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于话语的情形

由于确信公民自主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特定的具体政策目标，所以根据启蒙和解放的批判理论模式来行动的行政人员，会接受结果的不可预知性。这和把公众利益界定为个人利益集合的公共选择模型，不是同一回事。公共选择模型仅仅要求公民通过衡量自身利益与公共政策的冲突，并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最大好处或者对自身利益造成最小危害的提案。在批判理论模式中，公民可以把自身利益作为一种决策工具，但是他们还必须与其他公民和公共机构的代表们相互影响，并且学习和评价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同时思考对他人及自身的影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个人利益的实质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引导公民运用、而不是脱离自我中心的优势的决策，成为了一种更有根据的自身利益。在这样的决策中，公民将更大的社区作为其私利的一部分，纳入考虑范围。这不需要公民放弃个人主义的意识，或者放弃对政府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批判视角，而是要求公民更为理性地决定个人与集体社区之间的预期关系。

启蒙和解放需要自由、开放的话语。对于发生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公共行政人员之间的自由、开放的话语而言，其实没有必要拥有一种“理想的”情形(像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构想的那样)。这种“理想的”情形“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对称性(symmetry)与交互性(reciprocity)。对称性与发起交流及作出决断的平等机会相联系，而交互性则涉及表达意愿和感觉的一种平等机会，并为公平分配机会提供一种保证”(Rasmussen， 1990， p.64)。

在这样一种理想背景下，人们能够撇开标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间差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且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实现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人对真理的诉求都得到平等的尊重。然而，在关于公共问题的话语的典型背景下，参与者们带来了他们的个人特性和利益议程——我们不仅不能将这些弃置一旁，而且个人特性和利益议程事实上还是他们聚集的原因。除此以外，法律—体制情境束缚了行政人员和公民的行动；他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正式框架下对话语加以引导。这一框架由法律、程序、财政以及符合司法权限的统治主体的利益和意愿构成。

在典型的公共背景下拥有自由、开放的话语，意味着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帮助创立一种信任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仅是有一种一般性的情感意识，而且还是作为参与其中的公民的一种期望，即他们将被当成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角色，而不是需要安抚、指派、导致对预先决定的机构议程予以同意的令人不安的刺激因素。完成这项事务的公共专家把参与性的民主视为专业实践的核心价值，而并非作为“一种商业运作的成本，它们是统治的本质和目标”(Adams et al.1990， p.232)。

这意味着行政人员必须放弃利用“神秘知识和熟练技巧”(Schon， 1983， pp.226-230)来控制话语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要通过组织权威或专家语言而不是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放开控制来加以实现的。而放开控制的前提是，公众关于可获取的相关信息能够加以充分考虑。就像福克斯(1992， p.13)所说的，专家避免“为了模糊的意图和对外行的排斥来使用特殊化的技术性知识”。相反，他们的做法使得专家的角色在公众面前陷入两难境地，在完成组织任务和建立与公众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之间难以平衡(Schon，1983， p.233)。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基于话语背景的利益、议程以及制约因素，说明在法律领域内潜在行为的边界，提供包括可替代行为选择在内的基本技术信息，鼓励公民为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在既定的限制性条件下继续前进，并提供讨论上的自由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