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特别是随着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建设新中国的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建设怎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此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自延安时期就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考，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关键时刻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这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第一次反腐告诫。
一、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
树立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履行执政职责、完成执政使命、实现科学执政的重要前提。它对于执政党而言，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牢固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才能切实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真正提高执政能力。
（一）历史方位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中国社会也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之，中国共产党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着“三个转向”。
1.由农村转向城市
建党初期，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子，即武装夺取大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广州、南昌、秋收起义的相继失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因此，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中国革命的重心一直在农村。关于中国革命重心在农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曾作过多次阐述。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说：“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46]。1938年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再次强调：像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7]。自此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一路前行。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已成定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革命的重心也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此时，尽快在全党树立起城市领导农村的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能否树立起这样的理念，决定着中国今后的走向，决定我们能否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的宏伟目标，即决定着中国人民能否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否华丽转身，这是前进中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为了实现这一重大转变，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文中说：“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48]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49]
2.由战争转向和平
近代以来，中国的战争就连绵不断，中国人民一次次奋起抗争一次次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到西柏坡时期，国内大规模的战争接近尾声，中国人民将摆脱战争的苦难，获得长久的和平，党的任务也将由领导革命战争转变为领导国家和平建设。革命胜利后，党的身份、角色必将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共产党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由过去的打碎一个旧世界转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从未实践过的新事业。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谋划如何领导国家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经济建设进行了描绘，提出要很快地学会生产建设，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3.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民主革命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它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希望。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日臻成熟。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分两步来走。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再次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50]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51]三大战役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2]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这个过渡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不像苏联，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全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急躁冒进，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二）党内可能出现“四种”情绪
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从党成立之日起就没有间断过。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和侧重点不同而已。建党初期，由于对马列主义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比较肤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缺乏清醒的认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家长制作风在党内表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言：“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3]。基于此，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专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在后来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认真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危害，要求对党员进行正确的路线教育，并再次强调红军必须和人民相结合。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20世纪40年代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党内也仍然存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期间，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讲话，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这次整风，使全党普遍接受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西柏坡时期，因为革命队伍的急剧壮大，党内、军队内出现一些错误的思想情绪。如土改和整党运动中，出现的乱抓、乱打、乱斗、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某些工商业者的经营，凭借地位和职权勒索强征，吞没或盗卖公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军阀作风以及脱离人民甚至打骂群众等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鲜明地提出要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三）对“两大经验”进行深刻总结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使得历史周期率突出体现在中国封建王朝政权更替兴衰中。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之际，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出的深刻总结。该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并把其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经验和党的历史经验的一次深刻反思。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一席话，道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从秦始皇自称始皇帝以来，历朝历代没有哪一个皇帝不希冀江山永存，但至今没有一个王朝跳出了这个历史周期率。所以黄炎培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4]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经验和党的历史经验的再次反思。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全国性执政的大舞台。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毛泽东经过对未来革命和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深刻思考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革命的一个短的序幕，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修地基，但是要建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的工夫。并进一步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55]进京前夕，毛泽东把进京比喻为“赶考”，向全党提出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的目标和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靠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靠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凸显执政理念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他强调：“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56]1949年1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57]这次会议还规定了会议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开始筹备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事宜，并拟定参会人员名单。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正式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58]同时，中央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出席做了考虑和安排：“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59]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全会主席团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一）确定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全会强调，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做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同时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不然，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向全党同志提出了新要求，即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会议同时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去战胜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
（二）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1.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和方针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策。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有五种形式，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规定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在外交方面，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方针，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受奴役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在军事方面，会议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2.党的建设政策和方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肌体，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
全会强调，“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心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60]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但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而且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好了充分准备。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不单单是对共产党的一般性要求，而是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保证。
三、筑牢执政根基，保持昂扬精神状态
历史已多次验证，任何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同样是即将进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就是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一）转变观念，树立执政自信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我们党就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进行了初步分析。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筹备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为此，在中国共产党进京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进京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它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作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不但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政策，既是党的观念的一个大转变，也是党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开拓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能领导农村工作，而且能领导城市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一个长期在农村领导革命的党，执政后进入城市，能否担当起建设的重任？当时国内外很多人在观望，党内也有许多人在担忧。毛泽东对此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正如他所讲，一部分人认为“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61]。面对种种质疑，全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学习。学习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一大秘诀，也是党取得执政资格后树立执政自信、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法宝。所以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学习，规定了学习的内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党务、外交等。学习的重点、中心是经济工作、生产建设。它体现了全局性与导向性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资本。
（二）戒骄戒躁，保持清醒头脑
中国共产党从南湖小船一路走来，其奋斗历程之艰辛，毛泽东深有感悟。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中做了这样深刻的总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62]1944年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63]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时再次指出：“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64]同年，在党的七大开幕式中，针对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他又着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65]由此看来，防止党内出现骄傲情绪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问题。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他预测党内不但会有骄傲情绪增长，还会有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正是为了防止由于骄傲而导致革命事业受损甚至遭受失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问题专门提出来，以引起全党高度重视。针对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一工作作风为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和宝贵财富，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民族优秀人格的化身，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必将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理政之道。
（三）艰苦奋斗，永不懈怠
艰苦奋斗、永不懈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仍然穿着旧布鞋，鞋子破了也舍不得扔；周恩来一个普普通通的茶缸用了多年，茶缸盖坏了也不肯更换……
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任务，但不是革命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这一终极目标，首要的任务是全国解放后，建立并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有过深入的思考。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为了防止在党内产生骄傲自满、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冲昏头脑的不良情绪，避免重蹈历代王朝由兴到衰至亡的覆辙，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准备迁移北平。进城前，毛泽东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1949年3月23日，是党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日子。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还对中央直属机关警卫战士和干部讲道：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自此，毛泽东与周恩来“进京赶考”的这段对话，成为永远激励共产党人继续革命的历史佳话，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精神建设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精神建设的新起点。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78页。
[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383页。
[7]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8]《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282页。
[9]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10]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ll年版，第9页。
[1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12]李明华等：《西柏坡档案》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15]李明华等：《西柏坡档案》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1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
[18]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80页。
[22]李明华等：《西柏坡档案》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7页。
[25]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27]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
[2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3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13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1266页。
[34]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387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37]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
[38]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39]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550页。
[40]《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42]李明华等：《西柏坡档案》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451-453页。
[4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4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页。
[45]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页。
[4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4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页。
[49]李明华等：《西柏坡档案》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26页。
[5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5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5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1页。
[5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55]《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56]《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5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58]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17页。
[59]王荣丽等：《西柏坡纪事》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17-818页。
[6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6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6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6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6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6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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