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一文，他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2]。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3]。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4]。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5]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笔者称之为“知识分子社会”（intellectual society）。

“知识分子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分子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6]，按照卜正民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7]。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8]。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9]。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分子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10]，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分子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11]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分子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2]。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这一“知识分子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13]。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分子社会”。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作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14]。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视之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晚明的历史遗产。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联，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15]。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由于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起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16]。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培养精英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17]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汉朝的太学时代，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之所以士人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借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与政治相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在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就不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20世纪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中国两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之一曾琦在当时说过，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18]。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合法性。除了张作霖等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还是比较尊重，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延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比例越来越高[19]。

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分子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网络[20]。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可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21]。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22]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23]。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4]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六十二个，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25]。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的影响，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仁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报》、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独立时论》[26]。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分子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被称为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形成天下社会舆论的中介[27]。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28]。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29]，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是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30]。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面对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大中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31]。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分子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面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由于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也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一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更加严密控制。最后，一度生气勃勃的“知识分子社会”，被战争所彻底摧毁。

1932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以及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32]。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这里要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由于内部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由于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33]。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34]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其回乡。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35]。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自己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36]。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一方面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在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20世纪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批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分子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分子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以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该会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帮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炫人耳目，但一旦国共之间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从其产生之初，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了。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构成的流动网络[37]，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就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都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20世纪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过度政治化了。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30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在减弱。到40年代，抗日战争和战后的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失去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不得不进行政治选择，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无奈地宣告终结。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分子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1]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

[2]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3页。

[4]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26、499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

[6]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104—106页。

[7]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8]关于士绅的权威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9页。

[9]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283页。

[10]关于晚清士大夫与“五四”第一代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身份上的差别，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见本书第79—86页。

[11]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2]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第37—42页。

[13]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95—1409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第34—44页。

[14]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15]参见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

[17]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

[18]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4页。

[19]根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但留日居多。而在国民党政府内阁官员中，留美的超过留日的。1948年，198位国民党大员中，留美34人，留欧22人，留日32人。在学界，留学生也占了可观的比重。到1936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44％是留学出身。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14、271页。

[20]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21]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

[23]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24]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5]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出版，第199—206页。

[26]《独立时论》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是1945年以后胡适手下的一批北大自由主义同仁相约，为各报纸刊物写稿，最后结集出版，形成团体的影响。

[27]参见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45页。

[28]参见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9]根据笔者的研究，《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

[30]参见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81页。

[31]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32]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33]参见丘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19页；邓若华：《二十世纪前期常熟地方精英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未刊稿。均收录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ckrd.cnki.net/grid20/Navigator.aspx?ID=2）。

[34]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页。

[35]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36]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37]参见孔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