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关于社区权力和治理的早期著作在描述现象时都没有充分解释其深层原因。莫罗奇在1976年提出的增长机器模式假设是：地方政治是由那些拥有或控制土地和建筑物来获利的人们的意愿所驱动的。这些被称为“增长机器”的精英，由土地所有者、投机商、建筑商，以及那些从其活动中获利的专家和工商阶层(律师、银行家、报纸出版商等等)组成。他们通过非决策(non-decision making)手段(即将重要的问题悬置)控制公共政策的议程，在关于特别设立的地区、财政和其他问题的乏味的一系列会议中作出决策，通过创造一种对社区的“我们所感”(we-feeling)来使公众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行为中转移，用运动队和社区事务等事件来向公众逐步灌输“关于本地‘进程’的公民沙文主义的精神”(Molotch， 1976，p.315)。结果，“对那些重要人物而言，城市就是一部增长机器”(p.310)。
虽然其他理论家也认识到了在地方政治经济中土地使用的极端重要性(Peterson， e. g.， 1981)，但是莫罗奇的模式把土地使用视为地方经济的核心特色，结合了对市场力量、精英们的闪烁其辞以及使公众确信“他们对社区未来的构想对所有人都有利”的行动。自从增长机器模式被引进以后，已经有几位研究者将其直接用于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其他一些调研结果显示，增长机器模式在解释市级行政首脑关于增长的态度时看起来具有一些效用(Maurer&Christenson， 1982)，而公众则恰恰可能会与其以增长为导向的获选代表意见相左(Anglin， 1990)。增长机器的强度因社区不同也可能有很大差别，而且有些社区对此还有较多的抵制(Logan&Molotch，1987， pp.209-228)。但是，想要抵制通过土地利用获益这种基本的市场动力，还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政治进程通常是受到“人们利用资产赚钱的梦想、计划以及自我组织”的驱动的(p.12)。
在一定程度上，增长机器模式反映了一个特定社区的现实。对行政官员来说，既充当公民解放的手段，同时也保证他们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精英群体能从维持公众的不知晓和不参与的状态中获得显著的经济利益。一位专家，如果试图向那些或许不赞同增长机器目标的人们通报相关信息，将会面临风险。这一风险可能会换来有益的结果，但是也可能会制造冲突、个人危机以及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简而言之，如果精英人士因为专家鼓动人们对增长机器加以拒斥而对其施以攻击，那么这位专家的行动进程应该持续多久？专家们应该承担的风险有多高？他们怎样才能确信：服务于众所周知的更普遍的公众利益比服务于统治精英是更为“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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