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可以说古代都城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因此说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将根据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变化及其相关问题。
一、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概述
目前中国古代都城建筑中，地面之上仍然保存着城墙、宫殿、宗庙、社稷、寺院等重要建筑，主要为明清时代的都城遗存。明清时代以前的地面之上仍然保存的古代都城建筑，则寥寥无几。与西方古代的石构建筑不同，中国古代建筑一般为土木建筑，后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的地面之上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少数都城的城墙尚有部分保存），都城遗址与宫殿、礼制建筑遗址等保存下来的也只是其部分残存建筑物的夯土基址及其相关遗物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历史变化的重要物化载体。因为目前仅存的中古时代以前的、为数不多的古代建筑和有关古代建筑的文献资料，远远不能满足上述研究的需要。中古时代及以前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成为进行上述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至今7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十分关注古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在这一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起步较晚的中国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方面，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
（一） 夏商西周时期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
古代都城是以国家（王国、帝国）或王朝的形成、存在为前提的，国家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前王国”时代的“邦国”管理社会的活动平台，可能就是近年考古发现的某些重要的史前时期的“城”，但它们不作为本文的“都城”。本文“都城”为王国、帝国时代的王朝都城。关于史前时期的“城”与王国“都城”的关系，本文后面将进行讨论。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夏王朝都城地望与时代，结合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实际上二里头遗址并不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座都城遗址，不过目前比它更早、可以确定为夏王朝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还未发现或尚未取得共识）。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的“夏墟”考古调查，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后对二里头遗址开展了长期的考古工作。现已究明遗址范围东西最长2 400米、南北最宽1 900米，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遗址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至中部一带，其中包括宫庙区、铸铜作坊区、玉石器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一些贵族聚居区。宫庙区主要位于遗址东南部，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数座，考古发掘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晚期筑有宫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359～378米、东西宽292～295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外围发现垂直相交的大道，宫城南部发现有规模庞大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宫城周围分布有大量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这应属于贵族聚居区，在贵族聚居区附近分布有中型墓葬。宫殿区以南200米有大范围的铸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周围可能有壕沟。祭祀活动区在宫殿区北部，主要包括有圆形的地面建筑遗址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遗址以及附近的一些墓葬，其范围东西为二三百米。二里头遗址的西部和北部为一般居住活动区。东部和西部分别有骨器、陶器作坊遗址，二里头遗址历年来还出土了诸如铜爵、铜斝等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及玉钺、玉璋、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牌等玉石礼器及其他大量高规格遗物。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城遗址、宫庙建筑遗址、青铜礼器等，均属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中同类遗存时代最早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不过根据最近的C14测年结果来看，二里头遗址晚期可能已进入商代编年，如果这一测年结果无误的话，二里头遗址晚期也就失去了作为都城遗址的地位。
偃师商城遗址毗邻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西南部洛河北岸，由郭城和宫城组成。郭城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郭城（即考古发现者所说的“小城”）规模较小，南北长1 100米、东西宽740米，面积约81万平方米；晚期郭城（即考古发掘者所说的“大城”）是在早期郭城基础之上扩建而成的，东西1 240米（以北城墙为例）、南北1 710米（以西城墙为例），城墙周长5 500米，面积约2平方公里。城墙之外有城壕。发现城门遗址5座，即东西城门各2座、北城门1座。已进行考古发掘的3座城门遗址，均各为1个门道。偃师商城的郭城，是目前中国古代都城之中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郭城。宫城在郭城南部，平面近方形，南北墙长190～200米、东西墙长180～185米。宫城在使用过程中又进行了扩建，其最大时期的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南宫墙中部辟有一座单门道宫门。宫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发现了建于不同时期的十余座宫庙建筑遗址。在宫城北部发现石砌池渠，池渠与宫殿之间设置了祭祀场所。郭城北部有一般居址、手工业遗址。我们注意到，偃师商城的宫城与二里头遗址宫城相比，后者比前者规模大一倍，而时代上后者又比前者早，这其中应该蕴涵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需要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予以特别的重视。
郑州商城遗址在郑州市，东西约1 700米、南北约1 870米，周长约6 960米，面积约3平方公里。在城址东南部与西部偏北发现了部分城壕遗迹。城址东北部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里可能为都城的宫庙建筑区，其范围长约750米、宽约500米。宫庙建筑区外围发现有部分夯土墙与壕沟遗迹，发现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宫庙区所在的宫城城墙与城壕遗迹。在靠近城墙内侧与城址之外的附近地区，还发现了一些一般居址。为数众多的铸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均分布于城址南、北、西三面之外的附近地区。在郑州商城东南角至西南角发现一道长3 425米的夯土墙遗迹，一般认为这是郑州商城的“外郭城”城墙，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支撑。
《史记·殷本纪》卷三《正义》引《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又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索隐》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殷虚”即“殷墟”，故《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殷墟在安阳的洹河南岸，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宫殿、宗庙区在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宫庙区的西、南两面挖有壕沟，西壕沟长1 050米、南壕沟长650米；北、东两面邻洹水。关于小屯宫庙区的整体布局和单体宫庙建筑遗址形制，以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与近年先秦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多有抵牾，有的属于学术发展的历史局限所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去认识、分析以往的考古资料与研究结论，将这一研究向更加深入的方向推进。殷墟遗址区还分布有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大量一般居址与墓地。王陵区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一带。
近年又在洹河北岸发现了早于小屯宫庙建筑遗址区的都城遗址——洹北商城遗址，这可能是“盘庚徙殷”至武丁之前的早期殷都遗址，或可说殷墟作为都城的早期遗址。洹北商城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2 100～2 200米，面积470万平方米。在城址中部偏南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群，其排列有序、分布密集。有的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如已考古发掘的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上述大型建筑基址群周围有夯筑围墙，应为洹北商城的宫城遗址。
西周都城——陕西长安丰镐遗址，位于西安西南部沣河两岸，遗址范围约10平方公里，已发现多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大量墓葬。在沣河西部的客省庄与马王庄一带，钻探发现14座夯土建筑基址。在沣河东部的镐京遗址范围之内，也发现了1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由于上述发现大多属于调查勘探资料，对于那些夯土建筑遗址的原来建筑功能，还难以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因而涉及都城遗址布局与宫庙遗址形制等重要学术问题，还需要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更多积累。周原遗址（此处所说的周原遗址包括周公庙遗址，即一般所说的“大周原遗址”）是周人的发祥地，这里有大量西周时代重要宫室建筑，但是周原遗址不是“真正”的都城遗址，因为“周原”在西周一代从未做过西周王朝的都城，它只是西周王室先人的“故地”。尽管如此，我认为周原遗址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学术上对于研究周代宫室建筑仍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献记载，西周王朝在洛阳建有陪都，但是关于其具体地望、范围、形制都还不清楚，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究明。
