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长三角社会文化发展演进与宁波城市软实力
长三角地区历来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文化之邦”著称，具有丰富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渊源。它的社会文化发展演进，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长三角区域发展极其宝贵的内源性动力和精神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凭借其博大的胸襟，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不仅实现了长三角城市之间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共同繁荣，而且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作为长三角城市之一，宁波“人杰地灵”、“文化昌盛”，“十五”、“十一五”时期在文化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城市形象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尤其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以来，长三角社会文化融合趋势加速，宁波把握机遇，乘势而为，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从而为宁波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长三角社会文化发展演进
1.历史的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长三角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祖先。距今7000年左右，由于长三角大自然变迁，导致同一起源的不同群体相对隔离，形成文化特征同中有异的两大支脉：一是以浙江东部宁绍平原为中心的河姆渡文化；一是以江苏南部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显示了先进的水稻文明，马家浜文化则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文明。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显示出两大支脉又重新合二为一，代表太湖流域先进的农业文明。
距今2600年左右，长三角分为吴、越两国，但“同气共俗”，“同俗并土”。此后，自秦以降，至汉、三国、南北朝、唐、宋历代，战争、居民迁徙、民族融合等导致长三角社会文化不断合流共生。元、明、清时期，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为繁盛的地区，元代就有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清代“乾嘉盛世”时期，长三角是全国人才、赋税和物产的重要来源地。但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导致长三角经济、社会、文化的自然进程被迫中断，加速了长三角自然状态的农商经济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转变。
2.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发展
这一时期，以上海为轴心的长三角对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思维的惯性和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以及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形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军政分割和自闭式管理体制，使得长三角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其地理位置、经济区位优势和人文环境优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发展陷入迟滞。
3.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
这一时期，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相互开放度不断提高，体制之间的壁垒也在制度创新中被不断突破，从而带来了长三角社会文化的开放与多元。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为契机，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社会文化沟通与合作不断增进。尤其是随着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城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从而促使人们改变了以往的择业观念和生活观念，突出表现为二、三线城市成为宜居之地、人员流动加剧、公共服务异地分享等。同时，长三角城市加快构建现代区域发展制度，建立和完善紧密合作的体制机制，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从而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就教育而论，2002年至今，长三角城市之间已经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多个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建立交流合作的组织和工作机制、定期举行教育合作交流活动与学术研讨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人才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2006年年初，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间“互派学生、互免学费、互认学分”政策的实行，迈出了长三角高校合作办学的坚实步伐，揭开了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序幕。
（二）长三角社会文化发展与城市软实力提升
1.城市软实力的概念界定
（1）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来的，他认为“软实力”是国家的凝聚力，强调凝聚力、认知度、号召力和吸引力。[1]
在我国，第一个就“软实力”问题发表看法的是王沪宁。他指出，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说是一种实力，这种实力通过文化传播，会产生强大的力量。[2]其他很多学者也就软实力发表了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则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认为，软实力是指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约瑟夫•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他还指出，软力量可能来自以下这些方面：培养高素质人口和生产力的教育体系；具有知识创新和贡献能力的研究体系；具有吸引力的主流文化；比较高的人口素质和有秩序的社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政治、经济经验、模式、理论、观念；外交政策和外交的成功；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道德声望或者诉求产生的全球号召力；全球责任的担当能力。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研究员刘杰认为，软力量是由核心价值、政治制度、文化理论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蕴含的力量资源及其内化于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影响力和驱动力。[3]孟东方认为，软实力是相对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硬件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区域文化、制度机制、公民素质、国家（地区或城市）形象、价值观念、对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4]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5]以此为标志，国内进一步掀起了软实力研究的热潮。
（2）城市软实力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影响和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综合竞争胜利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因素很多，但城市软实力至关重要。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竞争将进入以软实力为标志的新阶段。[6]这是城市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虽然并无明确的界定。此后，倪鹏飞在其《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中首次将城市竞争力分为硬力和软力。他所谓的“软力”也即“城市软实力”。
