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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用三句话表达心情

时间:2023-03-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麦克斯威看来,话语理论的目的,就是从当前的制度性结构和实践之外引入公共讨论的理念,而不是将其当作规范性的基础加以接受。认识论问题和规范性取向问题同样是微妙的。对汉森作出回应的是米勒和怀特出版的论著。针对把话语纳入传统公共行政的经验主义主流之中的尝试,上述这些回应有助于人们理解话语理论所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在此所讨论的一些著述者已对这些基础性假设进行了介绍。
理论的局限_公共行政中的批判社会理论

有一些作者出版了新的论著,加入了关于话语的讨论。其中包括:阿瑟·西门特利和理查德·赫佐格(Arthur Sementelli and Richard Herzog, 2000)关于话语理论和预算编制、斯科特·弗兰克(Frank Scott, 2000)关于工具理性主义与话语理论中的非理性人际关系、帕特里夏·帕特森(Patricia Patterson, 2000)关于话语权是否排斥缄默者,以及谢里尔·西姆拉尔·金(Cheryl Simrell King,2000)关于包括说谎和叙事在内的理性与非理性途径等问题的探讨。此外,其他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学者也已经使用与话语相关的主题来讨论公民参与治理的问题,其中包括卡米拉·斯蒂福斯(Camilla Stivers, 1994, 2000a, 2000b),金和斯蒂福斯(King and Stivers,1998),丽莎·扎内蒂(Lisa Zanetti, 1997)和理查德·博克斯(Richard Box, 1995, 1998)。

然而,人们在加入发展话语思想潮流的过程中,要对自己的规范性的和认识论方面的假设持谨慎态度。麦克斯威(1998b)将他们所主张的话语理论的版本与“新规范主义者”(new normativists)——包括诸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类的作者——进行了对比。麦克斯威同意这些作家的观点,认为价值观是主观的、不能明确界定的,但不同意他们所说的“在由机构提供的权威(合法)领导和过程的安全情境之内,他们周围出现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p.379)。在麦克斯威看来,话语理论的目的,就是从当前的制度性结构和实践之外引入公共讨论的理念,而不是将其当作规范性的基础加以接受。

认识论问题和规范性取向问题同样是微妙的。肯尼斯·汉森(Kenneth Hansen, 1998)指出,福克斯和米勒(1995)的话语授权取决于“旁观者清”(eye of the beholder)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一桩涉及主观解释的事情,并且因此不用在话语背景正常运行时帮助人们对其加以确认。汉森(Hansen)对此予以纠正,作为替代,他提出三种“经验主义的话语对象”(empirical referents of discourse):包容(联合建设、外界认可及社区推广活动)、自律(领导选举的授权;关于运行标准、规范和程序的谈判;以及技术——诸如:是圆桌会议,而不是演讲或提供鼓励多向的而非独白式沟通的免费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政策输出(旨在采取行动的组织发展、充足的资金、完整的战略计划和执行证据)。

对汉森(1998)作出回应的是米勒(Miller, 1998)和怀特(White, 1998)出版的论著。怀特担心的是,汉森的经验主义使我们回到过去让公民参与治理却不改变制度本身的失败尝试,因此作为转型过程的真正的话语还从未发生。怀特指出,话语是“互相作用和令人回味的”(1998, p.473),而且“当话语开始运行并赢得其自身活力(如果它要产生作用,它就必须拥有其自身的活力)的时候,人们就不能只在客观上或任何其他意识条件上对其加以理解”(p.475)。有趣的是,怀特把福克斯和米勒(1995)的理据仅仅视为是要避免滑入汉森所主张的传统经验主义的泥淖而已。

米勒(1998)对汉森(1998)的经验主义对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领导人选举可以轻易减少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因为它可以产生更大的民主,并且,他反对汉森关于有效话语必须产生政策输出的主张,而认为“有时候,对行动加以预防将是彰显民主运行的更好的迹象”(Miller, 1998, p. 463)。但是,米勒与汉森的首要分歧在于,汉森已经按照假想,为那些或许能够得以(恰如其发生地)成功描述但却不能预测和控制(如果它们要得以继续的话)的事态建立了客观的测量标准。米勒明确指出,他并不是在反对那些将要记述话语过程特点的研究,而是要反对那些试图预先决定什么话语应该被关注的研究。汉森则陷入了思维的陷阱:人们可以“在远离参与者的象牙塔里”获得真理。如果汉森的研究得到很好的构建,使得“人们能够将他的研究成果倒过来作为一种对话语的实质性贡献回馈于社会”(p.464)的话,米勒原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汉森在研究中所付出的努力。

针对把话语纳入传统公共行政的经验主义主流之中的尝试,上述这些回应有助于人们理解话语理论所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在此所讨论的一些著述者已对这些基础性假设进行了介绍。他们的话语过程不受规则和结果期望的预先设定和限制。这一过程不是需要“被结束”(gotten through)才能继续执行某种程序的事物,它无论如何都将发生;它也不是一种通过战略规划、发现单一的行动路径的方式。从我们中那些支持话语方法的人们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好东西。不过,它们也是值得警示的教训,因为在话语理论中我们可以接受的概念化的范围看来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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