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缁衣》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论语·颜渊》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开展并取得重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全党效仿。
一、领导率先垂范
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毛泽东首先作出了表率，西柏坡时期他始终坚持亲自起草文电，从不让秘书代笔。毛泽东在西柏坡300天时间里写下的历史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20篇；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53篇；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10篇；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集》21篇；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五卷290篇；收入《毛泽东年谱》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计390篇。毛泽东坚持不做寿，并把这一条写入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中。正是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了忘我工作、廉洁自律、民主团结、联系群众等一系列良好风气。
（一）忘我工作的干劲
1957年，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63]这里毛泽东所讲的“拼命精神”，就是指的废寝忘食的干劲、公而忘私的精神。
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毛泽东在这里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顺利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完成如此众多的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没有一股忘我工作的干劲，是很难想象的。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中央五大书记同其他同志们一样，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为了工作，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由于工作紧张，毛泽东有时几天都不出房间，也不许工作人员进去打扰；刘少奇在筹备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及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期间，由于工作繁忙，操劳过度，导致胃病复发，体重降至48公斤，但他依旧抱病下乡，几次病倒在调查的路上；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任弼时虽然身体状况最差，但仍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
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实行集体办公。由于工作紧张，中央五大书记每天吃饭都不准时，“一般晚上八点钟时，主席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朱总司令吃当天的第二顿饭。晚上一两点钟，主席才吃第二顿饭，总司令等人吃第三顿饭”[64]。
正是这种废寝忘食的干劲、公而忘私的精神，教育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全党形成了一种干事创业的良好工作。
（二）廉洁自律的承诺
1948年9月8日，九月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上对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委制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随后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又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民主高效的廉洁政府打下了基础。
1.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针对党内可能因为胜利而滋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四种情绪”，提出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5]，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体现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这一革命本色的信心与决心。
在谈到为什么“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时，毛泽东曾解释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66]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我们看到了党中央为克服“四种情绪”所做的努力。
此外，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保持生活简朴、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为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毛泽东一双布鞋从延安穿到西柏坡仍然舍不得扔；刘少奇的一个简陋文件箱从延安背到西柏坡，后来还跟随他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的一个茶缸跟随他转战南北，茶缸盖坏了仍然不肯更换。西柏坡时期，虽然工作、生活条件已大为好转，但全党上下尤其是领导干部仍然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而且这种良好作风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当时在全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建国以来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很好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2.严格要求子女
西柏坡时期中央领导除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要求。
中共中央领导还严格要求机关干部，绝不容许损害群众利益，哪怕一丝一毫也不行。当警卫战士为保持院落清洁，打算拆掉院里的石磨和猪圈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会在这里住多久，这些东西都不要拆掉，将来群众还要用的。全国土地会议参会代表的马啃了老乡的树皮，刘少奇亲自派人核实，要照价赔偿。群众过意不去，工作人员就买来树苗，帮群众补栽，后来，那里成了一片翠绿的小树林。周恩来所住的院子里的梨树上结了几个梨，秋天梨成熟后，他让工作人员摘下给房东送去。房东一家说什么也不要，工作人员只好给老乡一些钱，算是把梨买了下来。
毛泽东对幼时经历了极端苦难的毛岸英重亲情但不徇私情。1948年，26岁的毛岸英向毛泽东提出想和刘思齐结婚，毛泽东因为刘思齐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便没有批准，并严肃批评毛岸英：“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呢？”为此，直到1949年10月15日，二人才举行了婚礼。
（三）民主团结的作风
民主，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我们党一贯的领导作风和优秀品格。西柏坡时期，民主作风更是成为主导，也成为西柏坡精神的灵魂。
1.集体办公
中央前委、后委、工委全部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央的所有机关都集中于此。为便于中央的集体领导，中央书记处开始实行集体办公。在涉及到全局的政治、军事等每一项工作的重大决策上，都是由五大书记集体商议后责成某位书记具体起草初步方案甚至几个方案，并反复征求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由于实行集体办公，重大事项经过商讨，很快就能决定；毛主席起草的电报，五大书记当场就可以轮流传阅，电报很快就能发出去，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的一种决策机制，既体现着决策的民主性，又体现着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更体现着决策的时效性。
2.尊重下级
党的民主团结的作风不仅体现在中央上层的民主决策中，更体现在了对下级意见的尊重。
1948年1月，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针对蒋介石“确保中原”、“肃清中原”的战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以中原为突破口，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作为第一线指挥员的粟裕，于22日将他的战略构想电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此即著名的“子养电。”电文中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人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67]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由他率领第一、第六纵队南渡长江，吸引中原80个旅敌人中的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68]。经过缜密思考，粟裕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31日上报中央军委：“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69]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决定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4月18日，粟裕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电告中央军委，从群众基础、装备情况、粮食补给、人力补充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之主力，力争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中央军委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当面汇报。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地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取汇报后，决定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是集中兵力在江淮地区大量歼敌[70]。“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71]周恩来这样评价说。
3.坦诚相待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正式拉开了筹备新政协的序幕，这充分表明了党执政后自觉接受党外监督的坚强决心。为此，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精心安排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村热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仅截止到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知名人士、代表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就有55人。中央的基本思路是，对待民主人士应该坦诚相待，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72]。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政策宣传及邀请民主人士到西柏坡考察，使他们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最终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得以初步形成。
4.保障权利
1948年初，毛泽东指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报告制度时特别指出，为防止压制不同意见，不仅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要报告中央，而且下级向上级所作报告凡涉及重要政策及策略也要告知中央。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正是因为保障了党员的权利，所以避免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会上不讲会下乱讲等现象的发生，保证了政令畅通。
（四）密切党群关系的传统