在上述都城遗址之中，大多发现了建筑规模庞大的宫庙建筑遗址与祭祀活动遗迹，有的都城遗址附近还发现了铸铜和玉石制造等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巨大的王陵群或贵族墓葬。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及其宫庙建筑遗址）与祭祀遗迹、偃师商城的郭城与宫城遗址（及其宫庙建筑遗址、祭祀遗存和池渠遗址）、郑州商城城墙遗迹与宫庙建筑遗址、安阳殷墟洹北商城宫庙建筑遗址等，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都城遗址布局形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二） 春秋战国时期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
春秋战国时代，东周王朝日渐衰落，诸侯国日益强大，国家实际上已经处于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作为凝结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于一身的各个诸侯国都城，处于这一社会大变革的各个诸侯国的政治中心地位。这一时期各诸侯王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勘察、发掘，使我们对这些都城的布局形制有了初步了解，深化了对当时都城及其宫殿、宗庙等重要建筑遗址的认识。
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王城遗址在今洛阳涧河两岸，其北城墙长2 890米，东西城墙均残，王城南北长约3 200米。王城遗址中部偏南可能为宫城遗址，此处发现了一些夯土建筑基址及其周围的夯土墙遗迹。王城西北部发现制陶、制骨及石器制造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王城东北部与西南部发现了一些烧造砖瓦的窑址，在城址南部发现了数十座粮仓遗址。战国时代的王陵与贵族墓地可能在王城遗址东北部的金村一带，王城遗址之内曾发现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墓葬。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都城——雍城遗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3 480米、南北宽3 130米，面积逾10平方公里。城内中西部姚家岗发现宫殿遗址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推测这是春秋时代秦大郑宫遗址。位于姚家岗宫殿建筑遗址群东部、雍城中部偏北的马家庄宫庙建筑群遗址，包括了东西并列的宗庙与朝寝宫室建筑。雍城北部的今翟家寺村附近，发现有市场遗址，其平面长方形，东西180米、南北160米，面积2万平方米。市场周置围墙（市墙），四面各辟一门。目前在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国都城遗址中，秦雍城是唯一发现了宗庙建筑遗址和市场遗迹的诸侯国都城遗址。城址西南部为秦公陵区。
战国时代中期，秦孝公徙都咸阳，都城遗址范围东西约7 200米、南北约6 700米，已勘探究明咸阳宫宫城遗址位于城内北部咸阳原上，遗址范围东西843～902米、南北约576米。宫城遗址之中已发掘了3座宫殿建筑遗址。在战国时代晚期，秦国国王又在秦咸阳城南部的“渭南”地区，营建了大量宫庙建筑和上林苑。都城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在城址西南部、南部，墓地在都城西部。咸阳作为秦国首都之后，初置王陵于都城西北部，后移于芷阳“东陵”。
楚纪南城是东周时期楚国都城遗址，城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4 500米、南北宽3 500米，面积约16平方公里。已发现7座城门遗址，其中西城墙北部城门遗址与南城墙西部城门（水门）遗址均为3个门道。城址中部偏东的松柏村一带分布有61座排列有序的夯土建筑基址，其北部和东部发现了夯土墙基，南部为城墙，东、西、北三面有河流，这里可能为都城宫城或宫殿区。城南有祭祀建筑遗址，城东有制陶作坊遗址，城西和城北有密集的居址。都城四周分布着众多的墓地，其中大型墓葬多在城北和城东。
齐临淄城是西周至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城遗址，都城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小城位于大城西南角。大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4 000米、东西宽4 500米。小城南北长2 200米、东西宽1 400米，周长7 275米，面积3平方公里。小城发现5座城门遗址，其中南门2座，其他三面各1座。宫殿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小城之内的北部。关于大城与小城的时代，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大多认为小城建于战国时代，个别学者认为小城时代早于大城。大城中部和东北部为手工业作坊遗址区。早期都城之内还有墓地，主要分布在城址东北部。都城东南部是战国时代田齐王陵区。
曲阜鲁国故城位于今山东曲阜，建于西周晚期，沿用至汉代。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南、北城墙各长2 531米、2 430米、3 250米、3 560米，城墙周长11 771米。发现城门遗址11处，除南城墙辟2门外，其余三面各辟3门。宫殿建筑遗址群主要在城址中部，分布范围东西约1 000米、南北约2 000米。其中周公庙村的宫殿建筑遗址地势最高、规模最大，在其东、西、北三面已发现夯土墙遗迹，它们可能是宫城城墙遗存。南城墙的东部城门北对宫城遗址，南对“舞雩台”遗址，后者可能是一处祭坛遗址。鲁国故城西南部的小城，一般认为建于汉代，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始建于战国时代。
燕下都是战国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东南部。城址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 000米、南北宽4 000～6 000米，面积30平方公里。城址中部有一古河道，纵贯南北，将其分为东西并列二城。东城东西4 500米、南北4 000米；西城东西3 500米、南北3 700米。东城北部有一东西向隔墙横贯东城，隔墙南侧有一东西向河道亦横贯东城，宫殿建筑遗址群均在河道以北，其中最重要的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和城外的老姆台4座大型建筑基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分布在一条南北向中轴线上。兵器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等均在宫殿建筑遗址区之内的西部，冶铁、铸铜、制陶、铸币等作坊遗址均在东城北部的东西向河道以南。东城西北隅的虚粮冢墓区为王室墓区，其南的九女台墓区为贵族墓地。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址东西长5 000米、南北宽4 500米，由东城和西城组成。西城平面近长方形，城内中北部有宫城遗址，其平面近长方形，东西500米、南北320米。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其中分布有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大中型墓葬主要发现于西城东南部与东城西南部，一般墓葬主要在东城以外的东部与西城以外的南部。
赵邯郸城是战国时代中晚期赵国都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大城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4 880米、东西约3 240米，周长15 314米，面积13.8平方公里。小城即宫城，又称“赵王城”，位于大城西南部，但是大城与小城之间并不相连。小城由3座城组成，即东城、西城和北城，平面为“品”字形，面积5平方公里。其中西城最重要，平面方形，周长5 680米。城内中部偏南有主体建筑——“龙台”，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这是战国时代规模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龙台”以北还有南北排列的5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西城与东城东西并列，东城南北最长为1 442米、东西最宽为926米，南北排列的两个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成为东城的主体建筑遗址，东城与西城之间的隔墙中部辟有一门。北城南北长1 520米、东西最宽为1 410米，其南城墙为东城北城墙和西城北城墙东段，西城与东城均辟北门与北城相通。北城西南部的大型夯土台基是赵王城中仅次于“龙台”的高台建筑基址。王陵区位于赵都邯郸城西北15公里。
魏安邑城是魏国前期都城遗址，位于山西夏县，俗称“禹王城”。安邑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小城位于大城中央，汉代在大城西南部修建了一城。大城北墙长2 100米、南墙长3 565米、东墙残长1 530米、西墙长4 980米，城墙之外有城壕。小城位于大城中央，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各长495米，930米，990米，855米，小城即安邑城的宫城。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诸侯国的都城遗址，如山西的晋国都城新田、河北的中山国都城灵寿、山东的薛国故城、河南的宋国故城、湖北的季家湖古城与“楚皇城”、江苏武进淹城等。
在上述都城遗址中，秦雍城的宫庙遗址、秦咸阳城的宫殿建筑遗址、楚国纪南城的离宫——章华台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一时期不少都城遗址附近的王陵及其陵寝建筑遗址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其中秦公陵、中山国王陵、魏王陵、赵王陵、秦东陵、齐王陵、燕王陵及其陵寝建筑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最为重要。
（三） 秦汉时期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帝国取代王国的历史时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确立时期。作为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古代都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东汉雒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继续以秦咸阳城为其都城，并对都城进行了扩建，在“咸阳北阪”修建了“六国宫室”，在咸阳城东邻建造了兰池与兰池宫，在都城附近及“渭南”大规模扩建与新建了离宫别馆、上林苑及其他宫庙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大朝正殿——阿房宫前殿的兴建。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阿房宫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勘探。阿房宫基址夯筑而成，基址现保存东西长1 270米、南北宽424米，高12米。这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基址。但是，这是一项未完成的巨大工程，秦始皇拟在“渭南”新建的“都城”实际上仅限于规划的启动阶段。秦帝国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不只是限于都城咸阳及京畿之地，甚至在远离都城的渤海湾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宫室建设，已经考古发掘的渤海湾秦行宫建筑遗址是个最好的例子。在秦代皇室建筑中，秦始皇陵是留给我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秦代皇家建筑遗址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世界所瞩目。“陵墓若都邑”，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认识、研究秦代都城，有着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秦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王朝，但是由于其仅仅十几年的统治，许多制度的实施、思想的贯彻不得不留给了后继的西汉王朝。