意识一向浓厚的教廷，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在宗教改革四百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发展中，这恐怕是最使教廷感到满意的一种发展;尽管在一开始时两者间可能有小的磨擦，但在基本上最大封建残余的教廷与末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是意气相投的，在彻底反人民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法西斯始祖的莫索里尼登台几年之后，六十年悬而未决的“罗马问题”就顺利地得到解决，教廷表示不再反对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承认意大利王国对于教皇国领土的合并。这证明，对于旧民主主义下的意大利王国(不管那种民主主义要打多少折扣)，教廷不能合作;但现在是法西斯的意大利了，再不合作，尚待何时?所谓“罗马问题”解决的当年(一九二九)，教皇比约第十一就为法西斯“祝福”说:“莫索里尼是天降的英杰，一个不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成见所困扰的人。”自此教廷就忠心耿耿地承当法西斯政府一切罪恶的“神命”辩护人的角色，连莫索里尼侵灭阿比西尼亚的罪行，教皇都公开称誉为有助于“欧洲及世界和平”的行动。

对于希特勒，教廷也同样地欢迎。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三年(一九三六)，德国的罗马教主教们就奉教皇的指示，共同发言为希魔“祝福”:“我们的领袖希特勒，靠上帝的帮助，必能完成他的最艰苦的任务。”当时德国的基督教新教教士中尚有一部分比较忠于人民的人，不畏强暴，公开地反对纳粹，而罗马教已经心悦诚服地倒入纳粹怀中。对于近代欧洲典型落后国家西班牙的典型反动人物佛朗哥，教廷的赞许更是不问可知的了!一九四五年教皇比约第十二(就是今日仍然在位的教皇)说:“佛朗哥是圣座的宠子与最亲爱的国家元首。”^[1]佛朗哥曾把西班牙短期民主政权所还与人民的一部土地财产用暴力夺取，又拨归各地的教堂与修院，这就当然使他得有教廷“宠子”的资格了!

但经济的利益，直接的经济利益，虽然重要，还不是教廷拥护法西斯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的，更为重要的，还有保障经济利益的政治利益，那就是一切法西斯都是反苏反共的。教廷最可鄙的表演，都是以反苏反共为出发点的;这由它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与各法西斯国家的狼狈为奸，最可清楚看出。作为欧洲第二次大战序幕的纳粹灭亡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变发生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进入四月教廷就承认了纳粹傀儡国“斯洛伐克”的独立，当时主持这个“国家”的是纳粹走狗及教廷特务的一个大教士提索(Mgr.Josef Tiso)。一九四○年七月，当法奸贝当的傀儡政府方才成立三周之后，教皇比约第十二就命令法国的教徒要全力“协助国家的复兴”。贝当治下“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就是废除第三共和国一切不利于罗马教会的法令。一九四二年三月，当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正在最盛时，教廷第一次接待了日本大使原田健。在第二次大战的前半期，利令智昏的教廷一心相信法西斯集团一定胜利，所以就一贯地走法西斯路线。以上这一系列的史实，在当时世界的报纸上是都曾大书特书的，今日梵蒂冈教廷与它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都在极力为这些丑事隐讳，但实际是只有欲盖弥彰。并且现在教廷已又在与日深一日走向法西斯死路的美国帝国主义作同类的勾结了。

