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纸马的学科定义
一、宗教学:祭祀用品
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一书中，早期木版画的图像都以宗教题材为主，除了佛经、道藏等宣传念佛超脱成道升仙之类的图像外，还有一大批各民族劳动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众神和祖师图像，俗称“纸马”。
(一)宗教与巫术
宗教是已经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有固定的祭祀场所和规范的教规礼仪以及明确的教义主张，有严密的组织构成。相比之下，巫术的教义粗俗原始、朴素单纯，礼仪简陋松散、随意灵活。宗教提倡博爱、慈悲、忍让、无为等善良有益的道德伦理，其教义核心是对人的生死轮回问题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巫术只关注现世的实际具体的日常生活问题，没有道德行为的规范要求。因此巫术经常与迷信活动混淆不清，常常被排斥在宗教之外。它会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遭受损伤和打击，而使我们失去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回忆的那段珍贵的巫术岁月。
在理论上，宗教与巫术似乎早已是泾渭分明，但实际的情况却异常地复杂。比如，云南是我国宗教种类最多、宗教形态最为多样的省份。有26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各大宗教在此都有广泛传播，16个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繁杂。少数民族各种传统宗教(原始宗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五大宗教之间都互相产生影响。许多宗教的祭祀礼仪中夹杂有巫术的成分，而巫术也都向宗教靠拢看齐，两者之间的界限更模糊，问题也更加复杂。就拿云南纸马来说，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祈福祝祷等泛巫术活动中经常要烧送纸马，而在佛道仪式中也要用到众多纸马，这就使得纸马的身份非常复杂，难以确定。
事实上，巫或巫术曾是人类的“启蒙之师”，伴随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使作为“迷信”，它也曾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巩固和发展，这种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科学理性的傲慢与偏见随着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在认识上的拓展，日益得到纠正。那遍布人生苦海的若隐若明的鬼火——巫或巫术，重又进入现代人文思想的视野。
英国学者J.G.弗雷泽认为:“科学、艺术和宗教态度未分化的萌芽都完全统一地混合在巫术中。”[38]现在许多学者都从发生学角度注意并肯定了艺术起源于巫术并认为巫术与早期艺术形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说明艺术创造机制与人类的巫术经验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在原始阶段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中都已得到证明。如果结合云南纸马艺术在创作和使用上都与巫术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这种内在的联系是存在的。民间百姓认为宇宙充满着神灵，命运主宰着一切。“青龙”吉星、“白虎”凶星、“五路畅兵”、“当年太岁”、“翻解冤结”、“咒诅盟神”、“金锁关”、“白虎关”、“急脚关”等以上这些在云南民间依然流传的纸马都与巫术有关。[39]同时，我们可以把巫术作为我们把握民间纸马创作动机的一个重要线索。在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民族心理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云南纸马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终于自成体系，形成了具有云南地方民族特色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艺术形式。
(二)与纸马有联系的宗教活动
在民间信仰中，到处都会出现人们常说的神秘文化的内容，如多神信仰(原始信仰)、俗神信仰、祖先信仰、巫术与禁忌等。其中的一大项是庙会，庙会是综合性的大型民俗活动，既有劳作一年之后的休息和宣泄的娱乐目的，也有敬神敬祖祭祀的活动内容。
从云南至今依然盛行的各种祭祀活动来看，民间百姓特别是在乡村农民的观念意识中，纸马依然保持着原始的崇拜观念以及关于神灵鬼怪的集体表象——它们构成人们心目中的神灵世界和超验力量。因为中国百姓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与神灵世界进行沟通，所以形成了很多与节令、物候有关的祭祀祝祷、祈攘敬祖、巫蛊方术等民间信仰习俗，创造了受人祭祀敬仰的民间诸神，它们广布天地人间分工司掌着俗世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丰富的民间风俗活动中，像“社日”、“本主会”的祈祷报功似和原始崇拜和祭祀习俗有关。二月一日被认为是太阳的生日，该日是“太阳糕”和“迎太阳”习俗的举行之日。云南大年初一“祭日月”和“祭天”习俗似可追溯到原始的“祭日”、“祭月”和“祭星”，这些习俗与日月星辰崇拜有关。云南怒江一带的白族有在节庆之日祭祀天鬼、地鬼、谷物鬼、牲畜鬼、祖先鬼、痘鬼、咳嗽鬼、头痛鬼、山羊鬼、黑夜鬼、梦鬼、路鬼等各种鬼神的习俗，似为原始的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反映。[40]