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自1956年以来，已经开展考古工作半个世纪。主要进行的考古工作有：城址勘探和城门的发掘、未央宫的勘探和宫殿、官署等建筑遗址发掘，市场遗址勘探与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北宫宫城遗址的勘探，桂宫宫殿和官署建筑遗址发掘，武库遗址勘探与发掘，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等（宗庙遗址、社稷遗址、辟雍或明堂遗址）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长乐宫遗址、上林苑昆明池遗址的勘探与试掘。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各长6 000米、4 900米、7 600米、7 200米，周长25 700米，城内面积36平方公里。汉长安城每面3座城门，每座城门3个门道。一般城门宽32米，与未央宫、长乐宫宫门相对的4座城门各宽52米。未央宫前殿约居宫城中央，它是宫城及都城之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排列最前、位居宫城与都城轴线之上的最为重要的宫殿建筑。都城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北低南高，皇宫——未央宫位于都城西南部，长乐宫在未央宫东部、都城南部，桂宫、北宫在都城中部，市场在都城北部。宗庙和社稷在南城墙之外，分别在未央宫东南部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上述宫殿、市场、宗庙、社稷分布情况，是我们目前通过考古所知的时代最早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都城布局的实例。
东汉王朝建都雒阳，雒阳东城墙、西城墙残长分别为3 900米与3 400米、北城墙长2 700米，南城墙已被洛河改道冲毁，根据东、西城墙的距离，推断南城墙长约2 460米，雒阳城的周长约为13 000米。东汉雒阳城亦应有12座城门，其中东西各3座城门，南面4座城门，北面2座城门。每座城门亦为3个门道。城内有南宫与北宫，此外在城内东北部有太仓、武库、永安宫和贵族宅邸，南宫东邻置太尉府、司空府与司徒府等中央官署。南宫西北部、北宫西南部为市场（金市）所在地。都城南郊有礼制建筑遗址（灵台遗址、明堂遗址、辟雍遗址、太学遗址）。由于东汉雒阳城遗址被晚期的曹魏、西晋与北魏洛阳城等相继整体覆压与打破，当前进一步通过考古学全面究明都城、宫城的布局形制，还有待田野考古新方法的探讨与考古研究新思路的拓展。
古代都城附近的帝王陵墓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古代都城有着重要学术意义。基于上述原因，考古工作者对西汉帝陵及其陵寝建筑遗址，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其中尤以汉景帝阳陵、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勘查、发掘的学术意义最为突出。
（四）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
这一时期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以曹魏邺城遗址、北魏洛阳城遗址、东魏和北齐邺南城遗址、隋唐长安与洛阳两京遗址等开展工作较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变动、大变革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加速了王国的覆亡与催生了帝国的出现，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则促使隋唐文化及其隋唐时代都城建筑达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史的顶峰。
邺北城为曹魏、后赵、冉魏和前燕的都城（公元204—307年），邺北城遗址的考古勘察究明，其范围东西2 400米、南北1 700米。南面3座城门，其余三面各1座城门。城内有6条道路与城门相连。东西城门之间的东西道路把都城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包括宫殿建筑群及其东西两侧的贵族宅邸与宫室苑囿；南区是居民区与部分官衙所在地。
北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勘探究明，它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第一座包括了宫城、内城和郭城的重要都城遗址。宫城东西660米、南北1 398米；内城东西2 460～2 820米、南北3 510～3 895米；郭城北城墙在内城以北850米，东城墙在内城东3 500米，西城墙在内城以西3 500～4 250米，南城墙在古代洛河北岸，今洛河在古代洛河以北1 000～1 500米。对北魏洛阳城遗址城门、城壕、城内道路、金墉城遗址、永宁寺遗址、宫门遗址和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察、发掘。
邺南城与邺北城南北相连，系东魏、北齐的都城（公元534—577年）。邺南城遗址东西约2 800米、南北约3 460米。文献记载有城门14座，南北各3座、东西各4座。已勘探发现南城门3座、西城门4座、东城门1座和北城门3座。城墙发现马面50座。城外环绕城壕。城内中部偏北有宫城遗址，其范围东西620米、南北970 米。对邺南城南部中间城门——朱明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座3个门道、置双阙的城门遗址。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勘查、研究，邺南城应属于“内城”，其外尚有“郭城”，对邺南城塔基遗址的发掘，支持了上述看法。
对这一时期的北魏平城及其礼制建筑遗址、六朝南京的地坛遗址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帝陵等也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工作，对于认识其都城布局形制有着一定意义。
隋唐两京的都城遗址和帝陵的考古工作，几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以隋唐两京都城的考古勘察与发掘更为突出。
对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勘探与重点发掘。现已究明，唐长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以后又于都城东北部和东部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作为宫城，在都城北部有“禁苑”，都城东南部有池苑——“曲江”。外郭城范围东西9 721米、南北8 651米，周长36 744米，面积约80平方公里。城外置城壕。四面各辟城门3座，除南面中间的明德门5个门道之外，其余城门均为3个门道。皇城遗址位于外郭城中部偏北，其范围东西2 820米、南北1 843米，周长9.2公里，面积约5.2平方公里。宫城南邻皇城，其范围东西2 820米、南北1 492米，周长8.6公里，面积4.2平方公里。对其中的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西市遗址、明德门遗址、含光门遗址、西明寺遗址、青龙寺遗址、圜丘遗址及其离宫九成宫和华清宫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
大明宫是唐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宫城，大明宫遗址周长7.6公里，面积3.2平方公里。辟有13座宫门，南面5座、北面3座、西面4座、东面1座。对其中大明宫丹凤门及御道遗址、含元殿遗址、麟德殿遗址、三清殿遗址、玄武门遗址、太液池遗址、东朝堂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丹凤门遗址和含元殿遗址考古发掘使学术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加深了对宫城在都城中的重要地位及大朝正殿在都城之中的“居中”、“居前”、“居高”特点的全面、深刻认识。
隋唐洛阳城包括外郭城、皇城、宫城。外郭城遗址平面近方形，东、南、北城墙各长7 312米、7 290米、6 138米，西城墙残长6 776米。有8座城门，其中东门与南门各3座，北门2座，均为“一门三道”，正门为南城墙中间的定鼎门。外郭城中南部和东部为坊市，其中有109坊、3市。皇城在外郭城西北部，由于洛河北移，皇城东南部被河水冲毁。宫城在皇城之内，其东、西、南、北城墙长分别为1 275米、1 270米、1 710米、1 400米。宫城正门为南门应天门。考古发掘的隋唐洛阳城遗址主要有明堂遗址、应天门遗址、履道坊遗址、上阳宫遗址、含嘉仓遗址、南市遗址和定鼎门遗址等。
唐代帝陵的调查与发掘，从另一个方面加深了对唐代都城建筑思想的理解。
（五） 宋辽金元时期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
北宋都城开封城包括外郭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外郭城遗址平面近平行四边形，周长29 120米。外郭城有12座城门，其中南、西城门各3座，东城门2座、北城门4座。内城遗址位于外郭城中心，平面近方形，周长11 550米。有城门10座，其中东、西城门各2座，南、北城门各3座。皇城在内城中部偏北，周长约5 000米。宫城在皇城北半部的东西居中位置，平面近长方形，周长2 521米。北宋开封城的重要特点是外郭城中的街巷制代替了以前都城之中的里坊制，这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等，使都城布局结构由此前的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
辽、金、元、清4个王朝，均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得了对国家的统治地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先进的民族，他们必须以被统治民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统治，有时他们甚至利用被统治民族的“最纯粹”、“最正宗”的“文化”和“思想”进行统治，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辽的都城基本继承了唐宋都城制度，少有创新。金、元都城建筑则多复古主义做法。目前已经考古究明了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遗址等都城的布局形制，而明清北京城大多至今仍得到较好的保存。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分为南北二城，北为皇城，南为“汉城”。皇城遗址东西1 720米、南北1 600米，大内位于皇城中部偏北。汉城遗址平面近方形，周长5 800米。
辽中京位于内蒙古宁城，都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外城遗址平面为矩形，东西4 200米、南北3 500米。南城墙辟3座城门，中间城门为正门。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平面为长方形，东西2 000米、南北1 500米。宫城在内城北部正中，其北宫墙为内城北城墙一部分。宫城平面方形，周长4 000米。可以看出，辽的都城所受到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的影响。
金上京是金的最早都城，在黑龙江省阿城市，由南北二城组成。南城东西500米、南北645米，周长2 290米。南城西部偏北有金城，金城中部有南北排列的5座宫殿。南城东部为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北城为工商业区和居民区。
金中都位于北京市西南部，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外郭城平面近方形，东西4 900米、南北4 510米。除北城墙辟有4座城门之外，其余三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宫城在外郭城的中部偏西，平面为长方形。皇城在宫城之南。
元上都位于内蒙古正蓝旗，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组成。外城和皇城均为方形，边长分别为2 200米与1 400米，皇城在外城东南部。外城有7座城门，除西城墙辟1座城门之外，其余三面城墙各辟2座城门。皇城东、西城墙各辟2座城门，南、北城墙各辟1座城门。宫城在皇城中部偏北，平面长方形，东西570米、南北620米。宫城东、西、南三面各辟1门。