陈志、杨拉克对城市软实力的界定是：城市以其文化和哲学为精髓的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之和。[7]庄德林等人认为城市软实力建立在城市文化等非物质基础之上，以投资者等城市顾客为目标受众，通过非强迫方式达到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竞争，能助推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它是城市说服力、导向力、凝聚力、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总和。[8]陶建杰将城市软实力定义为：城市软实力是反映城市在参与竞争中，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包含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环境舒适力等在内所形成的合力。[9]孟建、孙少晶认为：城市软实力是反映城市在参与发展和竞争中，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人口素质、社会和谐、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体现为城市文化感召力、环境舒适力、城市凝聚力、科技创新力、区域影响力、参与协调力等的一种特殊力量。[10]
也有学者把“城市软实力”称作“区域软实力”。马庆国、楼阳生将其定义为：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制度与服务行为）、人力素质（居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合。[11]李博等认为，区域软实力是一种以人类心智为基础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且具有城市吸引力、区域影响力、文化感召力、城市凝聚力、区域创新力、教育发展力、政府公信力、社会和谐力等特性。[12]陶莹、陈钰芬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以区域安定为条件，建立在区域文化、公共服务、人口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以区域形象为标志，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13]徐京波、翟建军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直接诉诸心灵——或者说精神——的方式，发展、动员和发挥区域内外的心智能力的作用来达到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能力。[14]
尽管表述不同，内涵也不尽相同，但学者们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以往人们把城市实力看作是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硬件设施等因素的总和，引入“软实力”概念后，人们对“城市实力”概念开始有了全新的理解，即城市实力不仅包括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硬件设施等硬实力，也包括人文环境、平均受教育程度、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对外吸引力等软实力，城市实力是软硬实力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合力。
现有的研究虽然涵盖了城市软实力的大多数内容，但也正是因为内涵过多过滥，导致研究比较分散，未能进行集中分析。本课题组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缩小研究范围，认为城市软实力是指在城市竞争中，通过特色城市建筑设施、文化产品等物质要素以及城市文化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城市形象等非物质要素的协调运作，能够有效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繁荣、教育优先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城市形象提升，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的文化感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公信力、形象传播力等无形动力。
2.城市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根据以上定义，城市软实力由文化感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公信力、形象传播力等四个子系统构成。
（1）文化感召力
文化感召力凝聚了一个城市的传统、风俗、人文、艺术等文化成分，是一个城市传承文化底蕴、吸收外来文化以及城市本身文化输出的能力。它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积淀和丰厚；体现为一个城市包容、吸纳多元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为一个城市向外输出本土文化的能力。
（2）教育发展力
教育发展力是一个城市教育结构的设施、人员素质、人才培养等综合能力。体现为一个城市已经基本构建起多层次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体现为一个城市能够培养大量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体现为一个城市极为关注并努力培养市民的现代文明素养。
（3）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等诸方面体现出的综合服务、管理能力。它体现为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水平；体现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4）形象传播力
形象传播力是一个城市通过媒体、人际沟通、宣传公关等各种传播渠道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一个城市印象的能力。体现为城市内外部公众对城市景观、城市建筑等物质要素和城市管理水平、公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的看法和评价；体现为城市以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内外部公众的吸引；体现为城市在媒介宣传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3.长三角社会文化发展与城市软实力提升
当今时代，城市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社会文化的发展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城市社会文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城市社会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还是城市硬实力的重要支撑，更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现。[15]
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而且还包括软实力。随着世界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社会文化含量日益提高，社会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的城市竞争最终会表现为城市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竞争。而只有成功构建和培育出社会文化的城市，才能最终推动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谁占据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的城市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率先获得发展先机。因此，城市要在新一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速提升城市软实力。[16]
从长三角城市软实力的动态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软实力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占有基础和根本性地位，而社会文化则在城市软实力提升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这一认识，长三角城市纷纷力争社会文化制高点，全力夯实城市软实力的核心和基础。长三角城市之间在城市软实力上的差异，是这些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宁波要实现在长三角地区和全国的率先崛起、率先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升城市软实力，并借此全面提升其他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从而从根本上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很多学者已经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如：
马庆国、楼阳生提出了包含区域文化、人口素质、公共服务、区域形象等4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的区域软实力诊断指标体系。[17]
陈志、杨拉克提出了包含基本效应力、内部和谐力、外部影响力、综合创造力等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的城市软实力评估比较简易模型。[18]