云南与纸马有联系的宗教活动主要有:
1.本主会
在佛教、道教传入云南之前，白族唯一的宗教信仰就是本主崇拜，本主是白族人民奉祀的民族神。佛教、道教传入白族地区之后，白族人民便将佛教、道教融入本族宗教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本主崇拜。澳大利亚人类学家C.P.费茨杰拉德在他的《五华楼》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白族本主信仰的:“对民间来说，村子，而非家族，是位居家庭之上的基本社会单位。住同一村子的老百姓，不论姓氏如何都崇拜同一个‘祖先’，严格地说是‘奠基人’，公认的聚居地创始人，即本主。本主，即创始人，并不一定就是某家的祖先，因此这并不是祖先崇拜，这是全村村民的事，而非仅一家人的事。”[41]
在白族本主崇拜中，许多信仰本主的善男信女不仅是阿吒力教组织“莲池会”、“洞经会”的骨干，又是祭祀本主、迎送本主的组织者，通常都是“巫佛一家、密本合一”。据说，只有他们参与，本主才会享祭，祭祀才能灵验。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朵兮薄”，即巫师。
大型的本主祭祀活动通常一年两次:一次是农历六月，家家都要到本主庙祭祀，俗称“送平安子”，主要是祈求合家欢乐、无病无灾、一年平安;一次是正月本主节迎送本主。此外，人们结婚、生小孩、盖房、远出或归来、新生婴儿取名都要到本主庙祭祀。如有人久病不愈，也要到本主庙祈祷、招魂。[42]
2.儒、释、道活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许多神祇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宗教内涵对中国人都有很深的影响。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以及途径等问题尚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元代以前，大理就有妙香国之称。据文献记载，大理国在唐代南诏时期，佛教就已经很流行了，宋代大理国时期达到顶峰。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巩固政权所采取的策略是“以儒治国，以佛、道治心”，所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云南宗教文化生态的一个显著特点。
儒、释、道三教合一作为多元宗教共荣共存的反映，使云南纸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众多的三教神祇。民间使用三教纸马只是一种纯粹的祈愿，已冲破了宗教的界限。三教纸马主要有提笔先师、魁星文昌、观音、地藏王、药王菩萨、盘龙祖师、韦驮天将、古佛龙华胜会、财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草甲、土皇神、城隍、山神土地、本命星君、太岁、阴阳太岁、功曹、三皇五帝、玉皇上帝、女娲圣母、天上王母、九子太婆、三教圣母、九天圣母、关圣、太上老君、太白星君、十王真君、云鹤、八洞神仙、五音童子、姜太公、东岳大帝、文武判官、灵光、寿星等。
例如，流行在云南民间的道教团体“洞经会”、“拜佛会”、“莲池会”，它们实际上都是佛教、道教和本主信仰的混合物——观音为佛教，玉皇为道教，九坛神为本主教。“洞经会”的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每逢夏历正月初九玉皇诞、二月初三文昌诞、二月十九观音诞、六月二十三关圣诞以及七月中元会等会期，信徒云集，盛况空前。由于纸马被各种宗教广泛利用，有时很难说得清楚它从属于哪一种，如“二郎神”就被佛教、道教同时尊奉。
最集中体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是寺庙建筑。云南各地单一的寺庙是很少的，许多都是如来、玉皇、太上老君一堂香火。有的干脆取名“三教宫”。洱源凤翔圣谕堂就干脆标榜:“忠恕(儒家思想)、慈悲(佛教思想)、感应(道教思想)。”[43]
3.生产生活中的祭祀活动
生产生活中的祭祀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生礼仪、农牧狩猎、安龙奠土。
在人生礼仪中，拜天地是结婚的重要内容，在祭祀喜神时离不开拜天地。有时，纸马就把“天地”概括为喜神。纸马中还把“和合二仙”和“利市仙官”合称为“和合利市喜神”。命符纸马显得极为诡秘，这种纸马有两种作用，一是家中遇上了天灾人祸，通过祭祀希望消灾免难。使用时分成两步，先焚烧各种神祇的纸马，经巫师“发马”后再焚烧“命符”。但不管启用哪种“命符”，必须配用一张“四柱关”。
农牧狩猎中，有圈神、粪神、鱼神、猎神等。圈神是纸马中最普遍的家神，其职能是保佑圈中的家畜。万物有灵信仰的神灵多到无边无际，“六畜粪神”就是一个例子，它体现的就是肥多粮多的农民意识、愿望和理想。如果硬把这种愿望和理想变成宗教行为，那么其宗教形式只不过是磕头烧香、焚烧纸马。
