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艺术与文化生态

纸马艺术与文化生态_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第二节　纸马艺术与文化生态

由于民俗文化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立足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云南纸马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这无疑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概述

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他是20世纪中期著名的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早在20年代，生态学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已为斯图尔德所表述。1955年，他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并倡导成立专门学科，目的在于解释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

斯图尔德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他的文化生态学观点有两个互为因果的基本思想，这就是:“一是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二是环境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和选择。同时还必须牢记，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4]因此，文化和环境有时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不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环境适应”这一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各种生物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彼此相互制约组成一条生物链，并保持生态平衡。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构成的共存关系。”^[5]可以看出，文化生态学依据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来解释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是一种联系的、综合的观点，是对文化的整合研究，这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在现实的情景下，文化生态学理论对现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类、自然及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6]

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中各种不同因素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来研究文化的创造活动，是一种开放的、整体的观念和方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互相联系、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某些因素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被打破，如果超越一定限度就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危机。在上述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中，其中的一种变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价值观念的变化，使最易受影响的自然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使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只有协调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整体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才能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因此，要确保人类社会的永恒，就要正确处理人类的文化创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严峻的形势，文化生态学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无疑有着现实、积极的意义。^[7]

那么，文化生态学就要以一种整体、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文化研究，进一步从自然、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从历史的、现实的、时间的、空间的综合维度展开文化的讨论，既重视有形的、自然的物质文化的创造，又重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的创造，并注意二者的结合，以及文化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这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8]

二、纸马的文化生态研究

民间纸马艺术这种特殊的艺术形态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物质形式和形象载体。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民间社会生活背景和民间传统文化基础。它既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更是民间文化的内容和组成部分。

民间纸马艺术的产生、发展及存在要受到民间文化对自然认识的规约和影响。民间纸马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决定于它的生长环境，它的存在、发展与其自然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地域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9]这些因素既是民间纸马艺术生长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民间纸马艺术体现的重要内容。那么，对民间纸马艺术的研究就是对民间文化的研究，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反过来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民间纸马艺术。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是纸马艺术得以健全生存的基础，而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失衡则意味着纸马生存环境的失落。民间文化是民间纸马艺术生存发展的生态基础。对民间纸马艺术来说，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可以为纸马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传承基因。

云南纸马至今依然流行这样一个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全面协调为民间艺术的创造和传承提供了优良的土壤，而其他各地纸马艺术及其内涵的衰微或演变正是由于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演化或转变导致的。我们要正确认识民间纸马艺术的创造活动及其发生、发展、变化规律，认识纸马艺术创造的文化生态，从而有效地传承民间艺术。这才是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的民间艺术研究。从自然界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地球升温、动物濒危等自然生态的恶化和灾难，到人类情感的疏离冷漠、精神的空虚、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等人文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的失衡和无序，人类不仅呼唤自然生态的伦理观，同时也呼唤文化生态的健全。人们既意识到自然环境的危机，也感受到精神的危机。对于中国民间纸马艺术来说，种类的减少、技艺的失传、功能的落俗、内容的肤浅……也同样像自然生态一样遭受到了自然与人为的破坏。要留住传统的纸马艺术，就要守护民间文化的生态，培养健全的文化土壤，正确对待民间文化传统。我们只有在重视自然生态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民族文化与人类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使民间纸马艺术得以健康的传承，并获得新生，才能让民间纸马艺术走上完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0]

在中国传统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民间纸马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须臾不离，这必定使纸马艺术与自然生态结合起来。民间纸马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要从纸马艺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出发，涉及纸马与民间社会、纸马与民间文化、民众与纸马艺术等多重关系，进而分析纸马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其现实意义在于指向纸马艺术的现状、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探讨纸马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要把其放在民间文化、自然生态环境、民众生活生产的综合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保护与传承。关于民间文化对纸马的深层影响在前面几章已做了大量的论述，这里仅将纸马置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并与民众的生活相联系来解释纸马这种民间艺术的形态、样式及其发展，最终做好纸马的保护与传承。^[11]

