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族谱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本节所谈内容^〔48〕，就狭义而言属于族谱本身的问题，就广义而言则属于社会史、文化史范畴。

族谱资料在历史与文化研究中所具作用之重要性，已逐渐为社会各界公认。然而，凡事不宜夸大，更应避免夸张。对族谱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如此。脱离历史和实际的夸大、夸张，与脱离历史和实际的贬低、丑化是一样的，都会造成对事物本身性质的误会和误解，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1995年，江西师大历史系梁洪生教授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谁在修谱》^〔49〕，问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含深意的问题。笔者在此接着问：“谱为谁编？”“谁在看谱？”梁教授的问题是问族谱编撰的发起者、执笔者，笔者的问题是问族谱文本的阅读者、需要者。欲明族谱的性质，这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不能不问。

如果我们将族谱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的话，或许就可以借用生产过程、生产目的、产品消费等概念来对它加以形象的分析。所谓“生产过程”，基本上是指族谱的编撰、收藏、修订、再编撰这样一个每隔几十年（通常是三十年）重复一次的过程。梁先生所问，就是要明确族谱的“生产者”是谁。答案应该很清楚。只要看一看任何一部族谱的谱序、谱局成员的经历、身份，以及编谱的资金来源、筹措方式等等，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族谱的“生产者”，当以各类读书人、地主、在职的或退休的官僚、有钱的商人等等（所谓缙绅阶层）为主。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现代农村，还需要加上所谓的“三胞”，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价值都必须经由消费过程来加以实现。那么，族谱这一文化产品是为谁“生产”的？谁是这一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回答这一问题可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简单。

正如章学诚所言：“谱乃一家之史……家谱之类，人自为书，家自为说。”^〔50〕族谱本不为学者们“生产”，也不是为现在许多试图开发族谱，将族谱纳入某种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策划者“生产”的。因为早在出现族谱研究者和族谱利用者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了族谱；族谱进入公共图书馆，成为研究者阅读对象和利用者关注对象的途径、方式，也说明了这一点。学者们现在所看到的族谱，无论就其文本形式，还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已经脱离了它原来的生存状态（包括编撰过程、收藏地点、使用条件等）。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者手中的族谱，已不再是有生命的、与当事人的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是成了局外人用以观察当事人生活及其环境的工具之一。我们之所以不应轻视族谱，也不应过于夸大族谱地位的基本原因，就在与“工具”和“工具所指”之间的这种距离。强调这一点，会有助于进一步清晰地认识族谱本来的性质。对于研究者来说，与族谱保持适当的“距离感”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符合事物的本来性质。不要对族谱的编撰抱过高过苛的要求，更不要试图去干预和“指导”族人如何编谱，因为那肯定是无效的。族谱本不为我们编撰，是否符合我们制定的标准，即为一并不存在的“假问题”。同时，不要不切实际地夸大和人为抬高族谱在历史研究上的地位。族谱是宗族的“宪章”^〔51〕。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族谱作为了解中国宗族生活状态工具之一的特殊地位和局限性。

这里附带谈一个小问题。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将族谱和正史、方志一起，列为所谓中国史学“三大支柱”的说法。此说一出，应者云集，且流传极广，甚至连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节目都按此口径在做宣传。倡言者和传播者欲提高族谱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的用意固然可以理解，但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能否成立，恐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按传统历史史料学的格局，谱牒类著作大致上只是史部的一个分支。比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归入史部“氏姓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归入乙部史录“杂谱牒类”；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归入乙部史录“谱牒类”；在《宋史·艺文志》中归入史类“谱牒类”；在郑樵《通志略·艺文略》中归入史类“传记”和“谱系”；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归入史部“谱系”；在《四库全书》中，与氏族、姓氏之学有关的著作，散见于子部“类书类”。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中，谱牒类著作均归入史部传记类“家乘之属”。即便按照现在的统计规模，中国族谱类著作存世总数已达两三万种，也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谱牒类著作仅仅只是全部史料文献的细小分支之一。由此可见，谱牒类著作不可能独立构成中国史学的一根“支柱”；真正的支柱，应该由文献资料系统中的经、史、子、集四部所属各类别，会同地下实物资料、口述传说资料等等共同构成。实事求是地认定谱牒类著作的史料地位，是进行族谱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

