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丧服文献研究

丧服，指人们为送别和悼念死者而穿戴的衣裳、绖带、冠履、发式、丧杖、装饰。生者依据与死者关系的不同性质和亲疏远近，选用特定的丧服（包括衣帽装饰的形制、质地的粗细），以符合关系人身份的哀痛程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送别、葬礼、守制等一系列活动。丧服大致可分为五个正式等级。最高等级为“斩衰”，丧期三年；第二等级为“齐衰”，丧期有三年、一年（“期”）与三个月三种，一年“齐衰”又分“杖”与“不杖”两种；第三等级为“大功”，丧期九个月；第四等级为“小功”，丧期五个月；第五等级为“缌麻”，丧期三个月。这五个正式的服制等级，亦即五种“正服”，就是人们常说的“五服”。此外，还有参照宗亲丧服制定的所谓“降服”（由于当事人身份改变而减杀原定“正服”级别）、“义服”（在政治丧服与宗亲丧服发生转换时出现的、并非取决于世系与血缘身份的服制）^〔2〕。这样，为了适应各种变化，五种基本服制又转化为二十三种：斩衰正、义服，齐衰三年服，齐衰杖期降、正、义服，齐衰不杖期降、正、义服，齐衰三月正、义服，殇大功正、义服，大功降、正、义服，繐衰七月服^〔3〕，殇小功降服，小功降、正、义服，缌麻降、正、义服，实行于一百三十八种场合^〔4〕。

研究丧服制度的基本资料，是《仪礼·丧服经传》、《礼记》中的《曾子问》、《丧服小记》、《丧大记》、《问丧》、《丧服四制》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且多有交叉。若按主要的研究方向和策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文献研究，包括训诂校勘、大意诠释、历代演变、服制图示等。代表作有胡培翚《仪礼正义·丧服经传》^〔5〕，张惠言《仪礼图·丧服》^〔6〕，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7〕，姚际恒《仪礼通论》^〔8〕，孙希旦《礼记集解》中的相关篇章^〔9〕等。其中胡培翚、程瑶田的著作尤为重中之重，应当认真研读、精读。

日本学者对丧服文献有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松浦嘉三郎撰《丧服源流考》^〔10〕，就《仪礼·丧服经传》的记述体裁、汉代的传授、文本的定本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旅日华裔学者郭明昆著《仪礼丧服考》^〔11〕，从丧装、丧期、服丧者三个层次全面评介了《仪礼·丧服经传》的内容，断定该文本是战国末年由（荀子以后的）儒家编制而成。郭明昆《丧服经传考》^〔12〕，共五章：一、绪言：《丧服篇》的经、记与传；二、经传的孝杖以及向亲等制的进展；三、传对经文规定的解释；四、经传的丧服制与宗法制；五、概括：传的思想与著作年代。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丧服文献、图示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北宋聂崇义纂辑、丁鼎点校解说《新定三礼图》^〔13〕，费成康《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图文本）^〔14〕，邓声国《清代五服文献概论》^〔15〕等。邓君此著确实如提要所言，“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人‘五服’文献的学术论著”，他从制度研究、制服原则、义例观、诠释观与诠释方法、文献整理概况、文献训诂实践类型几个方面，对清代前、中、后期学者的“五服”研究成果，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正文之后的五个附录：清人文集“五服”篇目索引、《读礼通考》“丧期丧服”目录、《礼书纲目》“丧服”卷要目、《礼经本义》辑“丧服”条目、《仪礼经传外编·丧服补》补辑“丧服”条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愿意进一步涉足这一课题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工具。

当然，邓君用“五服”替换“丧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可以再作斟酌。传统“丧服”固然以“五服”为核心，前文所说二十三种服制也以“五服”为转化的基础，但“丧服”毕竟是一个沿用至今的固定名称，只需看一下邓君精心编制的上述附录，就可发现，“丧服”一词，其实并未到非改为“五服”不足以明其所以的地步，此为一；第二，“丧服”的内涵比“五服”确定，它专指生者为死者所服之服制，而“五服”则可脱离“丧服”的规定，作为一般亲等关系的标尺；“丧服”的外延又比“五服”宽广，它不仅可以包容传统的“五服”，还可以涵盖经过改革、服制种类亦少于“五服”的各类“丧服”；第三，“丧服”为世界各民族社会生活中所习见、亦为国际学术界所习用之术语，“五服”则为中国特例，使用时须作“丧服类型之一种”的专门说明。因此，在传统礼学范围内，“丧服”与“五服”相比，仍是一个既能说明问题、又较少歧义的专称，似不必特意或刻意另改。