教廷在今日欧洲的反动罪行

第二次大战期间与大战之后的今日，教廷的罪恶活动是一线相传的。在中国的沦陷区，天主教教会由“宗座代表”引向与日寇特务机构密切勾结。同时教廷代理人在欧洲与纳粹合作的程度，只有超过中国沦陷区的情形。在所有被纳粹侵略军占领的罗马教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以及非罗马教的地区，如苏联的一部领土，无论教廷的正式代理人，如“宗座代表”或“教廷公使”之类，或各国的总主教与重要主教之类，或教廷的暗藏代表，就是在各种掩护色之下活动的特务分子，无不与纳粹占领军，纳粹侵略军，及纳粹特务机构“亲如家人”，密切合作，交换情报，不仅是公开地倡导“倒苏灭共”，并且在各占领国与占领区，依靠纳粹的暴力，大量地与最无耻地强占土地与剥削人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了解情况，我们新中国的人都知道地主如何压迫农民与剥削农民;在纳粹占领时期，东欧罗马教地区的教会狐假虎威，无不把平日已够惨酷的压迫剥削更为加深，其程度往往远在我们于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地主之上，因为东欧的教会一般地都已作到地主、君主、教主三位一体的地步。等到纳粹败退，苏联的解放大军急速西进时，以及在东欧各国解放之后，这些反苏反共吸血而肥的“神权”代表如何疯狂地阴谋破坏，也是不言而喻了。匈牙利唯一的一位枢机主教，又是匈牙利全国教会的首席主席(Primatis)，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因间谍案与破坏国家经济案被捕，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因证据确凿，无法抵赖，这位枢机主教也只有俯首认罪，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今年，一九五一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同样的案件。三位主教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远溯到第一次大战之后，捷克解放后他们仍不死心，在教廷与美帝的双轨指导下进行背叛国家的反动阴谋，除了作间谍与继续剥削农民外，土改中地主所做的丑事，这些以每日向人说教为业的主教也无一件没有做出:隐瞒土地，转移财产，伪造证件，一切大盗与小偷的鬼祟勾当，都被他们玩尽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仅中国，全世界无不如此，无论成见如何深的人都不能不接受的证据，使三位主教也只有在人民面前低头，甘受罪刑。^[2]

今日教廷之投靠美帝

反动的教廷，在与它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一向是算盘很清楚的。它深知无论是佛朗哥或西欧任何罗马教国的反动统治者，今日在日渐壮大的人民威势前，已都无能为力，它看出唯一尚可对它有一时的实际帮助的，就是今日仅存的有实力可言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以教廷虽然绝不会放过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机会，但它最大的功夫是用在美帝身上。今日的美帝是第二次大战前纳粹与法西斯的新的化身，是反苏反共阵营中唯一尚谈得到实力的国家，教廷自然要像当初拥护德意两国反动势力那样地大捧美帝。两者狼狈为奸的情形，今日虽尚未全部暴露，但有些表面现象的意义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我们现在只举一事为例，就是枢机主教名额新的分配情况。

按制度，握有选举教皇大权，平时等于教廷的国务院的枢机主教院，以七十名为满额，但照例总有缺额。我们可以最后有详细资料的一九四九年夏为标准，看看此时的名额如何分配于世界各国。当时全院共五十五人，其分配如下:

国别　　　人数

意大利　　二一

法兰西　　五

美利坚　　四

德意志　　三

西班牙　　二

葡萄牙　　二

阿根廷　　二

巴西　　　二

加拿大　　一

智利　　　一

秘鲁　　　一

古巴　　　一

其他十国　各一^[3]

最后一项，各占一位的十国，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无关，从略;其中唯一值得我们附带注意的，就是中国也占一位，即一九四六年被任命的田耕莘，新中国成立前他本驻北京，今日据闻他已到了香港。对于与本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十二个国家，我们可分别解释。意大利与法国的重要地位，完全是由于过去历史的关系。在中古时代，教皇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全欧性的一个职位，任何人都可当选，并不限于意大利人。虽然因地理实际情形的关系，意大利人当选的较多，但欧洲其他各国的人也确是常有升任教皇的。但进入十六世纪后，情形大变，在资本主义开始抬头的局面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出现，教廷虽仍强调它的超国家性，但实际它无法不在相当重要的程度内成为一个意大利的机构。最后一个外国教皇是一五二二年当选的，次年即死，由一五二三年到现在，四百三十年的工夫，所有的教皇没有例外地都是意大利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欺骗中国教徒的一种说法，说教皇是由任何国家天主教徒中都能产生出来的，那完全是鬼话。为保障教皇一定是意大利人，近代历史上历任教皇委任枢机主教时，即或意大利籍的人不达半数，最少也总超过三分之一，而教皇的选举是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事实上绝无一个非意大利人出任教皇的可能。

法国的情形与意大利不同。自十七世纪中期以后，法国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也是教廷的最大靠山，所以在意大利以外，法国的枢机主教名额一向是最多的。今日法国虽已没落，但昨日历史的关系，一时尚不能全部否定，因而法国在枢机主教院中仍占第二位，但实际上已不发生作用。