安龙奠土中包括祭木神、祭张鲁二班、三木大王、土科四灵、青龙白虎等。老百姓建新房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一开始建造到搬进新居要进行四种祭祀活动:第一是动土。动土的日子要选一个吉日良辰，备好香、茶酒、猪头、大米等贡品，备一份以“土公地母”为主的纸马，一直供到祭木神时才焚烧。第二是圆木。建房的木料备好后，选一个吉利的时辰，由木匠师傅锯一片圆木用红布包好藏好，算是木工开工仪式。“圆木”祭祀活动要到城隍庙或本主庙中进行，由巫师主持，焚烧以“木神”、“张鲁二班”为主的纸马，这仪式又称“请神”，希望得到神助，工程安全顺利。第三是送神。竖新房这一天，巫师及家人在供台前焚香跪拜、焚烧纸马，这过程又叫“谢神”，纸马内容与“送神”相同。“送神”要在深夜进行，祭祀地和方位由巫师决定。纸马可用“木神”、“树神”、“张鲁二班”、“祖先之神”、“本境土主”、“城隍”、“山神土地”、“日月”、“水火”、“仁君”、“招财进宝”、“喜神”、“圈神”、“瘟部部众”等，内容极为丰富。第四是压土。这是一种搬进新居的仪式，主要祭祀“土公地母”。“压土”仪式一般由阿吒力法师主持，家中设内外坛，阿吒力法师上坛作法，念经画咒，叫“安龙祭土”[44]。
(三)纸马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品
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对纸马是这样解释的:纸马(书中称甲马)是中国民间宗教祈福禳灾祭祀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各样雕版印刷品的总称。[45]纸马上印有各种神祇鬼灵的图像，供人们不同的祭祀需要。现在依然盛行的云南纸马，承载着云南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心理追求，伴随着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盖房添丁、逢年过节、宗教活动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云南纸马的使用十分广泛，几乎所有节庆、祭祀、宗教活动等场所都使用纸马。纸马用途不同，主要有粘贴和焚烧两种。在迪庆藏族地区，纸马还用于悬挂，让风将纸马送达神灵。
粘贴纸马主要在春节。“灶王神”、“天地堂”在腊月三十晚上揭下旧的并焚化、贴上新的，一年一换，“招财童子”、“利市仙官”、“树神”、“厩神”等都分别粘贴在中堂门、天地堂、果树、厩门、灶王神堂等上方，也是一年到头一换。平时纸马若脱落，要捡起焚化，不能随意乱丢。有时清明扫墓，也有将祈祥纳福的纸马贴在用石头雕刻的墓门上方。
焚化纸马十分普遍。只要有祭祀活动，就要焚化相应的纸马，如祭祀本主时，主人在进入本主庙后点第一遍香时，分别将“本境福主”、“六畜大王”、“子孙娘娘”、“痘儿哥哥”、“牧羊人”等纸马供在各位神灵的神坛，待最后祭祀各神时，磕头祈祷后将其焚化。又如建盖新房、圆木、下石脚，泥木工匠师傅都会祭奠焚化各种相关纸马。上梁时，师傅都会手持木锤在中梁被吊装后，一边用木锤敲，一边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扔大包子，称之为“破五方”，并焚化东西南北中五方纸马等。
云南许多地方，认为火神是一只鸟，它飞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火灾。纸马中就有一位骑马的官人，张弓去射这只鸟，这位射鸟的官人就是火神。兰坪、维西的白族都认为火神是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红色鸟，是它的到来引起了火灾。火灾过后要举行送火神和撵火神的仪式。
“姑奶奶祭”是云南白族地区相当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一种民间民俗活动。在宗教内涵上，姑奶奶似神非神、似鬼非鬼。把她纳入精灵之类仍然显得很勉强，但这已经是最接近其本质意义的唯一归类了。凡患病以后，经巫师走阴、问亡、瞧香火、算命看出来的，需要祭祀姑奶奶，才去还愿祭献。主祭人跪请本村姑奶奶来此做客。献过生后即烧起柴火，宰鸡、煮肉制作贡品，同时清扫姑奶奶房前屋后，给姑奶奶房前披红挂彩，换纸马。姑奶奶的住处一般非常简陋而且矮小，供一张印有姑奶奶的纸马。在祭祀姑奶奶的仪式中，重新换一张新纸马也算是对老人家的一片诚意。换下来的纸马不可乱丢，要在叩拜的祷告中焚烧。[46]
在云南各地，类似这样的祭祀活动不胜枚举。在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中，纸马都是祭祀必需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为纸马下一个定义: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纸马是在纸上刷印各种神佛形象，用来焚烧的民间宗教祈福禳灾的祭祀用品。
二、民俗学:民间习俗
(一)什么是民俗
汉代史学家应劭曾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47]那么，什么是风俗?实际上，风俗就是民俗学意义上的民俗。从生活层面看，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地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家熟悉的传统民俗譬如春节怎么过，除夕怎么过，等等，从文化层面来讲，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无形的、口头的和非物质的，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民俗是民众群体反复积淀构成的，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共同感，是无意识和有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是国家思想和文化的原型和起点。民俗行为规范背后的思考原型，对人类的思想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很大。民俗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一个人有两种DNA，一个是生物生命DNA，另一个是文化生命的DNA。我们研究民俗一定要研究到更深的层面，考虑到他们的差异性，特别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阶段。我们也要了解人家的文化模式、文化心理是怎样的，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民俗，了解民族，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48]