那么，族谱是为广大族人“生产”的吗？似乎也不是。族谱不是普及读物；族谱的印刷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族谱保存者的资格和收藏条件也有严格规定。一般族人比较关心的，是本族有没有族谱和自己上没上族谱；至于族谱上具体写什么，怎么写，他们并不十分在乎。事实上，一般乡民的文化程度也抑制了他们对这一类产品的“消费”热情。普通宗族成员对本族历史的了解，主要是基于世代相传且高度简化的口头传承，很少是通过阅读谱中广博繁琐且不无庞杂的考证、转述和世系表而获得。凡有过田野工作经历的研究者都知道，普通族人在面对本族族谱时表现出来的陌生程度，和外来研究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当中固然有价值取向、客观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与传统之间的隔阂，但“需要”与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谓族谱“秘不示人”的说法，不仅是因为对外姓、外族人严加防范，对本姓、本族人的使用有一系列规定，也是因为当族谱编撰完成以后，确实就可以经常脱离族人的视野。除非遇到特别严重的族内或族际纠纷，需要援引族谱中的某些记载来加以证实，族谱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能其实相当有限，基本上是奉为神明，束之高阁。为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教化、惩戒功能，大部分是族谱研究者后来赋予它的。族谱中的这部分内容，大多体现了族谱编撰者们世代相传的理想，仅在很有限的程度上简略地记录了宗族的实际生活状态和所遵循的规范，而并不是相反；宗族日常生活的组织和运转，靠的是既定的世系规则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不需要依靠族谱的道德说教。对于普通族人来说，族谱内容的重要性，远不及族谱编撰活动所体现的宗族一体化以及其他象征意义。

然则族谱到底是为谁编撰的？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一产品？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族谱“生产者”自己，包括处在族谱“生产过程”每个阶段中的发起者、投资者、编撰者和修订者；正是这些族谱“生产者”，出于种种目的为自己“生产”，也由他们自己来“消费”的。族谱最集中的阅读阶段，是在新一轮编撰过程开始之时。系统继承和掌握原有族谱的成果，发现种种遗留的和新出现的问题；根据旧谱修成以来族内发生的变化，组织新一届修谱委员会讨论、制定新的修谱凡例，修改原有的族规族训，使之达到更加完美理想的状态……凡此种种，就是一代一代族谱“生产者”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活动的主要内容。其间当然也会有一些热心的、非委员会成员的族人参与进来，但他们显然不是活动的主体。应该看到，主导着族谱“生产者”行为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有对历史感和归属感的诚恳追求，有报效桑梓的感恩之情，有投资身后之名的精心设计，有平衡余财的财产再分配；当然也会有更为直接的其他功利目的。对于这一切，研究者都不可随意忽略。

既然如此，一般族人为什么仍会高度热衷并踊跃参加这类活动？其中的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族谱每隔几十年一修，实乃人生难得的机遇；是一场须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方能完成的集体活动；二是因为族谱的颁布仪式（民间称为“散谱”），是农村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以前，林耀华先生写《金翼》一书时，曾经描写过墓祭、春节等“村里的节日”，已经非常隆重、过瘾：

太阳照进大厅，给红毯、修花衣、新对联和新纸做的装饰物增添了明亮的光彩。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喜悦，幸福的气氛充满了整个家宅。今天不做买卖、不上学、不劳动、不做家务，这是享受、休息、谈天说地、欢娱的一天。^〔52〕

现在，我们看到的散谱仪式，无论就规模、内容，还是热烈程度来说，都超过了一般的“村里的节日”，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狂欢。

笔者曾参加过几次散谱仪式，亲身感受到所有参与者都体验过的那种激动和兴奋，知道族谱与普通族人之间的感情纽带究竟靠什么来维系。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中国中部某地。花山乌氏是当地的望族，有文献记录的聚居历史，可追溯至南宋初年。现分三房，四十个支堂，总人口超过一万人。总祠本仁堂，位于花山小岗村。为编撰这部族谱，乌氏成立了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谱局。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和编写，方才定稿。又经权衡比较，聘定了一班技术高超的谱匠，从农历四月初八开始印刷，至同年九月底结束，历时半年，终于完成了一部八开七册，厚达一千八百余页的《花山乌氏宗谱》。农历十一月初八，花山乌氏宗族举行了隆重的重修宗谱告成典礼暨散谱仪式，典礼及仪式由花山乌氏重修宗谱谱局召集和主持。其时，花山乌氏各支堂都派出代表前来领谱。整个活动的参加者原定为三百人，实际参加的竟达一千二百人，其中包括花山乌氏许多重要亲戚的代表，如花山乌氏开基祖的外婆家来了二十六人；早年迁至江苏的花山乌氏开基祖之兄的后裔也来了六十五人。住在花山附近、关系一向很好的外姓宗族则送来花篮祝贺，并参与盛典。一时间，小岗村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放，花山乌氏欢天喜地，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本村的族人和来宾，都制作了色彩缤纷的糕点，陈列在祠堂边的大棚里，作为祭祖时奉献的祭品。村内各家负责接待远地来客，谱局则出钱去旅店和饭店租来卧具、餐具。

第一天的告成典礼于初八上午九时开始。此时，在总祠本仁堂正中壁上，贴着用红纸书写的祖宗牌位，写有花山乌氏的“太祖”、“先祖”、“高祖”及“左昭右穆”的字样。各堂送来的礼品陈列在祠堂厢房两侧。祭祀时，参加者按支堂排列。在司仪的口令下，各支堂先由堂内元老行跪拜礼，然后众人再跪拜，如此各堂依次进行。对牌位上每一位祖先神位都要拜一次。祭祀以酒、肉、鱼、鸡、花、糖、茶、香烛等物为贡品，上贡品时全体再拜一次，整个祭祀祖先的仪式共需时半天。按惯例，妇女不参加祭祖。承蒙祭祀仪式司仪的厚意，笔者保存了当时的一份程序单，共有以下二十六项：