在讨论美国以前，我们先把意法以外其他三个欧洲国家问题处理清楚。德国就全国范围而论，并非罗马教国家，只是南德的人多数信罗马教。但自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统一强大后，教廷对它非常重视，所以今日它在枢机主教院中仍占三个名额。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是最落后的罗马教国家，然而正是这落后性是最为教廷与教会所欢迎的，教会在这两国特别得胜，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都可畅所欲为。所以两国在国际政治上虽无地位，在枢机主教的分配上却仍受到特别的照顾。

美国取得四个枢机主教的名额，在全院中占第三位，把意大利法兰西两个特殊国家除外，等于占第一位，那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次年(一九四六年)才发生的现象。美国自立国以来，一向以“耶稣教国家”自豪，一般人民在情绪上，统治人物最少在口头上，总是反罗马教的。罗马教的人数虽逐渐增加，在今日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强，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偶得一个枢机名额，那也不过是教廷敷衍的手法而已。然而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大变，美国的四个名额中，三个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补的，完全是第二次大战后的新发展。并且可注意的事远不只此。美国以外的六个新大陆国家(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秘鲁、古巴)共占八个名额，其中七个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补的。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整个的新大陆，包括美国在内，只有三个枢机主教，与今日的情况无法比拟。二次大战后的今日，加拿大已等于美国的一部，拉丁美洲也完全是美国的外府，新大陆的十二个名额都等于是美国的名额。(一九四六年调整时新大陆原有枢机主教十三人，其中一人不久死去)按教廷的本意，它未尝不想把十二个或十三个名额都给美国，但对于一个基本上非罗马教国的国家若如此优待，在面子上未免太觉难堪，所以它才想出这种使一向不被重视的拉丁美洲国家受宠若惊的巧妙方法，给了美国一个实质上如此大的额数。把意大利除外，外籍的枢机主教只有三十四人，而美国就控制其中的十二人，即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真可谓是美国的“殊荣”了!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地人民高度上升的力量，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欧洲人民的上升力量，使历史残余的教廷恐怖万分，环视全欧，已经没有一个可靠的“护教者”，最后只有不顾一切，在大战结束的次年，就以调整枢机主教院的方式向“耶稣教国”的美帝表示投靠，呼吁救命了。为蒙蔽世人的视听，冲淡世人的印象，它同时又在新大陆以外搜罗了一批“陪榜”的人，所以连宗教殖民地的中国教会竟也得列上一个田耕莘!

美帝之倚重教廷

但教廷美帝之间的关系，倒不完全是教廷方面的单相思，美国对于教廷也是深为看重的。美帝重视教廷的理由，简单一句话，就是钦佩它的阴谋传统与间谍本领。我们可引一九五○年春美国一个著名杂志中的一段消息，作为对此问题的真实说明:

“最近杜鲁门总统就要派遣一个新的驻梵蒂冈的总统私人代表……

“在宣布派遣新代表时，杜鲁门要向国会致送一件特别咨文，说明他为何要继续维持这个代表团，并且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说，美国须在罗马设立一个‘听音站’(Listening post)的需要，今日与过去同样迫切，甚至较过去任何时期都为迫切。

“无论根据宗教原因杜鲁门对派遣驻梵蒂冈代表一事曾有何种顾虑，这些顾虑已都因国务院坚持此代表团为世界范围的情报搜集所必需的说法而被扫除……”^[4]