(一)纸马艺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人类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自然存在。云南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界各种神秘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而产生了“万物有灵论”，这种观念中包含了大量自然神灵崇拜内容，这种对自然的信仰和崇拜观念说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自然界对自身生存的重要意义，并将自然界纳入自己的精神领域和生活范围。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被云南百姓历史地继承下来，形成云南民间文化信仰观念的一部分，同时也影响了民间百姓对自然的认识以及民间纸马艺术的创造。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之所以流传下来，主要是由于这些自然生态现象和人类生存具有利害关系。例如，土地为滋生万物之本，农事的丰歉直接与土地有关，并关乎人类的生存，这是土地信仰的物质基础。正如《礼记·郊特祀》所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12]在中国古代，春播秋种都要祭祀土地，以祈求农事丰收。纸马中土地的形象是丰富多样的，最早的土地神据说是封土为丘，后来又有石头、树木，到了近现代常见的是具有人文形态的田公地母。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大多在田间地头、高山树下以及庙堂社坛，这在民间都十分普遍。这些都说明土地神信仰中所蕴涵着的人类与大地自然的亲密关系。至于民间仍在流行的祭天拜月、敬山神、河神、水火二神、树木之神、龙王等莫不是自然信仰崇拜观念的流传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例证。可以看出，云南纸马中的众多神灵鬼怪既是民间自然信仰观念的体现，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解释。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中国的古代哲人概括为“天人合一”。经过历史的发展，“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又逐渐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而构成了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由此人们遵从自然、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云南民间纸马艺术只是采用艺术化的形式将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形象地展示出来。云南百姓面对变幻无常的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之时创造了各种自然神灵加以顶礼膜拜，百姓通过敬神、供神、娱神、酬神，去极力讨好自然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纸马成为人与自然界沟通交流的桥梁，帮助人们建立一种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反映了自然生态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在大量的民俗活动中，云南丰富的民间纸马艺术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经过历史的变迁，这些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功能也在发生转换，开始倾向于娱乐和商业性，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纸马等娱神驱邪的物品和用具也倾向于审美和娱玩，但是这些活动的本意和相关内涵还是被继承下来，成为人们祈求自然生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美好生活景象的重要寄托。在这里，纸马艺术形态的美与丑对民众来说是其次的。这一方纸片是民众对大自然的祈求，是与自然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桥梁，^[13]一如朱狄先生在论述原始艺术时指出的:“艺术中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界的自然，而是被人的心灵所灵化、神化、诗化的自然。”^[14]

云南民间百姓深深懂得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生生不息发展的道理。在云南民间信仰和供奉虎、蛇、马、牛等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人们对有利或有害于人的动物都加以崇拜和礼遇。在云南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上面印有各种有害于人类的动物纸马，比如枭鸟、飞龙、飞虎等，人们对它们加以供奉祭祀是为了讨好它们，以求人畜两旺。对那些给人们带来利益、提供帮助的牛、马等动物，人们更是心存感激，人们创造出众多的牛王、马王等纸马，其中倾注了民众真挚的人文关怀。这虽然与原始信仰有关，客观上却是人类与动物和平相处，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

与对动物一样，云南民间流传着有关植物的神话传说同样深刻反映了植物作为生态因素的重要性及其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关系。五谷神、茶神、桑树神、苗稼神等植物的信仰崇拜产生了许多艺术化的纸马形象。从民间大量的纸马造型中我们不难见到各种植物神灵，如“水草大王”、“五谷娘娘”、“树神”等等植物神，这些题材传达的内容和观点是艺术化的自然生态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思维观念已经不断提升，那种原始信仰崇拜观念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世俗，与原始先民的观念已相去甚远。民众对蚕神、树神、禾神、土地等的崇拜慢慢由信仰转化为一种意识和愿望。自然神灵逐渐演变成某些历史神话和传说的英雄人物，在人们心中似乎这些英雄人物离他们更近更能够帮助人们战胜困难，这一文化演进过程就反映了自然生态意识向人文生态意识的转换。

总之，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民间纸马艺术生发、存在下去的必要保证。

(二)纸马的生活形态

纸马的艺术创造深受以农为主的自然经济形式的制约。对纸马艺术来说，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其产生、发展和生存的基础，也决定了纸马艺术的创作动机、样式和存在形态。云南传统、持久的民间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活动使纸马艺术得以暂时健康地延续、传承和发展，而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的变迁又使丰富多彩的纸马艺术样式和创作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对纸马艺术的冲击是普遍而深刻的。我们认为，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考察和认识不仅有助于对纸马文化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民间纸马艺术并对其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做好纸马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鲁迅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而不像纯粹艺术那样，以精神性的审美功能为目的，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许多情况下是为生活而艺术，具有艺术的多种功能。这说明，民间艺术与民俗生活关系密切，静态的、以审美造型为主的纸马艺术常常是民俗活动的媒介和道具，表现为文化的符号、图式，同时又是可视、可触、可感的静止的艺术形象。然而，这些被我们看来是优秀民间艺术创造的纸马，在民众看来却是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当这些艺术化的形态伴随着民众生产生活的时候，它同样体现为动态的活动过程。因而纸马艺术无论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还是在规范化的民俗生活中，它所体现的形态特征以及艺术审美等精神文化内涵、功能和心理体验等，便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丰富的，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应该是全方位的、多侧面的。贴在墙上的纸马或陈列在展览馆里的纸马与其在焚化、祝祷的民俗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形态有质的不同。在表演上刀山、下火海的傈僳族小伙子的腿上，纸马带给人们的那种神秘、灵异的气息是平时收藏者手中的纸马所无法比拟的。将纸马还原到原生态的民众生活和民俗活动情境和过程中才能体现其丰富多彩、深沉厚重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感受，因为它是民众的生活。