元中都位于河北省张北县西北15公里，元中都由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皇城位于郭城北部，宫城在皇城中部。宫城的主体宫殿建筑位居其中央，其他宫殿建筑分布在它的北部与东西两侧。
元大都由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郭城平面近长方形，东西6 680～6 730米、南北7 590～7 600米。除北城墙辟2座城门外，其余三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皇城位于郭城南部居中位置，皇城西部为太液池、东部为宫城，宫城位于皇城东部的南北居中位置。市场在皇城北部，这似乎折射出《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面朝后市”的设计理念。
二、 史前聚落、城、都城发展史与社会形态变化的考古学研究
“都城”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特定社会形态的建筑。“都城”是从“城”发展而来的，“城”又是从史前聚落发展而来的。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为自己营建居室，如黑龙江哈尔滨市阎家岗遗址的窝棚遗迹、湖南临澧县竹马遗址的居住遗迹等。农业的发生、出现与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定居成为可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说明，随着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稳定，人口的增加，聚落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史前聚落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众多，如具有壕沟与土围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和敖汉北城子遗址、林西白音长汗双聚落并存遗址、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后李文化的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内蒙古敖汉赵宝沟遗址、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等。聚落之中的建筑物主要是人们的居室，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在居住区中还出现了“非居住”的“大房子”，如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乡李家村、临潼姜寨、华县泉护村、河南洛阳王湾、灵宝西坡等聚落遗址中发现的“大房子”。它们一般位于聚落中央的广场附近，“大房子”附近有许多一般聚落成员的住房，这类“大房子”应属于聚落的全体成员的“公共建筑”。
（二） 史前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和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聚落成员对经济资源需要的进一步增加，并由此引起的与其他聚落对经济资源占有的无休止“争夺”与“战争”，这使不同血缘系统聚落将面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灾难。为避免脆弱的社会面临崩溃，协商、让步、共同管理与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聚落全体成员对生存环境的共同关注，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悲剧，让人们意识到，对于客体世界的自然灾害而言，人类以地缘关系的联合应对，比仅仅依靠“血缘”系统的孤军奋战要有力得多。上述历史发展背景，可能是出现以地缘为基础的聚落联合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可能是负责管理这种“聚落联合体”的社会平台，它不属于某一聚落，它是高于聚落的一种社会形态。从本质上说，它是对传统的、以血缘系统为基础的聚落社会形态之否定。
现在已经发现的史前时代的“城”约有五十多座，其中开展考古工作较多的重要城址如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城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邹平丁公城址、寿光边线王城址、淄博田旺城址、阳谷景阳岗城址、茌平教场铺城址、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的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安阳后冈城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江陵阴湘城遗址、荆门马家院城址、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四川成都平原的一批史前城址（新津宝墩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郫县梓路城址、都江堰芒城遗址等）等。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一些山城遗址，它们更为主要的功能可能是军事城堡作用。此外，在长江流域下游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人工堆筑营建的高土台，如江苏昆山赵陵山土台、浙江余杭瑶山祭坛、余杭汇观山祭坛、上海青浦福泉山高土台、江苏武进寺墩等，它们具有作为显贵者墓地和祭祀祖先的双重功能，它们是不是作为史前城址或其一部分，还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去究明。
史前时期城址的性质，是研究“城”的重要内容。确定史前时代的“城址”是否属于“城”，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具备了该历史阶段“城”的基本性质。我认为史前城址基本性质有二：其一，“城”必须有“城墙”或“墙”围绕。那么是否有“城墙”或“墙”围绕的建筑遗址群就是“城”？我认为是不能这样推断的。其二，“城”中的建筑内涵，主要应为宫庙性质的大型夯土基址。“城”作为从史前聚落发展出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物化载体，作为社会的多“聚落”（不是仅仅以血缘系统为纽带而形成的多“聚落”，而是包括了一些非相同血缘系统的多“聚落”）管理中心、利益协调中心，它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治产物。中国古代“城”的出现与形成，实质上不是生业分工（即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等的分工）的产物，也不是“城乡对立”的结果（“城乡对立”是“城”出现以后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而是人类社会形态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发展的产物。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城”的出现历史是沿着不同道路发展的。
（三） 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建立与古代都城出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邦国”的形成，作为其政治中心的“城”，亦随之出现。据文献记载，“国”要比“邦”的规模小，“国”与“城”同义，因此《国语·周语（中）》载：“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注》曰：“国，城邑也。”《史记·五帝本纪》云：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按照这一记载，在三代之前的“五帝时代”，也就是学术界现在一般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存在“聚”、“邑”、“都”3级。“聚”即村落，汉代“县”之下为“乡”，乡之下为“聚”。这在当时的社会教育机构上也有明确反映与记载，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曾提出郡设立“学”，县设立“校”，乡设立“庠”，聚设立“序”。“聚”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先秦时代已存在，因此商鞅变法才有“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之说。“邑”与“都”均为“城”，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是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我认为，“都”与“邑”除上述区别之外，两者的规模大小、社会管理机构多少也会有所不同。鉴于目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大多仅为考古调查或少量试掘，缺乏对城址的整体认识与深入了解，因此就现有的史前城址，判断那些城址属于“邑”或“都”，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相应的研究才有望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尽管如此，已有的史前城址考古资料说明，它们确实存在着规模的大小与规格的高低，像文献记载的那样分成“都”与“邑”的两级“城制”是可能的，“都”与“邑”对应“邦”与“国”，这有可能是“前王国时期”的两级社会形态。
从“城”到“都城”的发展，应该是与从“邦国”到“王国”的发展相一致的，简而言之，也可以说这是与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历史过程相统一的。
（四） 中国古代都城、城的等级与王国、帝国的社会政治架构
随着王国的出现，都城也就产生了。古代都城是王国、帝国的政治中心，王国与帝国时代的城一般是相应区域的政治中心。通过对都城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城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国家政治架构、社会形态。
学术界目前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王朝的考古学文化，历史文献记载夏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从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就城址规模之大、建筑遗迹与出土遗物反映的规格之高、与其后的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关系之密切，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座史前时期城址可与二里头遗址相比。属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及其附近地域，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或与之时代相同的城址，从城址规模、规格等方面综合来看，亦未见出其右者。
王国都城遗址与史前城址的区别在于：王国都城有集中的宫庙区，在其周围筑有夯土墙，形成宫城，其平面一般为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宫城中的宫庙主体建筑平面形制，一般为长方形，也有方形的。宫城周围及附近有铸铜、玉石制作等官手工业作坊，还有一些贵族居址与墓葬。在王国的宫城之外大多围筑有郭城（或称为大城）。二里头遗址已发现宫城遗址，在其外围是否还存在大城或郭城遗址，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究明。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之中布满宫殿建筑群遗址，其中没有“民居”遗址，也不可能安排“民居”，它的“城以卫君”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宫城之外的附近大量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及贵族宅邸与一般居址，他们是服务于宫城主人的“民”，也就是居住于郭城中的“民”。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没有一座具有上述所说的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布局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史前城址之中，虽然有的发现夯土基址的存在，但是从这些基址规模与平面形制来看，与二里头遗址中的宫庙建筑遗址相去甚远。在已发现的史前城址之中，还存在不少一般居址建筑遗迹，这在王国都城的宫城之中是不存在的。就二里头遗址与史前城址出土遗物相比较，可以看到：前者出土了青铜礼器和兵器等，这是古代王国重要职能“祀”与“戎”的物化载体；后者有的也出土了一些金属器，但它们一般为简单的饰物或小型工具，这些不属于“祀”与“戎”的物化载体。