2．社会史研究。此一方向在上述文献研究中已普遍有所体现，即便在古代作家那里，也是将丧服制度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特质的一个窗口，只是与文献研究相比，篇幅较小而已。明确地将“丧服”作为一个案例、并努力从社会史角度来理解丧服所内含的问题，显然属于另一种研究方向。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6〕、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7〕、日本学者谷田孝之《关于古代服丧者的头发处理》^〔18〕、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性研究》^〔19〕、木岛史雄《六朝前期的孝与丧服——礼学的目的·功能·手法》^〔20〕、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21〕、丁鼎《〈仪礼·丧服〉考论》^〔22〕等。

谷田孝之所著《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性研究》，通过研究保存于礼学文献中的中国古代丧服，尽可能追索其原初形态及其意义，故谓之“基础性研究”。全书分上下两部及附录。第一部总论，题为“由丧葬过程之相关内容，看服制变除之概要及其整体性意义”。第二部分论，第一章《首服》，第二章《绖带》，第三章《衣裳》，第四章《丧履》，第五章《丧杖》。附录题为《礼经的仪礼主义——宗教学的考察》，共四章，第一章《家庭仪礼——冠礼》，第二章《家庭仪礼——婚礼》，第三章《丧葬仪礼》，第四章《祖先的祭祀仪礼》，全书附图、附表共七十八种。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从宗教、服饰、家族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展开深入研究。

（1）宗教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说明丧葬生活中服装变化状况、丧服与日常服装或礼服在形制上所具差异意义的基础上，探索丧服的动机及目的。丧服研究最重要的课题即在于此。作者认为，人之死亡是个人及社会的顶尖大事，研究者向来将死者崇拜视为宗教发生的根源，而且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丧葬礼仪，都有某种形式的丧服。这类丧服的起源、动机也因不同的民族而有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个民族中，各种动机也交叉混合在一起——或者是出于对人格性死者或死灵的恐惧，把丧服当作“防护服”使用（或威吓、或欺骗、或宥和）；或者是对死者悲哀爱慕之情的自然流露；或者是祓禳因参与丧礼而沾染的污秽，等等，这些动机都是与宗教起源相关的重要问题。在广阔的民族学视野内考察死亡以及对于死灵的态度、行为和相关制度，探索古代中国丧服的宗教意义，是作者在这方面关注的要点。

（2）中国古代丧服在中国服装史上的意义。通过丧服的形制与材质，不仅可以了解丧服的意义，而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状况。丧服既有对日常服装的简略化，又有复古的色彩，可以看作是“日常吉服的古形”。作者认为，诚如王国维《胡服考》所说，“胡服”的导入，使中国服装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从整体上看，中国服装与以往相比变化不是很大，由于丧服具有特别保守的性质，因此虽然免不了会因时代变迁而发生一些变化，但与日常服装相比，变化的轨迹几乎难以寻觅，其古形可说是保留至今。为此，作者从古代坟墓、建筑遗址、刻像壁画及其他考古发掘上收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对文献记载的各项细节进行了重要补充和订正^〔23〕。

（3）作者认为，丧服与家族制度的直接关系，除了形象地勾画出五等服制外，丧服的变除、丧服的制度、丧服的起源、关于丧服的本质性问题等，都与家族制度具有密切关系。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该书可称为丧服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关于中国学者的作品，笔者愿意推荐丁凌华所著《中国丧服制度史》。这部著作是《社会转型与法律学术丛书》之一种，比较有特色。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说该书是“首次运用现代语言、现代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传统丧服制度史的专门著作”略显夸张，但以下几点却值得肯定。第一，“尝试将传统五礼、凶礼、丧礼、丧服制度的关系作一明确的界分与阐述”；第二，“将丧服制度内容明确划分为丧服服饰制度、丧服服叙制度、守丧制度三大系统并分类叙述”；第三，“着重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丧服制度在等级制社会中的支柱作用，详细论证了丧服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相互影响”。研究丧服规定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叶孝信主编之《中国民法史》^〔24〕虽然居于较前列的位置，但分量还嫌稍轻，丁君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特别是书中所附四十九图、十六表，虽然大多为转引，但资料出处交代清晰，既便于使用，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丧服制度各类细节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中国宗族制度史的研究框架内，丧服制度研究应以以下两点为关键，一是对亲属（特别是宗亲）范围及相互关系性质的认定，二是通过对服制含义的阐发所涉及的宗族内在（即笔者借用哲学术语所谓的“本体性”）根据。关于第一点，本书在讨论宗族定义、宗族结构、宗族规模、宗法制度时已多次使用相关资料；而对第二点，由于以往研究者多有忽略，故应加以适当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