这段消息的意义清楚至极。美帝自然不会嫌帮闲或帮凶太多，但对一般的反动工作，它自己大概都认为颇有把握，不一定非拉人入伙不可，美帝唯一对教廷要自叹弗如的，就是历史悠久传统坚实的阴谋策略与间谍技术及其无孔不入的行动便利。在罗马教国或罗马教区，处处都是中古封建领主化身的高级教士与修士，在非罗马教地带，也几乎处处都有各形各类的宗仰教廷的传教士。这些人有计划地或无所谓地，经常地或直接地、间接地，都有情报送到梵蒂冈。美帝雄心再大，它的雄心在此点上也无法尽量施展，除非与教廷密切勾结，向教廷甘拜下风，它自己是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笼罩全世界的情报网的。所以它在教廷情报网的中心，梵蒂冈宫，必须有一个“听音站”，充任“站员”的就是所谓总统私人代表。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后的当年(一九三九)十二月，美国总统就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到梵蒂冈。这在当时，为的是便于听取与战事有关的军事外交消息。大战结束后，一向反罗马教的一般美国人民与他们在国会中一部比较进步的代表，都反对再继续维持这个代表团。杜鲁门一时也曾犹豫不定，但金融资本、军阀与官僚势力重心所在的国务院，坚持非维持这个代表团不可。国务院是花旗牌的帝国主义，即世界主义的执行机关，为推行世界主义所必需的情报，它认为只有借重教廷方能取得。一九五○年国庆日炮击天安门的武装暴动阴谋，参加的一伙中就有身膺主教头衔的“罗马教廷驻华公使”的“北京代表”，全部计划事先都曾送给驻东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我们也可相信，总部也必曾把消息转到华盛顿。美帝与教廷特务工作的打通，在这个罪大恶极的案件中暴露无遗了。这绝不是偶然的或例外的，今日在世界各地，教廷与美帝无不形影不离地同干反人民的破坏勾当，梵蒂冈与华盛顿已成了反人民事业的两个声气相通的大本营。

耶稣会的乔治顿大学——美帝所依赖的阴谋人员训练所

美帝借重教廷，并不完全依靠在远隔大洋的梵蒂冈宫所设的“听音站”;美帝重视教廷，也不自今日始。近在咫尺，等于在白宫的隔壁，还有一个与“听音站”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机构，是联系教廷与美帝的一个庞大阴谋机关，就是普通不为人所注意的一所大学;远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十月革命后的三年，这所大学就开始成为国务院的一个非正式的部门。局外的人，包括一般美国人民在内，很少知道国务院人员相当大的一部为罗马教徒的一个严重事实，而且这一部分罗马教徒都是教廷死党的耶稣会士所训练出来的阴谋专家。美国首都华盛顿城的郊区，有一区称为乔治顿(Georgetown)，一七八九年，美国向英国争得独立后的六年，现行美国宪法正式公布施行的那一年，美国的罗马教徒在此地创办了一所学校，以地为名，称为乔治顿大学。一八○五年，这所学校就移归耶稣会办理，至今它仍是由耶稣会所控制的一个学府。百余年来，美国罗马教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由这个学校出身的。进入二十世纪后，它与已经发展为独占资本的华尔街互相拉拢:例如一九二○年，它就曾由“金融大王”摩尔根获得了三万金元(美元，编者注)的捐款。也就在同一年，这所大学中添设了一个外事专修科(Foreign Service School)。一成立之后，这个专修科就与美国国务院间有了默契，国务院的正门与旁门都为专修科出身的人大敞大开:正路如驻外大使公使领事及各级随员的职位，旁路如国务院列名而其名向来不见于报纸的各种背后决策的事务官职位，都大批地由这个一向以阴谋著称的耶稣会士指导及耶稣会士训练的罗马教学校的毕业生来充任。这所大学的外事专修科极为发达，根据一九三○年的数字，在全校二千六百九十五名注册的学生中，外事专修科的学生就有四百二十五人，约占全校名额的百分之十六。数额如此之大，虽不可能全部毕业生每年都涌入国务院，但在普遍世界的美国正式的与秘密的外交人员与情报人员中，此校出身的人确实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并非罗马教国家，罗马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强;但由国务院的面貌看来，美国已俨然是一个准罗马教国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全部机构中，最保守最反动的机构就是国务院，它一向有“富翁俱乐部”的绰号，只有富家子或资本家的重要代理人才有入院当差的希望。近三十年来，在这种资本主义特质之上，又加上了最反动的耶稣会的封建主义特质。这是研究走向法西斯绝路的今日美国时所必须注意的一种情况。美国的法西斯化，也就是美国的梵蒂冈化，不仅是在本质上已日趋显著，在作风上也一天比一天清楚。我们可以确信，耶稣会几百年来的诡术真传，以及罗马教廷一千五百年的权术传统，都必在乔治顿大学的外事专修科中尽量传授。接受此种传授的人大批进入国务院后，即或是在极其表面的作风上也必会发生影响。凡稍微注意美国外交的人，都可感觉得到，近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大战以来，其无耻与无聊的作风日愈显露。今年七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来，美国的一伙谈判人员所表现的自不知丑与史无前例的歪狡与无赖，绝非偶然的事，这是“学有所本”的一套老牌作风，是被走入末路的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今日世间最后一个组织顽强的封建堡垒全套搬来使用的。^[5]