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使我们注意到，不但王国时代的都城与“邦国”时代的“城”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不同区域政治中心的“城”的分级多少，两者也不一样。如果说“邦国”时代是两级“城制”，那么“王国”时代就是三级“城制”了。《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先秦时期“城”分为3级，第一级王城，即王国都城；第二级诸侯城，即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级“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这种三级城制，在建筑上的反映是不同等级的“城”之规模不同，它们包括建筑的大小、高低、数量多少不等，按级别递减。《左传·庄公十八年》云：“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先秦时代的王国都城（即王城）与诸侯王国都城、卿大夫城邑的三级城制，反映了这样的情况。贺业钜先生根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的“三级城邑的礼制营建制度量的级差”，提出了礼制营建制度的“营建等级制”，并指出它们的级差“是用一组以二为公差的等差级数”，这在汉代文献中也得到了佐证。上述的城制等级设计，目前在先秦时期城址考古中还没有得到全面佐证。尽管如此，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城市的规模确有不同，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王国社会形态的国王、诸侯王、卿大夫三级社会管理，形成三级社会政治管理中心的存在，王国都城、诸侯国都城与卿大夫城邑就是这种三级社会形态的反映。“城”作为管辖区域的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等，而形成以“城”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军事作用、政治地位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城”的规模不同、等级不一。
春秋战国时期，王国中央政权的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扩大，东周王朝都城与战国时代几个主要诸侯国都城规模、规格，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东周王城遗址面积约9平方公里、秦雍城遗址面积约10平方公里、楚纪南城遗址面积约16平方公里、齐临淄城遗址面积约24.4平方公里、燕下都东城遗址面积18平方公里（燕下都总面积30平方公里）、赵邯郸城遗址（大城）面积约13.8平方公里等。东周王城与诸侯国都城出现的上述情况，一方面恰恰是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局面在都城建筑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同为战国时代诸侯国都城，其规模也有较大差别。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城之外，还有一类似《周礼·考工记》所说的“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或即县治之城。但是这方面的考古工作开展得甚少，鉴于考古资料的不足，目前还难以进行深入研究。
古代都城随着王国被帝国的代替，帝国管辖领域的扩大，政府职能的增多，地缘政治加强导致的社会统治、管理机制的变化，社会政治架构更趋扩大化、复杂化，为适应从王国到帝国时代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变化，帝国国家形成了更为多级的城市架构。
秦汉王朝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全国各地有许多不同规模的城市，除了秦代都城咸阳城、汉代都城长安与雒阳之外，按照郡县制的行政管理区划，形成从大到小、不同等级的区域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一般来说，这些“中心”就是全国各地的郡治、县治及一些乡治所在的“城”。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伊始，“令天下县、邑城”。这些城大多是当时的郡治或县治所在地。不论是都城还是郡治、县治所在地的城，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作为政治性建筑而存在的。都城的代表性建筑是宫殿、宗庙等皇室建筑群及都城附近的帝王陵寝建筑，郡治和县治所在地城的代表性建筑是官衙、庙社等官方建筑等。上述建筑在各自城之中均占据重要位置，属于各自城的主体建筑。秦汉时代的全国各地形成的由大到小的（都城、郡治城、县治城、个别乡级城）城的建筑群，实际上是秦汉帝国郡县制政治架构的反映。西汉王朝都城长安城城内约2/3地方为宫殿、官署等建筑，都城南郊有大面积宗庙、社稷、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都城北部和东南部是帝陵陵区。东汉都城雒阳城内主要为宫殿和官署建筑，礼制建筑在都城南郊，帝陵位于都城附近。汉代的诸侯王国都城、郡治城和县治城的考古发现说明，从城的规模上看，诸侯王国都城小于帝国都城，郡治城小于重要的诸侯王国都城，县治城小于郡治城。如西汉齐王国都城临淄城周长17 000米、西汉赵王国都城邯郸城周长16 600米，二城规模均小于汉长安城；汉代郡治城中，如济南郡治东平陵城周长约7 600米，它小于上述诸侯王国都城；大多数汉代县城周长2 500～6 000米，它们一般小于郡治之城。就是在同一级城中，由于各个城的政治地位的不同，其建筑规模也不尽相同。汉代以后至明清时代，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设计思想中，仍然被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所制约。魏晋南北朝时期除都城之外，地方上又分为州、郡、县三级城制。一般来说，上述三级“城”逐级变小。这些城大多为双重城，即外城和内城，或称大城和小城，这种城的形制，是与其城的功能一致的。隋唐时代的城址研究揭示，除了长安城和洛阳城与地方城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之外，地方城中也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就城的面积而言，有16个坊、4个坊和1个坊等不同面积的城，一般大的州城16个坊、中等州城4个坊、小型州城和县城1个坊的面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城、邺城、六朝故都南京城及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北宋开封城、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都城，与同时期的州、府城比较，都城建筑都是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城。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大多数城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作为国家或某一地区政治中心，不同的政治地位而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
城门是其“门面”，可以说是城的标志性建筑。城门及其门道数量的多少也体现着“城”的等级，都城、郡治之城、县城或其他城的城门数量及其门道多少是各不相同的。自汉代以来，都城一般设12座城门，每面城墙置3座城门，每座城门3个门道。有的宫城、内城（皇城）正门亦设置3个门道，甚或5个门道。如已经考古发掘的汉长安城宣平门遗址、霸城门遗址、西安门遗址和直城门遗址，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可能为邺南城内城正门的朱明门遗址、唐长安城皇城的含光门遗址、隋唐洛阳城外郭城正门——定鼎门遗址和宫城正门——应天门遗址等均为3个门道，唐长安城外郭城正门——明德门遗址和大明宫正门——丹凤门遗址均为5个门道。其他城市一般设4座城门（个别有8座城门），每面城墙各辟一座城门（个别有两座城门）。
三、 “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与社会形态变化的考古学研究
（一） “单城制”与“邦国”、“方国”的社会形态研究
史前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聚落，聚落之中有居民的居室建筑，还有居民的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广场等建筑设施，这些设施是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因此聚落中的“大房子”、广场都是开放型的。为了部落、氏族成员活动方便，“大房子”和广场大多修建于聚落居址之中。在史前社会晚期，出现了部落酋长、氏族首领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大房子”，这种“公务”管理活动的对象应属于“血缘系统”内部的。如甘肃大地湾F901，可能是最早的宫殿雏形，具有了后期宫殿建筑的某些功能（见图1）。尽管如此，这种“大房子”还没有形成大型夯土基址“建筑群”，“大房子”周围也没有修筑墙垣，它不应是“地缘政治”管理社会活动的平台，因此说这样的史前时期聚落还不是“城”。尽管这些聚落有的在其周围挖掘了壕沟或修筑了围墙，但是其目的是为了聚落全体成员的共同安全。随着人类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出现了传说或文献记载的“邦国”或“方国”，它们可能具有了国家的雏形。“城”伴随着“邦国”、“方国”时代的到来，作为其行政管理“中枢”平台的建筑形式而出现。这种“城”不同于史前时期有“围墙”的聚落和军事“城堡”，前者“围墙”之中居住着居民，有的学者将这类“城”称为“乡村城堡”，并认为它们“与一般的乡村聚落没有太大的差别”；后者则是军事设施，内蒙古中南部的不少史前城址可能多属于这类城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良渚城址、陶寺城址等，从城址布局形制、文化内涵来看，均有可能具有政治性功能的建筑遗址，它们应为“前王国时代”的“单城制”都邑城址（见图2、图3）。
图1 大地湾遗址F901平面图
图2 良渚城址平面图
图3 陶寺遗址平面图
关于史前城址的形制，钱耀鹏将其分为3种类型：“单体一重式”（即本文所说的“单城制”）“双体一重式”和“内外二重式”（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双城制”）。他认为史前城址的上述3种城址类型，以“单体一重式最为常见”，这种论断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单城制”在史前城址占有主导地位。“双体一重式”的城址，如王城岗城址存在的东城与西城，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是不同时期的城址，两者时代上有着先后不同，东城被河水冲毁以后才建起西城；又有一说，西城最初是“仓城”，东城毁后，西城又有了一些大型建筑。不论上述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说西城与东城是作为宫城与郭城的关系。关于“内外二重式”史前城址，见诸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主要有藤花落城址、边线王城址、丁公城址、芒城城址、双河城址等。它们之中有的大城与小城不是同时期所建，如边线王城址、丁公城址等；有的城址仅仅限于调查，有待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如芒城城址、双河城址等；在“内外二重式”史前城址中的个别城址，如藤花落城址的大城与小城现象十分重要，后期的“双城制”可能与其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形制的史前城址，目前所知为数甚少。可以说，史前城址的主体城址形制是“单城制”。史前城址的“单城制”（即上述所说的“单体一重式”城址）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方国”、“邦国”是相伴而生的历史产物，这种“城”实质上是最早的“宫城”，或者可以说“城”是作为“宫城”首先出现的。它们“比较普遍存在有夯土高台建筑”，“史前城址虽普遍偏小，却具有宫城性质”。