民俗包罗万象，如农耕节气、人生仪礼、岁时节令民俗、建筑民俗、饮食民俗、婚丧民俗等，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上表、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其余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49]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一定的禁忌，等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都包含有一系列的巫术、祭祀和禁忌活动。
(二)与纸马有联系的民俗活动
纸马不仅在祭祀上用于祭拜和焚化，也见贴于农家的墙壁和门户，尤其是增福财神一类的喜神往往常年贴挂，其文化象征和艺术审美已在时空上得到了一定的强化。现存纸马在形制与功用上部分显示非宗教的趋向，即在图形上向年画靠拢，不仅用色力求五彩缤纷，与年画相类似，而且有的还增加了生活场景、吉祥纹饰和喜庆文字等。
与纸马有联系的民俗活动有以下几类:[50]
1.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民族风情的载体。它伴随着各民族生产生活、繁衍生息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产生，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描绘着民间百姓的生活图景。云南各民族节日除与汉族大同小异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元宵节、重阳、冬至外，最富民族特色的有彝、白、哈尼、纳西等族的火把节，傣、德昂、布朗、阿昌、佤族等的泼水节，白族的绕三灵，苗族的花山节，彝族的插花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傈僳族的刀杆节，等等，它们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至于白族村村寨寨的本主节，更是热闹。在节庆期间，人们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巫师会通过焚烧各种各样的纸马来通神、降妖、驱鬼、辟邪。[51]
2.祈祥禳灾
人有七魂六魄，人死后要变成鬼，这都是中华民族远古的共同信仰。人生时，魂魄与人的健康、祸福息息相关，生病、破财是魂丢失或被石头树枝压着，此时要“招生魂”。死后，魂若得不到好的归宿会给活着的家人带来麻烦，此时要“招死魂”。云南纸马中有的神实则是鬼，如“男女客之神”、“虚空过往之神”。用神来称鬼，使祭祀者手中的纸马非常有效地改变鬼的恶性，那些被称之为神的鬼便不会再来侵扰人们平安的生活。由于缺医少药，人们从出生起就会面临各种疾病和灾难的考验，所以纸马中有几十种代表生活中会遭到磨难的难关，焚烧这些纸马可以遇难呈祥，如汤火关、天狗关、四季关、鬼门关、夜哭关等。生产生活里需要什么样的神，百姓就能在纸马中造出什么样的神，这是纸马中最古朴、原始、丰富多彩的部分。[52]
(三)纸马是一种民俗用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包括服装、饮食、住宅、婚姻、节日、礼俗、丧葬等。各处风俗习惯的产生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最能形象地体现民族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正像钟敬文先生说的，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3]
民间美术在各种民俗活动中起着表现和丰富生活文化的作用。比如，老北京每到十二月初十以后都要买杨柳青年画、门神、挂签、金银箔、马子……请“十八佛天地百分”。“十八佛”乃中国民间信仰的佛、道及民间宗教各神灵中为主者。十八位神佛分作天地两部分，外有陪祀者共七十六位。除夕，列案焚香，将百分焚化。这是老北京年俗中的一种民俗活动，但活动中都是祭祀宗教信仰中的神佛，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民俗活动。
香港民俗活动较多的是拜神。拜神举动虽简，但焚烧给神鬼的衣纸繁多，不止一张两张。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是香港一年一度“打小人祭白虎”的禳灾之日。焚烧各种衣纸(纸马)，还有剪纸数种。“打小人祭白虎”有固定的地点，香港是在间拿道天桥底或湾仔鹅颈桥、宝云道一带，那里有石、木雕刻的几只虎形，供人祭打。“打小人”较烦琐，用品有祭纸、香烛、银箔、冥钱和糖果、红豆、花生、大米等，祭纸则有贵人符、贵人禄马、天解消灾符，以纸剪的白虎、小人、贵人、枷锁等为一组。“打小人”的仪式分为奉神、禀告、打小人、化解、祈福、进宝、打杯几道程序。香港、澳门的“打小人祭白虎”民俗活动，带有古代埋蛊咒人速死，以解心头怨恨的心理作用。[54]
