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的形式渊源

第二节　纸马的形式渊源

对各种自然神产生崇拜的同时，纸马也将自然神的文化内涵渗透到材质的运用当中，借助不同的材质来体现纸马的文化意蕴。考察纸马的形式渊源的前提是人类的崇拜观念和需要观念开始从观念意识转向具有“神圣空间”的艺术造型，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从对真实的宇宙万物的实物祭祀慢慢转化到对其替代物——艺术造型的膜拜。追溯纸马的形式渊源必然要考虑承载纸马的材质——纸张，技艺——雕版印刷术的渊源，那就需要我们把它和中国的刻、印文化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

孙世亮在《木版画教程》一书中对中国刻、印文化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以及留痕，给人类的创造留下了启迪……原始社会制作陶器时留下的手指印痕启发了人们用绳、席压出纹理作为饰纹;内蒙的阴山、甘肃黑山等石壁上人类留下了刻划的痕迹，而且在红山文化层里发现了距今已有七千年历史的玉龙，龙身琢有精美的纹饰;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陶钵上的陶刻猪;殷商时代留在龟甲、牛骨上的刻字——甲骨刻文;青铜时期钟鼎重器上的铭文和纹饰图案;春秋时期的模印瓦当;西汉的封泥印肖形印;汉砖的砖面上连续形式的纹样等。从历史资料证明人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几千年的时间里已有了刻、印的文化，这些历史的文物为我们追溯雕印术的渊源留下了考证依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祖先已在印痕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经验。”^[47]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些凸凹不平的图形上清晰地拓印出画面，亦可成为“版画”，但其原物图痕并非为版而造，而是当时人们保留文化内容的一种形式，是使其能够长久保存的手段。当然今天我们不能直呼其为版画，但是这些文化表达方式已经对后来的雕印术的发明构成了很好的条件。

春秋战国、西汉时期人们在使用封泥作为信证，使用印模制作瓦当、画像砖的同时，也开始了在其他材料上使用印模技术。1970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是目前有物可证最早的用凸印模在平面上印出图形的实物资料，西汉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证明，印痕技术的发展已经向着雕印技术走近。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发明不可能是突然的出现，它需要完备的有关条件，这时人类在等待一个重要的发明，那就是纸张。

“早在几百年前对于雕印术的起源，即有汉代之论、东晋之论、六朝之论或隋朝之说……胡应麟说‘则雕木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清代画家高士奇也曾相持此说……胡应麟的‘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有直指雕版始于隋代之意。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当今已有文物证实‘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是成立的。……有资料表明1983年11月30日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中所刊《敦煌隋木版加彩佛像》证实了中国隋代已有雕版印刷术。”^[48]

通过以上对中国的刻、印文化发展历程的梳理，使我们对纸马产生的科学技术背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把握，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纸马的形式渊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接下来，我们不妨以纸马中的“马”这一形象产生的历程为例来探析纸马的形成渊源。

一、活　马

纸马中“马”的形象最早可以溯源到远古时代的马神崇拜。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与马神崇拜紧密相关的是对马的崇拜，对马的崇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与“马祖”和“马王”有关。“马祖”，是星宿名，即房星，也叫天驷星。《周礼·夏官·校人》:“春祭马祖，执驹。”^[49]郑玄注:“马祖，天驷也。《孝经说》曰:‘房为龙马。’”贾公颜疏:“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而言祭祖者，则天驷也。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唐张说《大唐陇右监校颂德碑》:“若夫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敬其本也。”清彭孙贻《拟明郊祀歌·马祖》:“马祖皇炎炎，光锐入于汉。”^[50]

最初马这一形象内涵是作为崇拜的对象，它是现实生活中与先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真马”，人们直接把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伙伴——马，作为崇拜的对象。《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宋衷注:“相土，契孙也。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马之法。相土曾经佐夏，而功在于商。”^[51]《诗》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52]商之始年为公元前16世纪，距今已3600多年了。可见，马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从此已经开始。

黄展岳在《中国古代的殉葬习俗》一书中提出:“远古时代对马神的崇拜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禄马思想。商周时代，君王或贵族死亡，有献祭活马、活人和车的习俗。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河南的商代墓葬和陕西的周代墓葬中，均发现了埋葬车马的附葬坑，而且很符合古书上说的‘天子六驾’的礼治。关于人殉中的车、马、人的出现，从考古发现来看，主要兴盛于西周早期，衰退于东周时期。”^[53]黄展岳还认为人殉起源于农业和定居，最早见于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祭祀土地神要血祭和活埋。看来禄马是用来祈求福气的。有人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即使死后到阴间，也要看着这些车马，不让别的鬼魂使用。也可能有更深层的含义，比如陪葬的士兵和马匹，也可能是献给神灵的东西。献给神灵的东西中可能包含着祈福的意义。

为什么偏偏就是献马呢?后汉书中相马名士马援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54]《淮南子·天文训》中关于太阳坐马车出行的说法，也可以作为旁证。由此可见，“从古代献祭活马、活人到代之以兵马俑就有了两重含义:一为亡者死后起保护作用的武士和宝马，这是崇尚武士英雄精神的体现，即有‘禄’的含义;二为祭祀地神，埋葬活马活人是以求得福气的，即有‘福’的含义。可见在秦汉以前的观念中，献祭活马活人就包含了求得福禄的思想。”^[55]