然而，全国范围内纸马艺术的现代发展向我们昭示了纸马品类的缺失和创作的冷清，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纸马艺术的现代衰落与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纸马艺术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远是重要原因之一，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的主宰在逐渐让位，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随着生活的改变也在改变。我们在这里指出纸马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目的在于认识民间文化生态系统中生活的链条是纸马艺术生存的重要环节。^[15]

随着科技的发展，纸马艺术在大部分地区以及云南城市里已经很少见到，但在云南的某些地区却依然流行着。这是因为云南民间文化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协调平衡、整体统一的缘故。其实，民间工艺造物自古以来就既注重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强调人文情感因素的灌注，使二者完美的统一在一起。二者的结合使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再一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16]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丧己役物相比，民间这种传统的造物与人文相统一的观念也许更有现实意义。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说:“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17]

三、纸马与文化生态保护

目前，各地纸马的品种和总量已大大少于往昔，甚至在不少地区已经绝迹。作为版画家族的一个支系，作为交织着民俗、宗教与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纸马也到了应该及时抢救和保护的时刻。纸马在中国木刻版画家族中并非不起眼的“小弟弟”，其历史要早于年画，是中国版画艺术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把纸马纳入工作的视野并拿出相应的规划和举措。唐家路认为，纸马的抢救与保护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深入开展普查工作

各地分别组织民间文艺家和文化工作者队伍对纸马的现存状况加以彻底的调查，摸清产地的真情实况，对作坊分布、刻版人、印制人、纸马现存品类、传承历史、销售方式、当地的信仰状况、民俗应用等加以全面的了解，为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普查要注意质量和速度，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也不能慢慢腾腾，旷日持久。^[18]

2.广泛征集有关纸马的原物

征集的对象包括历代的各种版式的纸马作品，各种印制纸马的雕版和工具，有关作坊及其印制、刻版、销售、俗用的图片和照片等。此外，道士开列的购请纸马的红帖，旧时纸马铺的招牌、账本，雕刻纸马雕版用的画稿，已在海内外出版的有关纸马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均应在征集之列。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适时建立纸马博物馆或纸马艺术馆，并举办以纸马为专题的艺术展。在征集的过程中，除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之外，也应该鼓励个人的收藏与捐赠。^[19]

3.保护纸马艺术传承人

对数十年以来一直从事纸马雕版、印制的老艺人，毫无疑问，应视同年画的传承人加以保护，既不因纸马有信仰成分而加以鄙视，也不因它尺幅小、线条粗而看低其中的手工技艺和文化精神。保护传承人就是让他们继续制作纸马，并传授相关的刻、印、绘的技艺。传承人除了靠纸马作品的销售来自养之外，有关部门也应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传艺创造良好的条件。^[20]

4.加强学术研究

纸马与佛教、道教、巫术信仰在精神上有直接的联系。它应用于民间，依存于民俗生活，成为民俗活动和民间信仰的象征符号。同时，它作为民间版画艺术，与古代石雕、木雕、绘画等艺术也密切相关。纸马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内容到形式，从信仰到技法，从神事到民俗，这些都是纸马研究的辽阔空间。只有深入地研究，我们才能真正登临其神妙的艺术殿堂;也只有深入地研究，我们才能将抢救与保护的工作做到实处。^[21]

除了以上对纸马基础性的静态保护以外，我们更应该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纸马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进行与民俗生活联系密切的活态保护。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树立一种发展的保护观。比如说，纸马应该有它在当代的审美表现，否则保护也就变成一厢情愿的事情了。时代变了，纸马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也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允许有纸马变种出现，只要它有传承性。要保持纸马的风格特征，新的创作也要是基于原有风格基础上的改进，要有“血缘”的传承性。像线条、色彩、题材、工艺等，每一个纸马雕版所包含的元素都是一个基因。像国外博物馆收藏的金代山西新绛年画《四美图》，线条与永乐宫壁画很相似，但与清代以来的山西年画却截然不同，我们能说清代不是金代原生态年画的发展吗?它中间一定有发展的链条存在。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延伸当代的民间纸马艺术链条，这种延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坚守中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