在云南本主会或村社举行重大典礼活动中，表演“上刀山”、“下火海”时更是离不开纸马。用砍刀架起的刀梯上插满各色纸旗，每一级横放的砍刀两头贴两张纸马，梯顶上插一把三戟铁叉，叉尖上插有叠在一起的纸马，纸马内容都为喜庆祝福之类。表演者在梯头挥舞铁叉时，纸马随风飘落。围观群众争先去抢，抢到的纸马回家贴在墙上能得到神灵的保佑。表演结束后，贴在刀梯上的纸马同样被群众抢夺一空。表演者腿上也扎有用黄纸印刷的“纸马神”。这些已经附了魂的“纸马神”，表演完毕还要在半夜举行“送魂”仪式，纸马被非常严肃地焚烧。同样，在表演前也要举行神秘的请神仪式，将代表各种神的纸马在请神时焚烧。
总之，从上述民俗活动来看，纸马主要是一种印有各种俗信神佛鬼灵形象的，用于民间百姓祈福禳灾的民俗用品。
三、艺术学:民间木版画
(一)艺术分类
艺术种类既是艺术的分类，又是许多艺术个体的集合、归纳。一方面，它使混沌一片的艺术整体分为一系列明晰可辨的群体;另一方面，它又使无限的艺术个体归于有限的品种、类型。艺术种类就是对整体艺术的条块分割和对艺术个体的分组归类，它是许多彼此具有共同性而又与其他艺术个体具有相异性的不同艺术集合群。[55]
艺术的分类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艺术分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分法。人们划分艺术种类的原则和视角不同，艺术分类呈现出丰富多样性。艺术的分类尽管有别，但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按照塑造艺术形象的材料和技法来划分还是基本认同的。我国目前最为常见、最为习惯的艺术品种划分，主要有以下十四种:①绘画;②雕塑;③书法艺术;④摄影艺术;⑤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⑥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⑦音乐;⑧舞蹈;⑨曲艺;⑩杂技;〇11文学;〇12戏剧;〇13电影艺术;〇14电视艺术。
从本质上讲，艺术作品就是以物态化的方式传达出艺术家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的艺术形态。因此，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应当把艺术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与审美意识物态化的内容特征作为根本的依据，也就是根据艺术形象的创造方式，将艺术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书法、摄影。
第二类实用艺术: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
第三类表演艺术:音乐、舞蹈、曲艺、杂技。
第四类语言艺术:文学。
第五类综合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电视艺术。
(二)绘画分类
绘画是造型艺术的主要品类之一，是使用纸、布、木板等材料，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等元素，通过构图、造型、设色等手段，在二维空间里穿凿的具有立体感的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景的造型艺术。从使用工具材料分，绘画可以分成素描、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等。[56]
版画是在木板、石板、铜板等不同材质上，用刀、笔等工具，通过绘、刻、印等手段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造型艺术。在绘画艺术中，版画有着漫长而又光辉的发展历程。版画的出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版画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正如鲁迅先生曾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的:“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体面的历史。”[57]这是令国人骄傲的。
中国传统版画一直使用木板为制版材料，故称木版画。现代版画虽按印刷原理区别版种，但大多数画家仍选用木质材料作画，故俗称木版画。从版画的发展历史来看，版画可以分为传统木刻版画和新兴木版画两大类。
版画历来是与印刷术分不开的。版画史也即印刷术的历史。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现给人类社会活动、文化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历史自身的了解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分为文字印刷与图像印刷，图像印刷即所谓的版画。从存世资料来看，唐代后期咸通九年王玠的《金刚经》扉画雕印技术已达到非常成熟而又精湛的水平。宋元时期雕印术快速发展，已涉及各个领域，由此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且为以后明代版画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传统版画今天虽未被世人全部了解，但就资料中所能见到的存世佳作而言，无论是明代徽派黄氏家族的绝作，还是徽州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无论是陈老莲的《博古叶子》，还是清中期的《芥子园画谱》，抑或是民间杨柳青的版画，这些版画代表都为人类的版画史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光辉。
