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主管部门的影响

六、对文化主管部门的影响

这次全民族的演出盛会从筹备、运作到召开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小到一村一寨,大到一省一县,从普通村民到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文化主管部门,包括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局、群众文化局、民族文化办公室、中央民委文教司、全国文联和舞蹈家协会,各地文化厅、艺术馆、剧团及具体群众文化工作部门等,这些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时至今日,在经过一定历史积累与沉淀之后,我们比较冷静、客观、清晰地审视这一事件前后时,可以深切感受到国家要打造出民族形象的社会主义艺术的巨大决心,虽然这种决心难免带有特定的政治意味,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发展仍呈现出良好的势头。

会演中,乌兰夫讲话指出:“文化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22]。“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意味着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处于起步初期,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某些方面仍是重视不足或缺乏认识,而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缓慢。传统音乐与新创音乐,人们更关注新作品;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似乎人们更青睐于后者,对专业艺术发展的探讨似乎远远胜过对业余艺术的关注。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取向发生偏执的情况下,观摩演出会的举办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人们重新审视我国各民族优秀、丰富的艺术文化,让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察觉到以往工作中出现的疏漏,并得以解决,以便全面推动和开展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活动。

以会演、座谈为良好契机,各地文化部门在交流、学习中深受教育、启发,眼界逐渐放开,客观分析、思考各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由于多种原因而使地方文化管理政策忽左忽右,在执行具体工作中也常出现摇摆不定的局面。例如,各地群众艺术馆这类专门从事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的机构,几次被取缔又恢复,工作人员对工作目的、任务不明确,机构部门形同虚设,几经沉浮。“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在1956年创办,1957年合并到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1959年又分开;贵州省群众艺术馆于1956年成立,1961年撤销,1962年又恢复;内蒙古群众艺术馆1961年被撤销,由社会文化处管理,后又预计恢复艺术馆机构。”^[23]由于地方机构建设制度混乱而使一些文化机构的设置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又基于文化馆、站等群众文化机构处于建设初期,致使缺乏工作经验。这些问题在座谈中被一一列举成为被讨论的主要议题。

借助会演,服务于基层的干部们来到北京城,怀着努力建设本土、本族文化的美好心愿,与中央领导直接对话,积极热烈的讨论群众文化工作的得失长短及未来发展计划。这样难得的聚会使各地管理者对于本地区文化的发展有了全新认识,针对群众业余文化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各地领导代表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地方的调演,大量的文化领导者深入民间,了解文化生存状况,真正走近百姓,将稀有珍贵的、几近失传的艺术珍宝及时挽救。伴随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日新月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探索愈加深入,理想化蓝图在人们心中已勾画成形。北京一聚,管理者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应该面对现实问题做一些事情,如:“甘肃准备在省文化局成立少数民族文化科,恢复民族文工队,并建议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经费列成专款。倡议在民族学院或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加强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干部的工作;各地代表反映成立综合性的民族文化工作队,比较适合边远山区、牧区、边疆的情况。在民族地区究竟如何因地制宜开展俱乐部工作,建议统一组织形式,将青年团、妇联、文化、教育、武装等部门联合在一起,明确各单位之间的分工、主要任务”^[24]。这些意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国家还没有足够力量把艺术价值极高而仍处于业余状态中的民间古老形式纳入更科学、合理的轨道予以保存、发展之时,各级政府部门并未忘记给予努力维护。

中国政体的好处是,只要中央提倡一种艺术活动形式,省市区县立即上行下效,如法行事。会演带来的最迅速、显著的现实结果之一就是继会演之后,全国各地文化领导部门如火如荼地举办各种规模的群众业余文艺演出,“在浙江、河北等省市和重庆、南昌、武汉、旅大、上海、南京、兰州、天津、昆明等地先后举行各种规模的工农兵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大汇演、小汇演,形成了大传统、小传统。演出期间,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演出评论,经验介绍以及专业文艺工作者向业余文艺学习的文章”。在一些地方以“积极办好农村俱乐部,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各级党委应当切实加强对俱乐部的领导,生产大队党支部应当把大队俱乐部作为进行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力量来运用,使俱乐部仅仅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广大青年和社员群众,把业余文化活动搞得既有政治内容,又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真正发挥俱乐部的革命战斗作用。”^[25]

可见,文艺工作干部对于群众业余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国家强大的推动力在他们身上已发挥了作用。

由于历史的局限,作为时代产物的此次会演自然仍有缺憾,但它对少数民族艺术积极入世的精神面貌起到推动作用,它为后人如何对待民族文艺和文化遗产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前行方向。

【注释】

[1]凌瑞兰:《东北现代音乐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2]胡松华:《喜听各族人民的革命歌声》,《人民音乐》1964年第12期,第10页。

[3]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27日。

[4]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5日。

[5]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7)》,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8日。

[6]会演筹备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动态(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6月27日。

[7]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5日。

[8]《乌兰夫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民族》1965年第1期,第20页。

[9]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9日。

[10]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3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26日。

[11]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2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12日。

[12]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28日。

[13]措姆:《我要尽情地歌唱》,《西藏日报》1964年12月18日,第2版。

[14]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30日。

[15]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7)》,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8日。

[16]《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7日,第3版。

[17]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18日。

[18]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19日。

[19]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19日。

[20]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5日。

[21]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少数民族音乐采访记录》(油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音乐资料室内部资料,1965年。

[22]《乌兰夫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民族》1965年第1期,第2页。

[23]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2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2月17日。

[24]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21日。

[25]大会办公室编:《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简报(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1964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