龚娜、罗芳洲提出了包含城市文化、政府管理、开放程度、人力素质、城市形象等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42个三级指标的城市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9]
庄德林、陈信康提出了包含城市文化、公共管理、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国际沟通等5个维度、55个指标的国际大都市软实力评价体系。[20]
陶建杰提出了包含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环境舒适力等8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的城市软实力评价体系。[21]
徐京波、翟建军提出了包含公共管理、人口素质、区域文化、人居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163个三级指标的区域软实力评估体系。[22]
2.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本课题组对城市软实力的定义，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并参阅国家统计局要求长三角城市采用的社会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分析提炼出的城市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为核心，课题组构建了一套由三级指标构成的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是一定时期城市软实力的综合反映；一级指标下设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文化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城市形象，从不同方面反映城市软实力；每个二级指标分别下设5个三级指标，反映城市软实力的具体指数。其中，“文化生活”由每万人拥有艺术演出场次、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剧场和影剧院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等5个三级指标构成，“教育发展”由普通高校数、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与在校生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等5个三级指标构成，“公共服务”由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等5个三级指标构成，“城市形象”由国家4A级及以上风景区数、接待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次、人均国际旅游收入、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授权量、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等5个三级指标构成。所有指标均为正指标（见表6-1）。
表6-1 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在选取指标时，遵循了以下原则：（1）科学性。选取的每个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软实力的某个要素，并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2）全面性。指标体系尽可能涵盖城市软实力的各个方面。（3）可测性。指标应该是可以从客观数据库（如统计年鉴或其他资料）得到，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量表设计进行测量。（4）可获性。必须确保所选指标的数据能够准确、有效地收集。有些数据虽然从理论上看非常理想，但考虑到实际的操作成本和获取的难度，也只能放弃。
3.评价方法和步骤
城市软实力评价属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因此，权重的确定尤为重要，它体现了各指标在城市软实力系统中的重要程度。本课题中三级指标的权重采用主观赋权法来确定。
为消除三级指标量纲不同而造成的数值悬差，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其中，zxij代表i二级指标下j三级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xijp代表p城市i二级指标下j三级指标的指数，xij0代表全部城市i二级指标下j三级指标的最大值。处理后的数据有统一的量纲，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所有数据均在0～1之间变动。
本课题采用合成综合评价法。
二级指标的合成采用算术平均法，公式如下：
其中，xi代表i二级指标的指标值，xij代表i二级指标下j三级指标的指标值，Wj代表j三级指标的权重。
考虑到各城市软实力的评价，应体现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所以一级指标的合成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如下：
其中，x代表城市软实力综合指数，xwi代表i二级指标的权重次方。
4.数据来源
本课题选取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等7个城市2005年和2010年20个专项指标的样本数据，从文化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城市形象等4个方面来对城市软实力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长三角年鉴2006》、《长三角年鉴2011》、《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7》、《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网站、统计部门网站。
注释
[1]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第91—96页。
[3]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一——软实力概念》，人民网，2009-09-10。
[4]孟东方：《提升重庆市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98页。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6页。
[6]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7]陈志、杨拉克：《城市软实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8]庄德林、杨颖：《城市软实力建设热潮下的冷思考》，《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98页。
[9]陶建杰：《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基于中国大陆5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第113页。
[10]孟建、孙少晶：《中国城市软实力评估体系的构建与运用——基于中国大陆5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对外传播》2010年第3期，第38页。
[11]马庆国、楼阳生：《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2]李博、韩增林、赵永勃：《大连市“十二五”期间软实力研究》，《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9期，第109页。
[13]陶莹、陈钰芬：《浙江省11市区域软实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测度》，《统计科学与实践》2011年第5期，第21页。
[14]徐京波、翟建军：《区域软实力研究与建构》，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5]文竺花：《城市主题文化助推城市建设大发展大繁荣》，载2011年12月21日http://www.ccmedu.com/bbs37_161107.html。
[16]文竺花：《城市主题文化助推城市软实力大提升》，载2011年12月21日http://www.ccmedu.com/bbs37_161108.html。
[17]马庆国、楼阳生：《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8页。
[18]陈志、杨拉克：《城市软实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19]龚娜、罗芳洲：《“城市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评价方法》，《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8—31页。
[20]庄德林、陈信康：《国际大都市软实力评价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第36—41页。
[21]陶建杰：《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基于中国大陆5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第114页。
[22]徐京波、翟建军：《区域软实力研究与建构》，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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