西柏坡一带地处滹沱河流域，有大片的河滩地，因而当地百姓既种植小麦又种植水稻。但是因为往往是在麦垄里直播稻种，因而产量不高。毛泽东看到后对乡亲们说，湖南人先育稻秧再插秧种稻，产量很高，并手把手地教农民插秧。第二年，村民按着毛主席的方法改为插秧苗种稻，产量果然大提高，农民的日子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党群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把党比喻为溪水，那么群众便是泉眼，泉涌水才能长流；如果把党比喻为大树，那么群众便是土壤，土沃大树才能根深。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他们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可以涤荡一切浊泥污水，可以改变历史。谁掌握了人民群众，谁就能取得历史的成功。当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只有把农民这个根本性力量引导出来，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而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唯一的实现途径就是土地改革，因为农民几千年对土地的渴望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过实现。为此，1947年7月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根本的冲击。土地改革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极大地唤起他们参军、参战、保护胜利果实的热情。淮海战役的时候，表面上是我军60万人和80万蒋军的对决，而实际上各地踊跃支前的民工达到了543万人，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名民工，其中随军行动的民工超过了80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为解放军提供了29万担架、83万辆车、32万头牲畜、16万根扁担。陈毅曾经感叹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英模典型倡导
西柏坡时期，我党始终围绕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一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宣传英模典型事迹，树立了一系列革命典型，倡导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了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王克勤与王克勤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开展的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启发阶级觉悟，加强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
王克勤是个解放战士。他作战勇敢，乐于助人，因此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班长。他将自己的作战技术传授给新战士，用切身经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王克勤对班里同志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团结一心，屡建战功，成为模范班，涌现出四个英雄模范，王克勤也被评为一等杀敌英雄、带兵模范。1946年10月初，国民党军“王牌”11师北犯，妄图打通济（宁）菏（泽）公路，进攻我鲁西南解放区。第6纵队18旅迅速集结在巨野县龙固集、张凤集一带，王克勤所在的1营奉命在徐庄阻击敌人。第6纵队及时总结了王克勤的团结互助经验，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们指出，王克勤班开展的团结互助活动，是适应战斗需要和部队情况应运而生的一个典型，是广大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友爱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着极大的意义。晋冀鲁豫野战军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所属部队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194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高度评价王克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行这一运动”，“王克勤运动”由此开展起来。“王克勤运动”的兴起，迅速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使前线“屡次大捷”，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在短时间里，大批王克勤式的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涌现出来。后来，我军在战略决战中，在战略追击中，在剿匪斗争中，“王克勤运动”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对革命英雄的大力宣传，极大地激励了根据地人民和军队的革命斗志，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对董存瑞的宣传。
1948年5月25日凌晨，解放隆化的战斗打响，被任命为爆破队长的董存瑞为了配合总攻，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但就在总攻冲锋号吹响时，他们发现由一座桥身伪装成的暗堡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董存瑞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却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保证整个战斗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暗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5日下午4点过后，时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程子华同志来到隆化城视察战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指示写一个报道，同时他自己也写了篇文章。1948年7月11日，冀察热辽党报《群众日报》刊登了题为《共产党员奋不顾身董存瑞自我牺牲使隆化战斗胜利完成》的报道，并在第1版刊登了程子华司令员的文章《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文章指出，“人民英雄董存瑞同志，你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榜样，我区全军将永远记着你的英勇，有了你那种坚决顽强的攻击精神，敌人的任何抵挡都是枉然……我们纪念董存瑞同志，主要地要学习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消灭敌人的坚决意志，因为没有这一点，就不要想进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更不要说是使这个战争赢得胜利。”
（三）马恒昌小组精神
1949年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解放，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还在进行之中。为了迅速恢复生产，确保社会形势稳定，有力支援前线，在沈阳第五机械厂当车工的马恒昌，胸怀国家这个大局，带领车工一组工人，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废寝忘食，加班加点，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工作中。他带领生产小组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没有图纸、工艺文件的情况下，他与工友们动脑筋、想办法，按照废旧部件的模样画图测量尺寸，组织生产，连续作业，提前5天完成了17部火炮核心配件——“闭锁机”的修复生产任务。此后，小组又圆满完成了子弹检查机和子弹装存机等多项任务。为了尽快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马恒昌带领车工一组向全厂发出了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的倡议，把消灭废品、提高质量和效率作为竞赛的主要目标，得到了全厂五十多个班组的热烈响应，一个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竞赛场面在全厂展开。在竞赛活动中，马恒昌启发大家靠技术革新实现竞赛目标夺取优胜红旗，创造了连续37天无废品的纪录，工效提高2倍多。1949年4月28日，第五机器厂召开竞赛总结表彰大会，厂长刘斌肯定了马恒昌小组的经验，称赞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创举，工运史上的奇迹。”并把“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赠给了小组，以马恒昌的名字为车工一组命名，成为最早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全国劳模班组。为了表彰马恒昌小组的先进事迹，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授予小组“新纪录运动中的集体优秀工作者”称号，授予马恒昌“东北工业部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430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3l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6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0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1282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205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3l页。
[13]《看老照片忆徐老的教诲》，《徐特立研究》2003年第04期。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1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3页。
[1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6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140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0-1282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2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3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31]《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
[3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5]《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3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页。
[3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4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5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34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4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
[4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4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4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4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5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5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5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5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8页。
[55]《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441页。
[5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442页。
[5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5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7页。
[5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295页。
[6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61]《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6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1230页。
[6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64]李海明：《西柏坡记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5页。
[6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8-1439页。
[6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67]《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346页。
[68]《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69]《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
[70]《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71]《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页。
[7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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