教廷新的反动措施

美帝虽只把教廷看作特务活动与外交阴谋的伙伴，教廷自己却是不甘寂寞的，它绝不以专供情报或训练阴谋人员为满足。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短短六年之中，教廷已又有过不少次的“精彩”表演，主要的有三次。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梵蒂冈公布了所谓开除一切共产党员的教籍的命令。这道命令，是在匈牙利枢机主教间谍案几个月之后发布的，阴谋破坏失败，教廷就又拿出公开的宗教武器来。此令的对象可分两类:一为大部人口信罗马教而共产党或真正人民的政党占优势的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二为有相当强大的共产党的罗马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此令的实施分为三点:(一)积极及坚持追随共产主义思想主张的人，自然开除教籍;(二)仅于原则上而非于实践中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的人，可予以忏悔的机会，得重返教会;(三)阅读共产主义文献或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不得参加“圣典”，但不致正式开除教籍。

这一道命令，与其说可恨，不如说可笑。时代向前进了多少，教廷似乎完全不知道，它以为它的“神圣武器”仍像中古时代那样有效。这种大规模的开除教籍事件，中古时代是教廷屡次拿出的办法，在当时也尚能相当地收效。十六世纪以下，此种办法早已搁置不用，今日教廷真是已经急不暇择，竟然又施展出这一套法宝来，结果是一败涂地。真正的共产党员，当然是不理这一套的。一般非党员的善良人民，就东欧新民主国家而论，他们对于人民政权的实质，认识得太清楚了，世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叫他们再否定这种新的政权;反之，他们对于纳粹占领时期教会的“表演”也认识得太清楚了，世上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叫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教会再像过去那样紧紧追随。因历史与习惯的关系，他们或者还不能立即完全否定他们的宗教传统，但若非在人民政权与罗马教会二者间选择不可，他们是必定选择人民政权的。所以东欧新民主国家的人民，绝大多数不理教廷的命令，人民的政权对于教廷的挑衅也马上予以还击。两天之后，七月十五日，捷克政府发表声明，凡遵教廷开除教籍命令的人，一律处以叛国之罪，并宣布即将公布新法，由国家管制教会，总主教以下的一切教士的任命，都须先经国家的同意。多数的中下级教士都接受了自己政府的这个命令，只有少数高级教士仍然继续阴谋破坏，所以到本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就发生了三个主教被判间谍罪与叛国罪的重大案件。^[6]

至于在意大利与法国，多数礼拜堂中虽都宣读了教廷的这个反动命令，但也止于宣读而已，此后并没有多少下文。

教廷的第二件显著反动措施，就是宣布一九五○年为“圣年”。“圣年”本是旧制，每二十五年一次，鼓动全世的教徒到罗马巡礼朝圣，说是可以多得“神宠”，实际这是教廷藉此向信徒大量敛财的一种办法。这种经济作用，我们不必多管，所可注意的，是此次“圣年”中教廷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信徒在巡礼中必须要祷告上帝，消灭社会主义。教廷希望通过巡礼的信徒而把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7]与此可以合观的，是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梵蒂冈传出的消息，说教廷准备放弃它一向对其他基督教派别的不妥协政策，宣布为使一切基督徒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愿与其他教派协议公同信仰问题。^[8]这是一反教廷四百多年根本立场的一种表示，好似是极大的让步。它过去坚决不承认其他教派，始终坚持自己为唯一的“正教”，其他走入歧途的教派随时都可返回“正教”，但“正教”绝不与它们妥协。现在教廷这个新的表示，是一个表面开明而目的反动的措施。它并不是真的要与新教各派妥协，而是要联络一切可能联络的力量，共同对付共产主义，也就是共同对付全世界已经翻身与正在翻身中的人民。

