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创造了迷人神话和动人悲剧的古希腊人“大胆地并几乎是猛烈地踩出了由神话通向理性（逻各斯logos）的道路”[2]，和柏拉图焚毁诗稿一样的决绝。年轻的悲剧诗人柏拉图在遇到苏格拉底之后就烧掉了自己的诗稿，从此投入对智慧的追求之中，诗人之死和理性之崛起贯穿了柏拉图的一生。古希腊人和他们的伟大代表柏拉图一样，从诗性走向了理性。
神话和悲剧是古希腊人对世界的最初思考。然而思考的结果不能令他们满意——命运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要将人毁灭，神明不但不能保护人类，甚至还是灾难的来源，酒神的生命力伴随着被称为“狄奥尼索斯的黑暗”的毁灭性力量——一切都不可把握，一切都让人不安。自然让人敬畏，也令人恐惧。厌恶无序、混沌和动荡的古希腊人在不安中探索出路。于是“在希腊民族中成长起一种全新的精神结构。它迅速地成长为一种系统而饱满的文化形式，希腊人称之为哲学”[3]。古希腊哲学延续了神话和悲剧对世界和生命的思考。神话和悲剧是古希腊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和经验的表达，而哲学将之理性化。古希腊人在理性中看到了秩序、永恒、美德和灵魂的不朽。使人立足的不是变幻莫测的命运，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理性。
这种在“悲剧时代的哲学”中逐渐张扬的理性精神，借着诞生于智慧的象征——（其父宙斯的）头脑的女神雅典娜出现在悲剧中。这位以不自然的方式诞生的女神所代表的当然不是自然本能，而是理性。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的第三部《复仇神》中，为父报仇而杀死亲生母亲的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上被复仇女神指控。本来，根据复仇女神所代表的原始的自然伦理，俄瑞斯忒斯不论是为父报仇而杀母还是不报父仇，都会死于复仇女神的愤怒之下。但在雅典娜主持的法庭上，在定罪票和赦罪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雅典娜的关键一票判定俄瑞斯忒斯无罪。复仇女神代表的原始自然力败给了雅典娜代表的新秩序——理性，理性保护人的生命免遭狂躁的自然力量的损害。
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的油画《俄瑞斯忒斯的痛悔》（les remords d’oreste，1862）
古希腊悲剧和古希腊哲学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理性。如果说古希腊人把人生的无理、矛盾、混沌和由此而来的痛苦，以及摆脱这种痛苦的强烈愿望在悲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哲学中，古希腊人则自信能把这一切原始混沌都结清。
所以，古希腊人是不折不扣的理智人，他们不满足于诗性表达，而要对世界做理性解释。正如阿诺德对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所做的对比：希伯来文明代表的是“专致于力行的精力”，希腊文明代表的是“专致于观念的智能”。与希伯来人重视实践不同，希腊人重视理智。在古希腊人那里，我们看到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对所有实践兴趣的精心的epochē（悬搁）”[4]。这种态度是“非实践的，是thaumazein（希腊语：感到好奇而想知道）的态度。……人被观察与认识世界的热情勾住了。这种热情由一切实践的兴趣转向它自己认识活动的封闭圈子，在那个时代专门从事这种研究，建设纯粹的理论。换句话说，人成了世界的公平的旁观者与监护人，他成了一个哲学家”[5]。
这种以旁观者的姿态把世界当成对象来认识的主客二分的世界观是理性哲学的基点。最初的哲学研究对象是自然，自然在古希腊人那里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解神话过程：从泰利士开始，古希腊哲人就以物质性的本原取代神秘的拟人化的神。古希腊人也将人自身作为对象加以认识。在苏格拉底和智者运动之前，自然是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在苏格拉底和智者运动之后，希腊哲学发生了巨大转折，人伦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人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斯芬克斯的答案是“人”的谜语包含着一个深层问题：人是什么?这个俄狄浦斯没能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问题，由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认识你自己”。
这种主客二分的世界观使古希腊人从原始蒙昧中走出，为理性的张扬铺平了道路。但把人和其所处的世界分开，甚至把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对立起来，也为日后存在主义者指出的“存在的遗忘”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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