（二） “双城制”与“王国”社会形态的研究
作为基本属于“宫城”性质与职能的“单城制”的史前城址（即“早期城市”），随着方国、邦国时代地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方国、邦国之间的进一步联合、兼并而形成“王国”。作为方国、邦国“单城制”的“城”，已不适应作为王国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的需要。这时因为王国政权机构的增加，与之相应的是统治集团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服务人员。仅仅用于“卫君”的“城”已不适应都城的要求，于是在“城”之外又修建了“郭”，“郭以居民”，这些“民”是为王室统治“服务”的人员，他们不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者。郭城的出现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郭城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宫城“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与“王室”活动相关的遗存，如宫城周围有贵族居住区，其中还有一些中型墓葬。大型铸铜作坊区位于宫城南部200余米处，铸铜作坊区与宫城之间有绿松石制造作坊遗址。宫城北部、西北部“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目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周围重要遗址、遗迹外围还未发现“郭城”（“外郭城”）或“大城”遗迹，一是可能当时已存在“郭城”（“外郭城”）或“大城”，不过我们至今还未发现；二是当时的“郭城”（“外郭城”）或“大城”已被毁坏无存；三是可能当时就没有构筑（“郭城”）“外郭城”或“大城”。如若属于前两者，自然说明进入王国时代，王国都城已为“双城制”，并非史前城址流行的“单城制”。如若属于最后的情况，我认为作为王国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其宫城周围分布着那么多的重要遗存，它们已经具备了“郭城”（“外郭城”）或“大城”的物质文化内涵，只是因为“物质文化”相对“政治文化”变化的“滞后性”，形成了王国出现与都城“双城制”取代“单城制”不是“同步”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帝国时代”也曾出现，后面还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见图4）。
图4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继二里头遗址之后的早期商代都城，如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其考古资料已证明，这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双城制”都城了。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已是“三城制”都城。我注意到关于偃师商城的相关考古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中，涉及偃师商城的布局，经常使用“大城”、“小城”与“宫城”的专用学术术语。这可能是造成偃师商城“三城制”说法的原因。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大城”是与“小城”对应的，“宫城”与“郭城”（或称“外郭城”）或“宫城”与“内城”（后来称“皇城”）、“郭城”（或称“外郭城”）对应的，传统所说的“小城”实际上是“宫城”。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研究人员所说的“小城”，是偃师商城的早期“郭城”（“外郭城”），他们所说的“大城”实际上是偃师商城的晚期“郭城”（“外郭城”）或称晚期“大城”。偃师商城早期是宫城之外围筑了他们所称的“小城”，偃师商城的发展是“小城”废弃，营建了“大城”，原来的宫城仍在“大城”之中，这在他们的相关考古简报、论文之中说得是很清楚的。但是还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的“大城”（“外郭城”）建成之后，“小城”仍然使用了一段时间，这是与实际的考古资料不一致的（见图5）。
图5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关于郑州商城遗址的都城布局，有的学者根据在“郑州市顺河路与顺河东街交叉口的西南侧”，发现的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夯土墙，认为这“可能是郑州商城宫墙的一部分”，从而作出“估计郑州商城已明确分为外郭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的论断。安金槐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内城（即郑州商城——引者注）的兴建及其用途，主要是为了奴隶主与贵族们在城内居住的安全”。张国硕先生更为明确地提出“郑州商城内城主要为宫殿分布区”，“内城是专为商王、贵族建造的”，“具有‘筑城以卫君’的性质”。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郑州商城还应该是属于“双城制”的都城（见图6）。
图6 郑州商城遗址平面图
图7 洹北商城遗址平面图
安阳殷墟的洹北商城遗址，在大城之内，又发现了“宫城”遗址（见图7）。传统所说的洹河南岸的殷墟小屯宫庙区之外，多年来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铸铜、制骨等官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大量的居址，它们应为“服务”于小屯宫庙区的遗存。如果这一推断不误的话，当时在小屯宫庙区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外郭城。
东周时代社会政治发展导致的国家机制复杂化，东周王朝与各诸侯国、诸侯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激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局面出现，这些都引起当时各诸侯国都城布局形制的变化。总体来看，东周时代都城虽然仍保持着“双城制”，但是较前已有所发展。这时的“双城制”都城基本上有3种类型：第一种为大小二城相套，延续了商代都城的形制；第二种为郭城与宫城的二城相邻或相连；第三种是在第二种类型的基础之上，其中一城又为大城与小城相套，另一城作为前一城的附属的城（即“附郭”）。第一种如东周王城、秦咸阳城、魏安邑城、曲阜鲁城、楚纪南城等，第二种如齐临淄城、赵邯郸城等，第三种如郑韩故城、燕下都等。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时有的都城之宫城（或小城），从单独一座宫城向多座宫城的发展，如秦咸阳城在城内有咸阳宫（又称“北宫”），于都城毗邻的“渭南”又营建“南宫”、“兴乐宫”等；赵邯郸城的小城由西城、东城和北城3座各自独立的城组成。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国家统治集团政治势力组合上的变化。
（三） “三城制”与“帝国”时代社会形态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即宫城、内城或皇城、外郭城）的出现时间，学术界目前还有不同观点。如前所述，有的学者甚至提出郑州商城就是由外郭城、内城和宫城组成的都城。我认为，都城由“双城制”发展为“三城制”，是国家社会形态的变化在国家政治中心——都城的布局形制方面的反映，是王国的王室政治发展为帝国的皇室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政府的结果。帝国时代，作为王室政治活动平台的“宫城”（或称“小城”），由皇室政治活动平台的宫城和中央政府政治活动平台的“内城”（或称“皇城”）所代替。
中国古代历史的帝国时代，以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为开端。尽管秦始皇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开创了帝国时代，但是秦帝国的都城咸阳是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始建的，一直沿用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咸阳作为都城的基本布局形制，在战国时代中晚期已奠定。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以后，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措施，但是都城布局形制并没有立即进行改变，到了他的晚年，才决定在“渭南”营建新的都城之大朝正殿——阿房宫前殿，这项工程还没建成，秦始皇就死去，秦王朝也就随之迅速崩溃。因此，作为从王国发展为帝国的同一都城——秦咸阳城，其布局形制基本保持着战国时代的特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它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变化显现出都城建筑作为“文化”变化上的“滞后性”。
相对秦帝国而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主导下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复古”、“让步”的做法，在继承秦帝国郡县制的政体情况下，又推行了王国时代分封诸侯王的政策。诸侯王国实际上是个小型“帝国”，其“制同京师”。西汉王朝定都长安，长安在秦代实际上是秦都咸阳的一部分，汉长安城的皇宫大朝正殿——前殿建于秦国和秦王朝的章台之上，长乐宫实际上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之上改建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汉长安城的布局形制已基本究明，汉长安城作为“大城”或“郭城”，其中有“宫城”——未央宫，还有长乐宫、北宫、桂宫等“亚宫城”。就郭城之中包括宫城而言，这还是属于“双城制”都城。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所说的汉长安城为“内城”，或称“扩大的宫城”，汉长安城之外还有“外郭城”，就是说汉长安城是由宫城、内城与外郭城组成。我认为这一说法，已为汉长安城及其附近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所否定。
秦汉时代，作为国家的社会形态已由先秦时期的王国政体进入帝国政体，而其都城的形制基本上仍属于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其原因在于，都城建筑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虽然受到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是两者的变化不是同步的，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相对政治的变化是滞后的。正是由于都城布局形制变化相对国家政体及其社会形态发展的滞后性，秦汉时代虽然已经确立了帝国政体的社会形态，但是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都城，直到北魏洛阳城才真正形成了“三城制”都城。秦汉帝国的建立，庞大的中央政府建筑群，并没有在都城之中形成统一的区域，只是到了北魏洛阳城，在宫城之外、内城之中的中轴线东西两侧才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中央政府机构建筑群，到了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央政府机构建筑群的专用区域——皇城。北魏洛阳城的“三城制”都城形制出现以后，一直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城所遵循，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始终。