教廷的第三件重大的反动措施，就是发布新的愚民信条。一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梵蒂冈消息，谓教皇即将正式公布新的信条，规定“圣母”不只是灵魂升天，并且也是肉体升天。^[9]这乃是“圣母无染原罪”说的进一步的发挥，代表对人心进一步奴役的企图。这并非宗教信仰问题，而为教廷策略问题，须稍加解释。在有剥削的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本是多灾多难的，除终生艰苦劳作而难得温饱的经常痛苦外，又随时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可能。在多数人的感觉中，幼时慈母的爱抚，是唯一毫无折扣的与完全可靠的人生温暖。统治阶级抓住了此点，为使人民忘记或忽视苦难的真正源泉，就制造出以女性慈悲及母性厚爱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来满足由统治阶级剥夺了全部人生乐趣的人民的内心要求，叫他们在这种精神迷醉的心情下可以忘记实际生活中的不平与痛苦。在旧的中国，“观音大士”“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担当了这个醉人的角色。“圣母玛利亚”就是西洋的“观世音菩萨”，自中古以来就是统治阶层所尽量发挥的一个信仰对象，渲染烘托的程度远在中国的观音之上。在解放后的中国，帝国主义分子进行阴谋破坏的最大特务组织，是仍以“圣母”为名的“圣母军”。最近的新信条，代表此种渲染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未认清世局的人看来，今日的世界的确是痛苦日深，他们并不明了今日为全人类制造恐怖与苦难的，正是教廷后台老板的美帝。教廷也正是不要叫他们偶然会发现美帝为万恶之源的一条真理，所以就把“圣母”的信仰再进一步神秘化，希望世人都俯首皈依于与幼时慈母能够同样给予肉体温暖的“肉体升天”的圣母像前，忘掉一切，忍受一切，好让教廷与美帝随意去摆布世界与奴役人类。这是教廷新信条的最后真谛，这也再显明不过地暴露了教廷的反动本质。教廷是全人类的敌人，尤其是老实教徒的敌人。

结　语

由上面的简单介绍与分析，我们可得两条结论。

第一，今日世界上反进步反人民的组织力量有二，就是封建时代历史残余的教廷与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总代表的美国，在日愈壮大的人民力量的打击下，这两大恶势力都感到自己面对死亡。美帝所代表的末路资本主义的面临死亡，今日大家已都了解。教廷的性质，普通不为人所注意。教廷与教廷统御的大一统教会，是残存于二十世纪的最大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机构，以全世界而言，它是今日地球上最大的封建地主，对革命的人民力量自然怀有无限的恐惧与敌意。它认为它已面临生死的斗争，它可说是被先天决定了要反共反人民的。同时，教廷又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投资甚多，而资本主义今日也同样地是人民革命的对象，所以教廷也非与资本主义最后力量的美帝合伙反动不可。教廷的所谓“天国”，实际是有两套的。一套是为信徒而设，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天上”的“来生”，以便使他们少怀疑，少过问教廷与教会的许多“今生”作为。教皇比约第十一在他一九三七年向全世信徒发布的《论无神的共产主义通牒》中，有如下的向贫苦大众说法的一段话:

穷人“应常常保持着神贫的精神，把重视灵鬼的利益放在现世的财产和享受之上。他们要记住，在这世界上，贫穷、痛苦、灾难总是不会根绝的”。^[10]

