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化与西部经济发展文献评述

第二章 西部文化与西部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进入现代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各种学科人文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综合国外学者的观 点，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因素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第一，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技术等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力资本、文化和制度等非经济要素被纳入到经济发展模型中。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学者都努力构建过理论模型，但其并未得到统计学上的有力检验。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在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此后，围绕着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研究开始由“生产要素决定论”进入到制度、文化等更深的层次。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们不仅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纳入到经济学体系进行研究，还应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主题中。

第三，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企业家所具有的创新、冒险精神恰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所需要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熊彼特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即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入到经济学研究框架之内。

第四，马克斯·韦伯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问题。西方通过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文化傶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主体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斯·韦伯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企业家精神与新教文化改革联系在一起，并促使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以上各学者的大多数论述仍停留在文化是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讨论上，而对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在大国的经济发展中，特定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则少有涉及。

国内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其才逐渐成为各科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优秀、开放的一面，也有其落后、保守的部分。文化的两面性导致了其对经济的影响也具有两个方面。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创造精神、开拓精神、思想解放精神、求实精神等能有利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与现代经济相冲突的传统文化，如思想封闭、观念保守、小富即安、与世无争、恬淡寡欲等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倡导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对守旧文化进行改革。但究竟怎么样对文化进行变革，怎么样使其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怎么样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至于西部文化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学者的总体看法是，西部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及以前，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而西部又是两河流域的发源地，农业经济发达，居住在西部的各个民族在历史的变迁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文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西部传统的文化思想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严重阻碍着西部经济的发展。但以上学者都只是描述了这个事实，并没有从更的深层次去分析文化到底是怎样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目前，在西部大开发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西部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耿部区域经济能否健康、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