中国现代新兴版画的发展和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与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大文豪对木刻艺术的呵护分不开的。这位对我国版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他将异国的版画家柯勒惠支、麦绥莱勒及苏联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国人，为中国的版画注入新的血液。他倡导和支持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无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中国版画家在艺术道路上坚持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出了大量能够流传于世的优秀作品，为今天多彩的版画开辟了一块土壤肥沃的园地。
(三)纸马属于民间木刻版画
传统的民间木版画是中国木版雕印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传播的主要艺术形式。从我国印刷史来看，它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而兴起。民间木版画不仅历史悠久，其印刷数量和在我国各地域的覆盖面较之其他文化方式也是最大的，因为在古老的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识字，所以乐于接受图像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也是木版画在土地辽阔的中国能够持久而多样地流传民间的主要原因。
在近现代西方印刷术兴起之前，木版画是唯一可以大量复制的艺术文化传播形式。在近代印刷术革命性地取代了这一形式之后，木版画虽然失去了传播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以特有的民间艺术魅力流传于世。从历史看，民间木版画是相对于官方的、文化专业的、宗派承传的和宗教的木版画而言的。诚然，由于历史久远，其承载的文化任务宽泛，加之各种原因，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艺术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交叉现象。
民间纸马的制作材料有梨木、楠木或松木板、纸张、刻刀、锅烟灰等。制作的过程是在木板上以线条的形式绘刻出各种神佛鬼灵形象，然后在雕版上刷墨或水调锅烟灰，再以土纸拓印而成。这是典型的民间木版画的制作方法。
在民间木版画的历史上，除了宗教内容的印刷品外，我们很少发现在清代以前存世的资料中有关于民间所用的木版画——纸马。这并不意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早期木版画都与宗教内容有关，是因为这些文献大多藏于被千年供奉的寺院里、洞窟内或被人们膜拜的佛身里，而民间百姓所持有的纸马这种木版画都是用来祭祀焚烧的，所以难以流传下来。而且，民间版画往往粗糙便宜，也不可能让人们尊为至宝。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变迁，也无论见于什么地方，纸马都是通过木刻雕版印制出来的印刷品，都属于民间木刻版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为纸马下一个定义: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纸马是在多神崇拜观念影响下运用于民俗活动中的民间木版画。
【注释】
[1]张道一:《丰富多彩的民间木版画》，转载自《中国文化艺术概览》。
[2]陈祖强:《中国民间木版画的奇葩——云南纸马》，载《云南档案》2009年第1期，第58页。
[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5](明)刘若愚:《酌中志》，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6](清)潘荣陆:《帝京岁时纪胜》，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7](清)顾光:《杭俗新年百詠》(卷上)，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8](清)顾禄:《清嘉录》，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9]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0](清)李光庭:《乡言解颐》，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1](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转载自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2]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3]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4]《漳州木版年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瑰宝》，载《闽南日报》2005年。
[15]《漳州木版年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瑰宝》，载《闽南日报》2005年。