升炮、擂鼓三通、鸣金三点、发号三声、奏乐、主祭孙就位、陪祭孙偕就位、莅香案前、上香进爵、读降神文、读祭祖文、献牲献帛、献馔（鸡、肉、鱼各进献一次）、奏笙簧（小乐）、接献（酒、肉、饭、汤、茶一齐上）、莅盥洗所盥洗、祝嘏辞、饮福酒、受禄祚、众子孙齐拜（收集茅扎、烧纸，送出大门走廊）、合门、众子孙齐集走廊瞻拜（三揖）、启门、复位、读安神文、各堂香头、古稀老人齐拜、礼成。

晚上，由谱局约请的两个电影队同时在祠堂和村边广场放映电影，招待来宾和全体族人。此举吸引了远近几十里内的各姓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满怀兴趣前来观看。其中最高兴的，当然就是孩子们和妇女们。他（她）们从傍晚开始就前呼后拥地来到放映场占据有利位置，嬉笑叫嚷，满怀希望，准备大饱眼福。

第二天，拜谒祖坟。上午九时，参加散谱仪式的全体乌氏族人，到乌氏宗族祖坟所在地扫墓祭祖。祭祖队伍以族内元老打头，族人则按堂排列；各堂内大致以年龄为序，以辈高年老者为首，辈低年轻者为后，结队从花山出发。一路上浩浩荡荡，热闹非凡；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不时还插上一两响铳，以壮行色。由谱局雇请的一中一军两支乐队，穿着制服，随队前进；所奏的乐曲颇为多样，有军乐，有民乐，还有世界名曲和台湾校园歌曲，虽然与当天的主题不甚相谐，但听起来却非常有趣，体现了整个活动的娱乐性质。族中年轻人舞起十五条纸龙，其中最小的纸龙有十五节，最大的有五十节，每节一人，其长度可想而知。队前以四块木牌开道，上写乌氏族人历史上最大的官职，如“法曹”之类。队列蜿蜒，首尾长达五华里。开道的人已到了邻村，收尾的还没有出本村。据一些参加过四十四年前散谱仪式的老人称，此次祭祖规模超过上届：“像这样的场面，不要说我们，就是上一代也没有经过！”

祭祖以后，全体族人于下午二时回到花山。晚上由谱局所聘县采茶剧团来演出采茶戏。一共演出两场，第一场是演小戏，类似彩排；隔天的第二场才是正式演出。身穿彩色戏装的演员们在锣鼓声中上场走台，年轻貌美的还主动和大家合影留念。乡间的大姑娘、小媳妇难得见此场面，能和演员合影，简直如入梦境，一个个兴奋得脸通红，声发颤；有几位甚至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三天，散谱，也就是分发新印成的宗谱。散谱仪式在总祠本仁堂隆重举行。祠堂内外到处披红挂彩，挂满了上百副精心制作的庆祝乌氏宗谱告成的对联。各支堂代表来到总祠领谱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领谱时，各支堂均推派本堂族人中“命好”的上前领取。如熙春堂推派的是一位“四世同堂”的七十多岁老人。各堂领回谱后，将由热心宗族事务、且有保管经验的老人妥善收存。领谱仪式结束后，各地嘉宾和全族男女老少分三批进入本仁堂内，举行盛大的合族会餐，八人一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杯觥交错，热闹异常。晚上由县剧团演出采茶戏。剧目有古装传统旧戏，如《全家福》、《状元与乞丐》、《望子成龙》、《彩燕飞》等，也有新编的现代戏。夜十时许，当演员再三谢幕后，整个告成散谱仪式宣告正式结束。人们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地互道珍重，分别散去。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仪式，族谱对于一般族人的意义，或许就很轻微。而如果没有一般族人的支持和参与，族谱就失去了最广泛的基础。族谱对于族人的意义，主要是由直接参与这类仪式体现出来的。人们满怀兴趣翘首盼望颁布谱牒的那一天到来，颁谱仪式——祭祖、告成、领谱、演剧、游行、聚餐，成了乡民们一次真正的狂欢，充分显示了仪式在宗族凝聚力方面的特殊功能。

在生活方式和利益目标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像编谱、散谱这样具有强烈凝聚功能的活动日趋减少，因而也更加受人珍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只要同姓聚居的居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项传统就不会在短时间内消亡，因为普通民众需要它；农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也将继续为这类活动提供比较充裕的经费保证。

还有一点想敬请热衷于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族谱的价值和资源进行开发的提倡者和设计者们注意：此举若想获得一个切实的结果，似应先深刻地了解什么是族谱的价值，其资源之根系扎在什么样的土壤之上；待弄清这些问题之后，再去考虑如何恰如其分地加以“开发”。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感情的人，都要未计利先计害，对商业炒作会给文化产品本身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应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