在秦国的祭祀活动中，马也体现着其独特的地位。《史记·封禅书》一书上说秦人以驹(黑鬃红马仔)、黄牛、羝羊各一为牲祭祀白帝(上帝)。^[56]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祭祀所用之马据春夏和秋冬季节不同而有不同要求，同时多用仔马祭祀，且均采取活埋的方式。而汉代虽沿袭了秦之祭祀形式，但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均以“木偶马”代替，只限于天子巡幸亲祭场合用活马驹作祭祀。终于在平帝元始(公元1年)年间，秦代以来的活马祭祀逐渐被废止，秦马牲祭的传统也至此宣告终结。这个事实更加说明了，秦是以马牲作为常祭的特点。

以大量活马为牲祭祀的记载，很明显是因秦人早期擅长养马，与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马成就了秦人的事业，秦人自然也就以最高的礼遇对待马，这恐怕是以马来祭天祀祖的真正含义所在吧。

总而言之，地处西北游牧区的秦人，其祖先以养马发迹，而当秦之世，又以“车千乘，骑万匹”的规模，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随后，在全国设立的一系列马政机构，为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汉代大将马援所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57]。秦人与马结下了浓厚的历史情结，马也贯穿了秦社会的始终，为秦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秦人之骄傲也。

二、木马、陶马、铜马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掩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陶制车马被用于祭祀，木偶车马是真车马的替代，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以木偶车马代替真车马是节约财力、社会进步的表现。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墓葬中的陪葬改为陶制兵马俑，尤其在他之前的其他国王墓葬中也早已发现了兵马俑。也就是说，活人活马的祭祀方式逐渐被废除了，代之以陶制、木制的兵马等等。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陪葬坑中出土的陶马及陵西发现的陶马、铜马造型，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相马经》中关于良马的精辟论述:“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明，脊为将军欲得强，胸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58]无论是秦兵马俑坑中的陶马还是秦陵铜车马中的铜马，个个都是肌肉强健的骏马。可见，秦人对马的熟悉了解程度，这便成为秦陵周围出土的众多陶马、铜马造型无不达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真实效果的重要原因。秦始皇陵兵马俑说明，秦时陪葬用陶制的兵马，不用活的兵马。汉代有的地方仍用活马祭祀，后演变为用木马。汉画像石、画像砖上也出现骏马以及神仙祖师的图像。不过，这些艺术形象当时只作为陵墓建筑中的装饰或辟邪，尚未作为神灵以奉祀。

三、画于纸上的马

到了唐代，中国的禄马观念已经基本固定。《全唐诗》中王昌龄的《上马当山神》就是一例:“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这首诗记载了“放禄马”的习俗，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有了放禄马祈求平安和福气的思想。唐代也出现用手绘于纸上的马以为祭祀之用。据《独异志》记载:“韩干闲居之际，忽有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云: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酬效。明日，有人送缣百匹，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59]从此故事中得知，纸马的名义当与唐代以画马代真马祀神有关。另唐李玟《纂异记》载，唐代苏州有“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60]。以上两则有关纸马的故事，既可知唐代纸马是画于纸上而后焚化之物，又可知在唐代绘画发展史中已有了民间画马、画美人及彩舆以献神灵的民俗艺术。这为后世雕版印刷纸马艺术之先河。

四、雕版印刷纸马

绘马向印马的转变，这需要关键的物质技术条件作基础，这就是印刷术。在纸马诞生之前，造纸术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出来了。但是，纸马却没有随造纸术的出现而出现，这可能是受制于将马的形象转化为大量艺术作品的印刷技术。

印模技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产生了，但是长期停留于原始阶段，不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复制。“胡应麟的‘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有直指雕版始于隋代之意。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当今已有文物证实‘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是成立的。……有资料表明，1983年11月30日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中所刊《敦煌隋木版加彩佛像》证实了中国隋代已有雕版印刷术。”^[61]

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用的“活马”、“木马”、“陶马”继续沿着自然形态到人文形态的发展轨迹演变。到了唐宋时期由于造纸术、印刷术越来越成熟并得到了普及，人们开始寻求更为简便实用的祝祷祭祀形式，成本低廉、制作方便的雕版印刷品“纸马”就出现在百姓的生活中，如“云马”、“精神纸马”、各种“神像纸马”等。同时，宋代以来混合了多元文化的中国禄马思想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发展到了各个方面，以纸马祭祀之风日盛。还出现了出售版印纸马的“纸马铺”，如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纸马铺。纸马的内容也异常丰富，有“马上平安”、“马上得禄”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清代还有骑纸马还魂的说法。直到目前中国有些地方还有放禄马、烧纸马的习俗，比如云南各地焚烧纸马的习俗依然盛行。

祀神从用“活马”到用“木马”、“陶马”、“铜马”，再到画于纸上的马，最后到雕版刷印“纸马”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宗教信仰观念的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历程，这一演变过程就是:原始的马神崇拜和祭祀用的自然形态的牺牲——活马、木马、陶马、铜马，过渡到祭祀神灵时神灵乘骑之用的交通工具或者是人神交流的使者——人文形态之初的“云马”、“纸马”(依然保留着马的自然形态)，最后演变成祭祀对象——人文形态的各种神佛像的“纸马”。从纸马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看，原始先民对马神崇拜的禄马观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文思想的兴起以及民间百姓“求易”思想的发展，承载禄马观念的材质一直在发生着改变:活马—木马—陶马—铜马—纸上画马—印刷纸马，所以，祀神从用“活马”到用“纸马”的这一演变历程反映的是纸马的形式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