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遏制

对立立场之间的差别在文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中得以显现。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被人们称为矛盾的一种对比，矛盾是一种“力量、趋势的对立”(Marcuse， 1964， p.140)，在这样的对立中，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现实全部或部分地遭到质疑和拒斥。而从其对立面中会产生一种新的状况或理解，并在一段时间后也受到质疑。矛盾不是对立面之间的一种静态关系，而是辩证的、内在地涉及理念或情境中的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的变革或运动。卡尔·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了矛盾思想，认为社会条件自身之中就包含了它们的对立面。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1960年，p. ix)写道，辩证思想的功能“是打破自信(self-assurance)和自满(self-contentment)，以削弱对事实的力量和语言的险恶自信，从而表明在事物的中心有着如此多的不自由，使得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质变：从事态的确定状态走向爆炸和灾难”。

在冲突理念挑战当前思想的时候，矛盾与实证主义不一样，并不呈现为单一的、既定的现实，而是表明一切都在变化的过程中。弗雷德里克·恩格斯(1877， pp.3-5)是这样描述这一概念的：

的确，只要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的和无生命的——每一个事物本身、周边及彼此之间，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其中碰到任何矛盾。我们发现在事物之间存在某些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确定特性。但在刚才提到的事例中，这些特性分布在不同的对象中，因此其中不包含内部矛盾。在这一观察范围的限度之内，我们可以在惯常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相安无事。但当我们在运动、变化、生活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中考虑事物时，情况就大有不同了。随之，我们将立即卷入到矛盾当中……

因此，生活也是一个矛盾，它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之中，并且不断地创造和消解自己；一旦矛盾停止，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从而走向死亡。

对明显现实形势(并非如其可能)的认识，将导致批判和寻求替代选择的思想；这是矛盾的变化过程。马尔库塞刻意与黑格尔的做法保持距离——黑格尔试图以统一的绝对权威解决所有矛盾，而是指出：认识和解决矛盾的批判理性也可用于对结果的批判。除了推动建设性的变革之外，理性“在维持不公正、辛劳和痛苦的过程中也是发挥了作用的”(Marcuse， 1941， p. xiii)，因此人们必须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负责。为了思考社会条件下的矛盾、运用他们的知识采取行动，人类必须自由。于是，自由成为矛盾和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

上文已经简要介绍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概要。马尔库塞的观念开始于以马克思的方式对阶级分化问题和权力与统治问题加以关注，但他是20世纪中叶而不是19世纪的学者。他对现代政治经济的分析贯穿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虽然他所作的分析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单向度的人》这本书中。马尔库塞认识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受压迫的劳动者并未起来推翻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发达国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不同于一个世纪前。当代工人被整合到生产和消费系统之中，这一系统要求他们为着生存需要，完全遵循常规履行日常而乏味的任务。存在一个“将权力由人类个体移交到技术或官僚机构的发展过程”(Marcuse， 2001b， p.65)，而且这个系统是用物质商品来回报遵守和顺从的。媒体、娱乐、教育，以及政治机构强化了这样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是有益的，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也是可以接受的。

马尔库塞介绍了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这对理解个人与工作场所的关系有所帮助。表现原则是对弗洛伊德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延迟和/或减少满足以应对外部条件)的一种改造，以适应现代的、大规模的社会。按照马尔库塞(1955， p.35)所说：

现实原则的背后是命运女神(Ananke)或短缺(Lebensnot)的基本事实，这意味着在没有约束、放弃或延迟的情况下，发生生存斗争是为了满足过于贫穷的世界中的人类需要。换言之，无论满意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工作成为必要，都只能作或多或少有些痛苦的日程安排与获取收入的努力，以满足需要。就几乎占据了成年人全部生活的工作时期而言，愉悦是“悬置的”(suspended)，而痛苦是盛行的。

然而，马尔库塞强调，现实原则的表述是由历史情境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所采取的形式是对存在于一个特定时间点的“稀缺的特定组织”的回应(p.36)。这种稀缺的组织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有意构建的，因为“稀缺的配置和克服它的努力一样，都是强加在个体身上的工作模式——这种‘强加’起初只是使用暴力，后来便借重更为合理地利用权力”(p.36)。[例如，我们思考一下，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由19世纪下半叶进入20世纪期间，人们从独立生活到受雇于工厂和其他组织的急剧变迁，其中包括了伴随着企图镇压劳工组织运动的暴力。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所有的文明都已经被有组织地统治了”(p.34)]，这“由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来执行，以维持和提升其特权地位”(p.36)。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世界趋向于成为总体行政的填充材料——这种总体行政甚至吸纳了行政官员”(Marcuse， 1964， p.169)，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便吞噬了关于替代选择的知识。这一世界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人民、和思想都是单向度的(Kellner， 1984，pp.234-235)；也就是说，矛盾的知识已经变得模糊或不存在，而且作为社会变革动力的辩证法也已停止运作。正如马尔库塞在1956年一次演讲中说到的：

就好像某人对其心理过程加以处置的自由的空间已大大缩小；就类似个体心理而言，不再可能具备寻求发展的自身要求和决定；空间由公共、社会力量所占据。这种相对自治的自我的削减，可以从人们的僵化姿态、以及休闲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被动性中亲身观察到，这种自我的削减，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在坏的意义上被去私有化、集中化、普遍化，并且也同样受到控制。这一过程与对立面的社会压制、批判主义的无能、技术协作、以及集体的长期动员有着心理上的关联性。(in Kellner，1984， p.238)

就“在政治/经济体制内的解决阶级和权力冲突，达致自由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而言，马尔库塞的社会描述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scis Fukuyama， 1992)所说的新黑格尔主义的(neo-Hegelian)“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颇有相似之处。然而，马尔库塞并不认为作为改革力量的矛盾已被消灭；相反，通过不断调节，它使得大众无法看到它的存在。他将那些为了减少和压制分歧而控制和模糊矛盾的行动，称为遏制(containment)。对马尔库塞来说，这并非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终结：

由于现今意识形态就处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所以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其前辈更为意识形态化……它所提供的生产设备、商品和服务，“销售”或推行着整个社会制度……产品对人们进行着教导和操控；它们增强了一种错误的意识，而这并不受其谬误的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远胜于过去——并且作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反对质变。(1964， pp.11-12)

人们可以在制度和组织之类的社会体系的层面上发现与马尔库塞关于遏制的涵盖广泛的社会理论存在相似之处。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描述了系统的“动态保守主义”(dynamic conservatism)，动态保守主义源自“那些能够看到自身利益和整个社会系统利益之间联系的个人为了私利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即便当个人可能感觉到“改革阻力的非理性特征”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系统权力”也会压倒个人的思想。因为“社会系统不仅向其成员提供生计来源、面对外部威胁的保护、经济安全的承诺，而且还提供一种理论、价值观以及相关技术的框架，使个人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Schon， 1971， p.51)。于是，当人们感觉到一种对当前制度或组织实践的威胁“不能完全被击退，或者当它来自内部而无法消除时，动态保守主义就会趋向遏制和隔离策略，接受面临威胁的变革中的活动限度，并使其受到约束”(p.49)。

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社会，并不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过程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通过(那些将在这一社会的解体中所失最多的人们的)大量努力得以维持的社会状况。它受到阻止人们认识社会的单向度性及其可能替代选择的社会实践的支持，从而遏制着潜在的社会变革。下面将讨论实践的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