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模型对于精英控制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能够预见关键政治人物的动机以及他们在不同地方组织人员以使得其目标不同的方式。因为这一变量，所以希望启蒙和解放公众的行政官员，根据社区背景的具体细节而有条件地采取行动。
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需要用行政干预来校正统治集团和公民之间的知识的不平衡。一些地方拥有开放的、并且可以让公众参与其中的治理程序；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相对封闭和排外。但无论如何，统治集团的目标不会总是取决于开放或保守的治理表现。例如，莫罗奇的增长机器就不管有没有他所描绘的操纵行为都会存在。人们可以不无理性地构想出这样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大家对增长的愿望达成了普遍知情和热心参与的共识。在其他社区中，可能会存在关于增长的公开冲突。与之相伴的是增长机器中的派系在多数时间内在政治上“赢得”优势(Vogel&Swanson， 1989)。在这些地方，信息控制不是问题，冲突的来源是关于目标的根本分歧。也存在这样的社区：人们对解放性增长的拒斥成为政治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并且影响深远的特性(Lewis， 1991)。最后，尽管从土地中获利是市场的必然逻辑，但争论的议程、而不是增长本身或许是社区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为了个人利益而去统治别人的人性倾向是永远存在的；洛克式(Locke，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译者注)的对限制这种倾向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持自由的关注，是宪法讨论的中心议题(McDonald，1985)。然而，上述讨论导致了这样的结论：政治行为是基于一系列动机产生的，而且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的水平也是复杂多变的。我曾作为一个实践工作者深入观察过五个地方政府，并注意到一系列政府关注的问题和公民的意识水平。以下对这五个地方治理系统的特性进行了简要概括，用一种轶事的形式来说明社区中存在的多样性：
地方1：这个地方是莫罗奇所描述的社区类型，具有强烈的增长优先的取向(pro-growth orientation)，具有一种小型的、相对不变的商人统治精英以及大体不知情的公众。
地方2：这是一个很少与城市联系的农村区域，居民希望尽可能地远离政府，并且不怎么直接关注增长问题。活跃并且乐于参与的公民首要关注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对政府的角色加以限制。
地方3：在这种社区里，增长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正在出现的对闹市区商业集团增长优先取向的反对。而闹市区的商业集团总是把持着城市的政治。[这个城市后来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公民参与并且具备环境优先(pro-environment)、控制增长(managed-growth]意识的中心。
地方4：在这一社区中，增长也是被关注的中心，同时伴随着公开的冲突和激烈的讨论。统治集团向新的成员开放，并且公共议程以高度的公民参与、围绕物质和经济增长的技术和实质性问题的知识的广泛传播为特征。
地方5：在这样的城镇中，人们对增长加以关注的优先次序排位较后，而对保持低税收则高度关注。虽然很少有人参与，但治理系统向所有人开放。并且大片土地的所有者阻碍着那些可能会威胁他们从发展中获利的政府行为。公民对于问题的认识相对贫乏，具有漠不关心和信息缺乏的特征。
在威廉姆斯和阿德里安的分类中，地方1关注经济的发展，地方3和地方4经历着聚焦经济发展和确保生活福利之间的一种冲突。地方2和地方5属于关注以低成本来维持传统服务的看护型的社区。
以上所描述的五个社区中，地方1和地方3是批判理论模式倡导的那种话语类型中成熟的代表。地方5中个人和组织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并且在低税收之外并没有形成特定的议题，所以除了相关的管理上的技术问题外，话语空间很小。在地方2和地方4中，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的强度颇高，在这两个地方，专家援助的方向是明确的，即把理性的专业知识应用到政治化话语之中。
虽然小而且不成体系，但这种地方社区的抽样调查还是支持着这样的结论：通用化是困难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由精英阶层控制，同时公民也需要通过话语来获得解放。对于那些有着相反情况的地方，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人们发现社区治理的特性以及对话语的专业推进的需要各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模式不正确或是缺乏效用，只不过其应用是依时间、地点和当地情况的不同而确定的。那么，在什么地方该模式的应用是正确的，它会产生怎样的效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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