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有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它们的政治活动平台，当时安排在宫城与郭城之中，而郭城之内还有诸如官手工业作坊、市场、达官显贵宅邸、市民里居等，这种“官”与“民”的杂处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与管理。但是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东汉雒阳城。如东汉王朝的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等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均分布在都城之中、南宫以东的地方。都城之内还有市场——“金市”、步广里与永和里等里居（见图8）。这种都城布局形制到北魏洛阳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宫城之外围筑内城，内城之中以中央官署为主，如左卫府、右卫府、司徒府、太尉府、司空府、国子学、将作曹、宗正寺、御史台、武库等，此外还有太庙、太社、太仓、永宁寺等重要建筑。市场已不在内城，安排到郭城之中（见图9）。隋唐两京的长安城与洛阳城的中央官署、宗庙社稷等均分布在皇城（即“内城”）之中。“三城制”都城反映了帝国与王国的社会形态的不同，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对国家的统治与管理，通过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去进行，内城是其进行对国家统治、管理的政治平台；皇室所在的宫城，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政治中枢；郭城则是维系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正常运转的官、民活动与“服务”（为都城正常运转的各种相关“服务”工作）空间。“三城制”都城是与中央集权封建帝国都城的社会形态相一致的。
图8 东汉雒阳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9 北魏洛阳城遗址平面图
四、 古代都城宫庙建筑遗址考古发现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的考古学研究
（一） 关于古代都城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宫殿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平台，是都城的核心建筑。杨鸿勋先生认为：“宫殿建筑是王（皇）权的象征。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宫殿都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在中国，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的大成，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可以比它更能说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历史和传统……因而宫殿建筑最能反映当时社会本质的建筑。通过对宫殿建筑历史的了解，可以生动地了解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形态的发展。”
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宫殿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早在宫殿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在一些重要的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大房子”遗迹，如西安半坡遗址F1，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即大房子的前部）似为庭堂，西部（即大房子后部）可能是用于休息的居室。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一座具有“前堂后室”功能的建筑。这种大房子已不只是作为聚落之中成员的公共活动场所，它很可能还是聚落首领社会活动与生活的地方。再如，甘肃秦安大地湾聚落遗址发现的“大房子”F901，位于聚落南北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室内面积126平方米。主室平面长方形，前墙辟门3座，如后世“三阶”，东西并列，正门居中。主室正门有外凸“门斗”，门前附属建筑为“轩”。东墙、西墙各辟一侧门。主室东西各一侧室，当为后世的“旁”、“夹”。北部为后室、南部为附属建筑。发掘者认为F901“已不是一般部落的公共建筑，而应是举行大型祭祀、议事活动的大会堂”。F901的“前堂后室”，左右置“旁”、“夹”，堂设“三阶”，门前临“轩”，已成为中国古代宫殿最早的雏形，有的学者认为“夏后氏世室”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之中坐落有多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应属于宫殿或宗庙一类建筑遗址。已进行考古发掘的第一、二、四、六、七号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平面大多为长方形。这是目前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确认的、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或宗庙、门阙）建筑基址，其中以第一、二号建筑基址最为完整、重要，据此看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发展变化及其一脉相承的基本特点：长方形的宫殿基址，宫殿南部的登堂台阶，宫殿南面的大型庭院，三门道或“一门四塾”、“一门二塾”的宫殿庭院正门（南门），宫殿及其庭院的坐北朝南的方向和建筑物的中轴理念等。这些成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判断宫殿的基本因素。需要指出，早期宫殿与宗庙在建筑形制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古代文献记载宫、庙不分，我认为所谓宫庙不分还是“形式上”的不分，其各自“功能”应该是不同的。
偃师商城宫城西部的宫殿院落，有南北排列的二号、三号、七号宫殿，它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由多座宫殿组成、每座宫殿建筑功能不同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群。而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布局应是在同一座建筑中实现的。在宫殿建筑中，由同一宫殿的“前堂后室”结构，发展为多座宫殿形成一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群，这应是早期国家都城之中宫殿建筑布局形制的重要发展与时代特点。偃师商城宫城宫殿院落建筑布局形制，在后来的湖北盘龙城商代城址中也有发现。盘龙城城址周长1 100米，城内东北部地势最高，大型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这一带，基本上南北排列，一号宫殿遗址南13米为二号宫殿遗址。一号宫殿基址东西39.8米、南北12.3米；二号宫殿基址东西29.95米、南北12.7米。有的学者根据一些遗迹推测，一号和二号宫殿之外，围筑有廊庑。南北排列的二号与一号宫殿应该是“前朝后寝”的格局。
随着历史发展、国家权力的加强，反映政治活动平台的宫殿规模也在扩大，已发现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这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已发掘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的第一号宫殿遗址，是目前已知商代规模最大的一座宫殿。宫殿庭院东西173米、南北85～91.5米、面积1.6万平方米。殿堂基址南北14.4米、东西90米。
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秦雍城遗址考古钻探发现的马家庄第三号建筑群遗址，南北长326.5米、南端东西宽59.5米、北端东西宽86米、面积21 849平方米，位于都城中心部位。由南向北包括五进庭院，第一进庭院南北进深52米、东西宽59.5米；第二进庭院南北进深49.5米、北部南北宽60.5米，庭院东西置两厢；第三进庭院南北进深82.5米、北部东西宽62.5米，庭院中部置殿堂，殿堂基址东西34米、南北17米；第四进庭院南北进深51米、东西宽70米；第五进庭院南北进深65米、东西宽86米，庭院之内有3座大小、形制相同的建筑基址，各东西宽22米、南北进深18米，为“品”字分布于庭院之中。韩伟先生认为这是秦国都城的“宫寝、朝廷之所在”。
战国时代流行高台宫殿建筑，其规模之高大、宏伟是前所未有的，如齐临淄城小城中的“桓公台”遗址，东西宽70米、南北长86米、残高14米；赵邯郸城的赵王城之西城中的“龙台”基址东西宽264米、南北长296米、残高16米；燕下都的“武阳台”基址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10米以上，此外还有“老姆台”、“路家台”等；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等，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均具有突出的重要学术意义；已经考古勘探、发掘的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和少府遗址、桂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等，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麟德殿遗址等，它们对于深入了解、认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均有重要科学意义。
单体建筑由“大房子”发展为“宫殿”；宫殿由单一殿堂中的“前堂后室”结构，发展为多座宫殿形成的“前朝后寝”建筑群格局，这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建筑发展的规律。
（二） 关于古代都城宗庙建筑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都城宗庙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发展、结合的产物，宗庙与宫殿同为中国古代国家“二元政治”物化载体。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古学术界一般认为属于宗庙建筑遗址的有二里头遗址第二号建筑遗址，偃师商城宫城的第四、五号建筑基址，周原遗址的云塘和齐镇建筑基址，雍城马家庄第一号建筑基址，汉景帝阳陵的“罗经石”建筑基址，汉杜陵第八号建筑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南宋临安太庙遗址等。当然，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都城宗庙就数量很多了。
二里头遗址第二号建筑遗址范围东西57.5～58米、南北72.8米，周置廊庑，南庑中间辟门，南门置东西二塾，中为门道。主体建筑殿堂居北，殿堂与南门之间为庭院。殿堂基址东西32米、南北12米，庭院东西45米、南北59.5米。
偃师商城宫城第四号建筑遗址范围东西51米、南北32米，周置廊庑，大门辟于南庑，西庑辟侧门。殿堂居北，坐北朝南。殿堂基址东西36.5米、南北11.8米，南部置四阶。殿堂与大门之间为庭院，庭院东西16.3米、南北12.2米。第五号建筑基址形制与第四号建筑基址基本相同，殿堂基址在院落北部，东西54米、南北14.6米。殿堂以南为庭院，周置廊庑，南廊中央辟门，其规模要比第四号建筑基址大得多。
陕西周原扶风云塘发掘的西周建筑群遗址，由3座建筑组成，其平面分布为“品”字形，外围筑墙垣。围墙南部中间置门塾。在云塘建筑遗址以东52.4米的齐镇发现另一组建筑，主体建筑F4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8.8米，平面为“凹”字形，南部凹进，其前部亦置“U”字形卵石路，南北长11.5米。门塾F9东西长13.6米、南北宽6.2米。F4东南部为F7，南北长20米、东西宽11.5米。F4西南部还应有一建筑。推测这组建筑群周围亦围筑墙垣。上述两组建筑可能为西周的宗庙建筑遗址。
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东西90米、南北84米、面积7 500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周施围墙，南墙辟门，主体建筑居于北部中央。南部为庭院，其中发现祭祀坑181座，庭院东西对称分布附属建筑。