这一段话真是妙不可言!时至今日，而仍以这种一看即穿的精神麻醉剂来骗人，令人不禁怀疑梵蒂冈宫中的一批人物究竟是聪明绝顶的人，或是“其愚不可及”的人。大家要注意:教廷就是要人们消极地忍受现世的一切不平与痛苦，一心一意只去追求来世的天堂。此外还有另一套，那是教廷与教会上层机构所真正追求的“天国”，那仍是地上的东西，与“天”无关，就是地上的政治统治与经济福禄，就是他们终日告诫信徒要忘记的那些“现世的财产和享受”，只要全世界都听教廷统御，都任教廷剥削，教会上层机构的地上“天国”就出现了!我们不要天真地相信教廷真已放弃了恢复中古时代君临世界的狂妄想法，真已不想重温中古时代曾经昙花一现的“天堂”梦。它只是无此力，绝非无此心，它对世间任何的政权，都只是按照需要，斟酌情势，或利用，或敷衍，或破坏，除非是一个完全听它号令的附庸政权，它都不从本心上承认与接受它。这句话说得过火吗?好似是把欧洲中古的情势移到今日来加人以罪吗?绝对不然，远的不论，近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教皇比约第十一还发过一道所谓“余即位伊始”通牒，其中有如下的名句:“圣教会对于任何国之法律宪章，无不通融迁就。”^[11]好大口气!弦外之音，是如何地狂妄与傲慢!它对任何政权及其法令在原则上都根本不予承认，只是作不得已地应付而已。这种狂妄态度的出发点，仍是中古时代御世的一套想法，今日它面对死亡，当然谈不到有什么积极的实际御世计划，但只要它存在一天，这个心坎内的想法它是不会放弃的。它今日自己做不到此点时，也仍投靠世上唯一的大反动政权，要帮助这个政权“平定”世界，奴役人类，妄想假藉世界性的“金元帝国”的实现来部分地实现地上的“教廷大国”。

以上是就政治经济而言，下面再讲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当然是与经济政治分不开的，但教廷的一套信仰体系，非常庞大，非常严密，是它实现政治经济控制的一套可怕的思想武器，值得我们特别注视。这一套东西是残存于二十世纪最大最有组织的愚民教理，对内而言，已经是“天衣无缝”的。但因它过度违反时代，过度违反科学，所以经不起革命的打击;任何地方，只要人民胜利，则此庞大体系的精神统治必在该地很快地宣布告终。纯由意识形态来讲，教廷也知道今日是生死关头，所以必定不顾一切与不惜一切地强调愚民信仰，加强愚民信仰。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分子所散布的教会“超政治”的说法，完全是一片胡言。本文的介绍如果没有说明其他情形，最少已把一点介绍清楚:罗马教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性最浓厚的宗教，只要有机可乘，它没有不抓政权的，对于反动政权它没有不拥护的，对于进步政权它没有不反对的。所谓“超政治”云云，并不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所独自听到的说法，解放后的东欧新民主国家，也同样地有此妙论出现。东欧的教会“神长”以为人尽可欺，以为人民会把他们如何地与纳粹狼狈为奸的情节完全忘掉，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一群“神长”个个都摆出“超政治”的清高身份，并下令禁止下级教士以任何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但下级教士也不会忘记，不过几年之前，同一群“神长”会命令他们与纳粹密切合作。中国的情形，与此如出一辙。沦陷时期与日寇勾结唯恐不密，解放战争时期与反动政府合作唯恐不周的教会，今日竟要叫一般信徒相信教会是“超政治”的，任何信徒如果稍加思索，就必可得到如下的一个结论:“超政治”的定义就是说，政治反动，政治反人民时，教会就积极热烈地参加政治;政治进步，政治为人民时，教会就立刻清高入云，“不问政治”，“神长”绝口不谈政治，信徒也不准参与政治。但我们不要为虚玄的文字与诡辩的技术所迷惑，所谓“超政治”正是最积极的一种政治活动，那是不得已时的一种消极抵抗，其中的政治性极强，反抗的意味极其浓厚。此种所谓“消极”，完全是表面的，表面不问政治的背后，就是阴谋与暴动，小如“圣母军”的经常煽惑，大如炮击天安门的滔天罪谋，都是“超政治”的并行活动与必然结果。

(原载《进步日报》1951年12月14日、21日)

【注释】

[1]三段引话，均见Foster，William Z.，Outlin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s(New York，1951)，p.413。

[2]The Trial of the Treasonable Slovak Bishops(Praque，Orbis，1951).

[3]World Almanac(New York，1950)p.692.

[4]见美国半月刊The Pathfinder(Chicago，March　22，1950)。

[5]关于乔治顿大学，见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Supplement，Vol.1(New York，1930)。

[6]开除教籍令事件，见World Almanac(New York，1950)，第348页。

[7]World Almanac，p694.

[8]Whitaker’s Almanack(London，1951)，p552.

[9]同上。

[10]《论无神的共产主义通牒》(北京，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1937)。

[11]《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教区代表大会实录》(北京，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处发行，1936)第三编，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