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者的空间转向

  当代视觉文化研究适应了当代学术领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发展趋势，它召唤着更多研究方法和视角、更多相关学科的介入。然而，直至目前，与当代视觉文化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空间理论却没有得到视觉文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空间，尤其是20世纪以来兴起的都市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虚拟空间，构成了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视角，“空间转向”理应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空间与时间一道，共同构成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最基本维度。然而，在19世纪之前包括19世纪，空间仅仅被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死寂、固定、静止的空洞容器。进入20世纪后，现实生活中时空体验的剧变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的空间观念。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将人们征服空间的能力大大提高，以往经年累月的漫长旅程被缩短为几个小时。通信工具、传播媒介的日渐发达令相隔千里的人们可以随时沟通，“鱼书雁足”已经成为浪漫的回忆。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一书中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后历史带来了历史与‘膨胀的现在’的一种新关系。”^[52]时间的缩短令人们仿佛只能感觉到“膨胀的现在”，而“膨胀的现在”直接呈现为包围着我们的空间，共时性的空间感开始代替历时性的时间感成为人们的主要体验，城市化和全球化分散了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注意。

空间性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是由于上述社会实践的改变，其次则源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自身对过去长期偏重时间性而忽略了空间性的反弹。空间体验的变化和理论发展本身的要求共同催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空间转向”。

在当代西方学术的各种“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之中，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转向”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在“空间转向”中，时间和历史丧失了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权。空间不再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外在于人类生活的“容器”，而是变化的、流动的、异质性的，“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53]虽然对社会空间的系统论述在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但空间意识的复苏实际上贯穿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初，在爱因斯坦、柏格森颠覆牛顿和笛卡儿以来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的同时，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艺术家就在绘画作品中义无反顾地破坏透视法，创造了新的绘画空间；同时，建筑师们怀着改造空间的巨大热情投入建筑设计和都市规划中。在哲学家当中，海德格尔在30年代开始关注空间性。20世纪初以来的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一直若隐若现地持续着对人的活动与地理、区域乃至空间秩序的关系的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福柯等人尝试使社会批判理论空间化，系统的空间理论正式形成。^[54]

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先驱是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列斐伏尔1974年的法文版著作《空间的生产》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空间问题的专著，它拉开了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序幕。列斐伏尔认为，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处世态度以及生活习惯都浸染在空间之中，受到空间的制约并被空间所塑造，空间正在渐变为人们生活的组织形式。福柯敏锐地发现，在整个19世纪，空间被看成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并成为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辩证性、生命活力等相对立的概念。福柯指出：“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55]深受列斐伏尔影响的美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空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他从后现代性的视角理解和探讨空间问题。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表现出空间性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美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理论立足点，指出了空间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理解。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第三空间”理论，试图构建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

我国目前也正进入“空间崛起的时代”。内部的城市化浪潮和外部的全球化环境是现今思考我国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两个向度。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全球化，两者都是空间形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空间。我国国内关于空间转向和空间问题的研究起步虽晚于西方，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詹姆逊、戴维·哈维和爱德华·索亚等理论家的论著相继被翻译引进，还出现了一批翻译和介绍西方空间问题研究成果的丛书，例如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等。国内研究空间问题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如孙江的《“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冯雷的《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陆铭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汪民安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王晓磊的《社会空间论》等。

空间理论尤其是文化向度的空间批评为我们理解视觉和视觉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材料和系统的理论支撑。詹姆逊和爱德华·索亚等学者从后现代美学、当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他们的研究从经济、文化、身份、消费等多个层次丰富了空间的内涵，探究了空间的文化蕴含和意义。然而，从空间角度入手的视觉文化研究还处于零散状态。西方空间理论强调从空间维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对空间中的视觉问题的论述大多是服务于其社会批判目的的例证和图解。而中国理论家在研究视觉文化时虽自觉地运用了一些西方空间理论家的观点，但总体上还集中于影视空间和都市空间的个案研究，例如陈卫星的《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柳宏宇的《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空间的后现代特征》、徐敏的《电影中的交通影像：中国现代空间的视觉重塑》，等等。从文化发展逻辑上对视觉文化和“空间转向”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只有复旦大学中文系高燕的博士学位论文《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当代视觉文化的哲学分析》，以视觉隐喻和空间转向这两个角度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系统地揭示了人类思想中的视觉隐喻问题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想和学术中“空间转向”之间的关系。总之，从空间角度切入视觉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还很匮乏，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和必要。但由于空间问题和视觉文化都是复杂而牵涉甚广的领域，且各自都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系统梳理，这给从空间角度切入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定难度。

“空间转向”与“图像转向”都是当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随着空间意识的凸显，作为空间感觉的视觉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作为空间艺术的现代绘画通过摒弃透视法首先体现出人类空间意识的变化。在后现代“空间转向”中空间与时间、场所相脱离，空间转变为并置的、相互重叠和交叉的、流动的空间，导致以往分层排列在等级化纵向深度中和封闭空间中的事物被并置在同一个平面内。由于被并置在消解了距离和界限的空间里，中心与边缘、高雅与低俗、原型与摹本、图像与其所代表的实体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对立被取消了，这些恰恰都与当代视觉文化的特征相呼应。

美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提出的后现代社会的两个新层面是视象文化盛行和空间优位，虽然詹姆逊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并未对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且明晰的讨论，但透过其字里行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视象文化盛行和空间优位是密切相关的。在詹姆逊看来，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深度空间模式到平面空间模式的转换是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空间化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56]文化的空间化即文化从深度时间模式转向了平面空间模式，即从时间性的印刷文化转向空间性的视觉文化。因而，当代视觉文化的增殖与后现代的空间优位是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一体两面的变化过程。正是从“时间优位”到“空间优位”的这一变化迎来了当代视觉文化的盛行，当代视觉文化既是后现代空间的表征也是其结果。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平面空间模式”的论述为理解当代视觉文化和阐发视觉文化的美学特征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后现代空间为视觉文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域，从时间转向空间，从整体转向碎片，从深度转向平面的诸种变化，正切合于重感性轻理性、重快感轻反思、重感官满足轻深层思考的视觉文化。詹姆逊用来描述后现代空间特征的词语，如无深度、无距离、碎片化等，往往被用于当代视觉文化的研究中，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也只有在后现代空间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视觉文化为何呈现出无深度、无距离、碎片化等特征。

综上所述，理解当代视觉文化除了前文所述的四条基本路径之外，还有一条从空间视角出发、以空间理论为基础的路径：在“空间转向”背景下，当代文化由深度时间模式转变为平面空间模式。后现代空间是研究当代视觉文化所不可忽视的一个理论背景和参照系统，同时，关注当代视觉文化也是理解后现代空间的一个重要途径。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为基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能够同城市化、全球化等当前最活跃的空间实践以及空间批评这一目前西方理论界的前沿理论动向联系起来，这拓宽了视觉文化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视觉文化研究的路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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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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