汉景帝阳陵二号建筑遗址（又称“罗经石”建筑遗址）位于帝陵东南300米，建筑遗址平面方形，边长260米。外围壕沟，壕沟之内四角有曲尺形平面建筑遗址，壕沟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围壕之内中央为主体建筑，平面方形，边长53.7米。建筑基址四面各辟3门道，门道地面按照门道所处方位，分别铺设象征东、西、南、北四方的“四神”纹饰空心砖，建筑物四面的铺地砖、墙壁、屋面均按东、南、西、北方位，分别涂有青、红、白、黑4种颜色。二号建筑遗址应为阳陵陵庙建筑遗址。
在汉宣帝杜陵东北400米的杜陵第八号建筑遗址，东西73米、南北70米，遗址之中出土了不少四神纹空心砖，推测这应为杜陵陵庙遗址。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中的宗庙建筑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最为全面、系统的中国古代宗庙建筑群遗址，包括12座宗庙建筑遗址，每座自成一个平面方形的院落，其中11座宗庙建筑院落围筑在一个边长1 400米的方形大院落之中，每座院落边长270～280米。院落中央为主体建筑——庙堂基址，基址平面方形，边长55米，院落四角各有一曲尺形建筑遗址。院落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在大院落南部中间有一平面方形院落，边长274米，院落中央为主体庙堂建筑遗址，平面方形，边长100米。
1995年发现的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清理了太庙建筑遗址的东围墙、东门遗址和庙堂建筑基址。
从上述已经考古发掘的都城宗庙建筑遗址可以看出，早期的都城宗庙建筑与宫殿建筑的平面形制基本相同，均为长方形。如二里头遗址宫城的第一号与第二号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前者为宫殿建筑基址，后者为宗庙建筑基址，两者殿堂建筑基址平面均为长方形；再如，偃师商城宫城的第二、三、七号与第四、五号建筑基址，近年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前组属于朝寝宫殿建筑遗址，后组为宗庙建筑遗址，它们的殿堂建筑基址平面均为长方形。属于西周时代的周原遗址的云塘建筑群遗址，其单体建筑基址平面近方形，与之对应的宫殿建筑基址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春秋时期的雍城马家庄第一号与第三号建筑遗址，分别为宗庙与宫殿建筑遗址，前者殿堂单体建筑基址平面近方形，后者殿堂建筑基址平面为长方形。已考古发掘多座的汉长安城宫殿建筑遗址与南郊礼制建筑的宗庙遗址，两者殿堂建筑基址平面不同，前者一般为长方形，后者为方形。西汉时代以后的都城宗庙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进行的很少，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其平面大多为长方形，如东晋建康的太庙、唐长安城的太庙等。都城宗庙殿堂平面由长方形发展为方形，又由方形“变回”长方形，后者反映了宗庙（包括寺院、道观建筑）的宫殿化（趋时性表现）。第一个时期，即夏商时代，都城宗庙与宫殿殿堂平面均作为长方形时，这反映了宫殿与宗庙的“平等”时期，这是早期王国时代“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对等”的社会形态的特点。第二个时期，即西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都城宗庙殿堂平面由长方形变为近方形或方形，宫殿殿堂平面仍为长方形，宫殿与宗庙殿堂平面形制的变化，反映了两者所代表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力量的消长。在这一时期的后段（即西汉时代），都城宗庙与明堂、辟雍、灵台、社稷等礼制建筑的主体建筑及帝陵和皇后陵的陵墓、陵园平面一般均为方形。从建筑形制上来看，似乎宗庙已“等同”于皇室其他礼制建筑和皇帝、皇后的陵寝建筑，“宫庙并列”已成为历史。西汉时代都城宗庙地位的下降，揭示出帝国时代初期，“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衰落的社会形态特点。第三个时期，历史似乎又走了个“轮回”，都城宗庙殿堂平面又“回归”长方形，这不是“血缘政治”的“复兴”，而是宗庙“趋时性”的表现，反映了宗庙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宗庙成为皇权的附庸，这是帝国时代成熟时期的社会形态特点。
（三） 关于古代都城宫庙布局形制与地缘政治和血缘政治关系的探讨
祭祀性建筑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史前时期已经存在，这些遗址的祭祀对象不尽相同，有自然神、图腾，也有祭祀者的祖先。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考古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祖先崇拜物化形式的建筑（即王国时代已经出现的“宗庙”），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可能反映了人们和社会对祖先祭祀超过了对自然神和图腾祭祀的重视程度。历史文献记载，王国时代都城宫室建设“宗庙为先”，这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宗庙的重视情况。在东西方古代文化中，在祭祀方面，中国古代突出祖先崇拜、宗庙祭祀，西方古代重视神庙祭祀，这是东西古代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势力的消长。作为国家统治者政治活动平台、“地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宫殿建筑，这时至少已与本质上属于“血缘政治”物化载体的宗庙建筑“平起平坐”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掘的夏代都城的第一号与第二号宫庙院落建筑遗址，从其布局形制来看，它们各自形成的轴线，构成宫城的宫庙二元布局结构，折射出当时社会形态的“二元政治”特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为探讨都城之中宫庙建筑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偃师商城遗址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大量考古工作揭示出这座都城遗址在建筑设计理念方面比夏代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更为复杂、成熟。偃师商城宫城之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分成东西两组，东组建筑群包括南北排列的两座院落，北部为4号建筑基址，南部为5号建筑基址。西组建筑群在一南北排列3座大型夯土建筑的多进院落之中。东组与西组院落布局结构的不同，反映了它们使用功能的差别，推测宫城东部与西部庭院应分别为宗庙和宫殿建筑。如果这种推断无误的话，那么可以说商代早期作为地缘政治象征的宫殿与血缘政治象征的宗庙，继承了二里头遗址宫城中的宫殿与宗庙共存于宫城之中的传统。
西周时代的都城宫庙建筑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作为西周时代重要都邑的“周原遗址”，位于其中心区的云塘和齐镇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至关重要。云塘遗址以西900米为西周凤雏建筑遗址，其东500米为召陈建筑遗址。凤雏建筑遗址由门塾、庭院、殿堂、后室和东西厢房组成，这应是一座宫殿院落建筑。召陈的西周建筑基址，其形制与凤雏的四合院式建筑不同，但其单体建筑规模较凤雏建筑基址要大，至于这些建筑基址的功能，仅据现有考古资料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对照凤雏甲组建筑遗址和召陈建筑遗址，云塘和齐镇建筑遗址群更具宗庙建筑特点。
东周时代的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发现的东西并列的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与三号建筑基址，是目前研究先秦宫庙制度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在一号建筑基址以西500米，应为宫殿建筑基址。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主体建筑的形制结构（主要指两者殿堂基址平面）已有所不同，但是自二里头遗址宫城之中的宫殿与宗庙并列分布宫城之中的二元布局至东周时代仍然未变。
秦汉时代是从先秦时代的王国进入帝国的时代，王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最大不同点是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在都城建筑中的突出表现是，宗庙地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宫庙建筑形制的进一步改变及其在都城之中的分布位置变化。从建筑形制来看，宗庙已与一般礼制建筑形制（包括明堂或辟雍、灵台、社稷等）基本相同或相近。宫庙分布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文献记载，秦国的“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咸阳的秦王室或皇室宗庙就是《史记》记载的“诸庙”，“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可见秦国或秦王朝在首都地区的宗庙不在秦咸阳城中，更不在咸阳宫内，而是分布在都城以外的渭河南岸。西汉初年，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惠帝庙均在汉长安城之内，两者分别位于宫城之外的未央宫东南部与长乐宫西南部。西汉时代晚期，都城宗庙等礼制建筑多分布在汉长安城南郊。先秦时代的宗庙与宫殿东西并列分布在都城之中的宫殿建筑区或宫城之内，秦汉时代都城的宗庙已从都城之中、宫城之内移至都城之外（西汉初年首先移至宫城之外），大朝正殿成为都城、宫城之中的唯一至尊建筑，宗庙位置这种变化，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之下的地缘政治加强、血缘政治削弱在都城布局形制上的重要反映，是社会形态变化在都城设计建筑思想变化的重要体现。“矫枉过正”似乎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走向帝国的时候，在王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血缘政治，被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所排挤，从两者的“平起平坐”到“主次分明”，从“宫庙并列”于宫城或宫殿区的中心地区，到宫殿（大朝正殿）位于宫城或都城中心位置，而宗庙被安置于都城之外。在帝国取代王国初期，上述宫庙布局位置变化正是上述政治发展规律的反映。
秦汉时代以后，魏明帝在洛阳城铜驼街附近建太庙，西晋和北魏洛阳城、十六国后赵石虎邺城和东魏与北齐邺城的宗庙也均在都城之内、宫城之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北魏洛阳城的宗庙位于都城和内城（或皇城）之中、宫城之外，这一宗庙布局制度对以后历代影响深远。宗庙在都城的位置，在六朝故都有所不同，它们分布在都城南郊，似乎受到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帝国，地缘政治在其统治中越来越重要，都城的大朝正殿独处宫城的“居中”、“居前”、“居高”位置与地位，决定着宫城与都城的轴线或中轴线，这充分体现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皇权至上、皇帝至上的社会形态。但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还是以“血缘政治”为据继承、维系其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由“宗庙”体现的“血缘政治”，确立了最高统治者在国家地位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尽管如此，宗庙在帝国时代还是从先秦时代都城的宫城或中心建筑区移至都城之外，这显然是以宗庙为象征的“血缘政治”的削弱，新的帝国时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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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2006（3）：2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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