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觉察到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的失败转而从作为传播革命意识的可能性

这把我们引进一个讨论：何种社会变迁可能或者应当在当代情境中被预见或寻求。显然，那些把当代社会看作是压迫的和单向度的人，与那些把它看作是必须改良而不是彻底改变的人，对结果会有不同的期望。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中，很少有人认为，在社会秩序中存在大量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潜力，如果存在这种可能的话。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任务变成对当前存在的变革与标准化目标的潜力的理解。一个好的起点将有助于分析人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世界的。雷蒙德·格斯(1981， p.83)确定了普罗大众对“四种十分不同的初始状态”的认识，这同样受到批判理论家的关注：

1.官员们在经受磨难，并且知道原因在于何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安排。

2.官员们知道他们正经受磨难，但是他们要么不知道原因何在，要么用一个错误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原因。

3.官员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满足，但对他们的行为所作的分析显示，他们正被一种他们意识不到的隐性挫折折磨着。

4.官员们实际上是满足的，但仅仅是因为他们被阻止去激发某种愿望，一种他们本来能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激起的愿望，一种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秩序框架中所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这四种初始状态中人们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工具理性社会的特征描述可能具有某种合理性，虽然它假定，存在人们可能认为更优越的可供选择的其他社会方式，如果他们对其有所了解的话。许多学者不愿作那种假设，他们宁可在现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工作。即使有人接受马尔库塞关于现存社会的特征描述，并认可寻求其他社会方式的愿望，但假定社区、地方、国家或民族汇集中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自身的情形或对社会变革的偏爱有相同的认识，是不合宜的。

发达国家中的许多或多数人完全被统一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当中，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也在为此奋斗。对社会进行改良的许诺并不是失败的，从而也必须承认，难以使人们相信他们信赖的为其提供物质满足和一定自由的唯一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压迫性的和有缺陷的。然而，这不是要否认，人们对当代社会存有严重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以多种形式出现。利用简略的团体和运动方式确定一些例子，我们能够把从宗教、对抗政府(民兵、自由意志论者)、返归本土哲学、“自奉俭约”、寻求种族、性别、经济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正义、共产主义等中获取利益的人包括在内。一些涉及这些运动或思想主体的人符合格斯所划分的第一种类，并且相信他们能使普通民众扩展觉悟，从而第二到第四种类的人们能够逐渐具备与他们同样的想法。

马尔库塞觉察到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的失败，转而从作为传播革命意识的可能先驱者的激进青年的活动中寻求安慰，但此处的观点并不是要搜寻由准备好推翻现存秩序的人组成的完整阶级。反之，我们是在提示，对晚期现代/后现代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认知和对变革的渴望，既不是不存在，但也不是每人都均等共有。这些认知与渴望可能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根本变革，但是却可能足以完成制订“适用于社会安排中具体变革的建议——在法律、公司规章、行政程序、教育实践等方面”的任务(Roty， 1998a， p.326)。如果我们不能总期待广泛的、遍及全社会的启蒙和解放，那么，就像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叙述的那样，“改善”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因此“在某一时刻存在的特殊条件，不管它们是相当地坏或相当地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更好的”(Dewey， in Campbell， 1995，p.261)。对于被那些深深陷入缺乏批判理论的社会中的人所雇用的公共管理者来说，这尤为重要。虽然这些管理者不是经常要求根本变革，但他们却常常能在政策和操作程序中作出不断的变革计划，这对公众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一更有限的社会变迁方法的理论基础可以在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中找到。罗蒂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厌恶基础的、普遍主义的观念；作为一名哲学家，他在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致力于对哲学基础的解构。像他的前辈约翰·杜威一样，罗蒂赞成不时被激进分子和改革者攻击为支持现状的一种持续变化的实用主义哲学(Campbell， 1995， pp.225-265)。同时，他提倡用社会变革去提升民主和减少人类的灾难与耻辱。在集中研究可能的将来而不是过去的社会元叙事的实用主义样式中，罗蒂抛弃了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关注，因为这些关注有赖于“下列暗示：我们能够做得比市场经济好，我们知道存在关于复杂的技术导向社会的可行选择。但至少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种选择”(Roty， 1998a， p.234)。为了取代激进的变革观念，罗蒂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设计着某种“幻想”：

这种“幻想”能够以自己为根据而无须被一些夸大的概念性的可把握对象缠绕左右。这种朴素的、常见的幻想，能被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像我们这种在美国和欧洲大学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住在利马之外的贫民窟的人们共同分享。它们是关于未来的具体幻想。在这样的未来幻想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心满意足的工作、得到体面的工资并且远离暴力与耻辱。(p.232)

考虑到罗蒂的著作中明显缺乏可以用于为行动奠定基础的综合社会理论，他对社会改良的承诺引出了哪些价值成为他的规范化选择的基础的问题。罗蒂把自己描述为左翼的改革者(1998b)，他承认：如果历史被解释为在任一种文化、任一形式的政府管理下，以及在任一可以想象的情形下……那些已经在金钱和权力方面博得喝采的人，为了确保他们及其子孙能够永远独霸金钱和权力而去说谎、欺骗与盗窃，那么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仍是正确的(Rorty， 1999， p.206)。

约翰·杜威也说过几乎一样的话。为辩明自由使用信息是普通公众控制经济精英的无节制的最佳途径，杜威在1927年写道：“只要对金钱利润的兴趣还是强有力的，一个社会也还未定位及确认自身，那么，那些怀有这一兴趣的人就会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动机去篡改那些在所有方面影响他们政治行为的根源”(1954， p.182)。

我们已经回到原地，回到了我们在批判理论家那里所期望的社会条件、经济、权力和人类行为的更广泛的问题上。罗蒂的社会变革观念可能不包含对拆毁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或实施乌托邦唯一版本的向往，但他对社会改良的渴望接近左翼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以及后来的约翰·杜威(Tilman， 1984， chap.8)与哈贝马斯(Rorty， 1989， pp.65-67)。和批判理论家一致，这些人都表达了对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人类状况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受环境所迫，放弃了工人革命的希望，而且他们广泛的、全社会解放的观念似乎与当今社会不符。然而，这三位改革者与批判理论家具有共同的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他们希望藉此改善他们为之悲哀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