[16]《漳州木版年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瑰宝》，载《闽南日报》2005年。
[17](宋)吴自牧《梦梁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页。(《梦梁录》原书名为《梦粱录》，但今多用“梁”字，故以惯常用语为准。——编者注)
[18](清)赵翼:《陔余从考》第650条。
[1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20]《文物》1972年12月。
[2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22]《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23]王树村、叶又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4]李锦璐:《民族民间美术谈》，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5]李锦璐:《民族民间美术谈》，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6]李锦璐:《民族民间美术谈》，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7]李锦璐:《民族民间美术谈》，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8]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29]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30]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3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32]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33]曲艳玲:《试论民间吉祥美术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载《作家》2009年第8期，第233页。
[34]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35]［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36]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410页。
[37](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下之《一草一木皆有理》，沈顺英、肖刚译注，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
[38]［英］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39]李伟卿:《大理甲马与白族的民间诸神》，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第32页。
[40]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41]［澳大利亚］C．P．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辉，译:《五华楼》，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2页。
[43]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1页。
[44]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8页。
[45]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页。
[46]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47](汉)应劭:《风俗通义》。
[48]以上内容根据陈勤建教授在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的演讲整理而成。
[49]《礼记·月令》。
[50]冯骥才主编的《云南甲马卷》的分类方式比较科学合理，将云南纸马大致分为节庆活动和祈祥禳灾两大类，下分六小类。
[51]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8页。
[5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2～394页。
[53]钟敬文:《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第56页。
[54]王树村:《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55]顾永芝:《艺术原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56]顾永芝:《艺术原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2页。
[57]李之檀:《福建建安派木刻版画》，载《中国历史文物》1986年第期，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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