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于性别平等的研究大致是分为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条是以占主流地位的女性主义理论。另外一条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平等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展开的。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者关于性别平等的主要观点是争取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为特点。其主要理论观点是:1792年英国女性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一书提出女性应该充分享有与男人平等权利的观点。即女性应在教育、工作与政治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女性应有三种权利，即“工作权”、“受教育权”和“参政权”。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从另一个视角指出妇女应该获得参政的权利。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对男权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尖锐的质疑，提出女性不应该被排除在领导职位外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启蒙主义——一种体制惟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用于理性，人的独特就在于他有理性。女人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男人一样具有理性，因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不合理的，他指出:“我确认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个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6]约翰还进一步指出，性别不平等不是先赋的，女性的从属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形成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只是由于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合理”的存在。综上所述，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参政、就业权利的论述主要观点是争取妇女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权，而核心是妇女选举权。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妇女运动，其主要理论贡献是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直接指向了父权制。这一时期主要观点体现在1970年凯特·米利特所著的《性政治学》，该书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划时代著作，是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著作。其主要理论观点是妇女苦难的根源来自于男权制。男权制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利概念”。[7]费尔斯通在他的著作《性别辩证法》（1970年）进一步分析指出了性别不平等的产生并不是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说的是性别不平等的来源主要是公共领域，而是男权制，其来源主要是私人领域——即生育机制以及男性对性生活和生育的控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两性权力的不平等的形成主要是妇女生育功能所致。现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女政治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她的著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从另一方面分析把妇女受压迫的机制界定为四个方面:生产、生育、性、儿童社会化。只有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变，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特别是米切尔和另外一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共同提出了“二元制理论”。她们认为导致整个社会中男女性别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男权意识两大体系，这两大体系时分时合，并非任何时刻都表现为一致性，因而，必须分开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由此提出了争取妇女解放的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铲除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基础；以精神分析从意识形态上颠覆男权社会，实现女性的文化自由和精神解放。
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性别平等的另一条线索，主要体现在对性别歧视和妇女解放等方面的论述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中，通过对人的劳动异化的分析，初步表达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全人类，有一半左右是妇女，如果妇女不解放，人类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类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从此，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8]因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旦法律上平等之后，就可以充分看出妇女解放的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9]恩格斯在致盖·吉·沙克的信中也谈到:“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10]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平等的观点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开启了女性文化的一个新的时段，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的自觉及其文化反抗，提供了有力而有效的资源与武器”。[11]同理，对于妇女问题的分析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福柯曾指出“写历史而不使用与马克思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整套概念，不把自己置于被马克思所定义和描述的思想层面，这在当今是不可能的”。[12]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平等的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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