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认识能力

世界之奇妙，令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折腰，为之探索，自古至今，前赴后继，从未停息，由此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文明就是人类进步的程度，它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漫长历程。

人类的行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是受认识的引导和限定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诸如认知、意识、判断、思想、观念、理论、真理等，都属于认识的范畴。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正确的认识引导正确的行动，错误的认识引导错误的行动。认识是行动之始，行动是认识的践履。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由此看来，认识对行动来说，是具有指导性、决定性意义的东西。

认识是行动的依据。行动的过程和结果都要受到认识的牵制。无论在事前、事中、事后，认识与行动都是形影相随，不可分离的。在行事之前，必须对所面临之事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做到心中有数。就是说要有一个了解、认识的过程，根据认识确定行动方案，然后见诸行动，即所谓的谋定而后动。在行动过程中，要检验行动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的程度，依实际情况修正原方案，使之适合新的情况，以保证行动的畅行无阻。执行完了，要对行动的结果进行总结，坚持对的东西，纠正错的东西，增加新的东西，不断丰富认识，用以指导后续行动。这是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运行过程，永无完结之日。所以，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所谓三思就是要有充分的认识。任何行动都应当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切不可盲目、轻率、操切而行。诸如“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盲人摸象”、“守株待兔”之类，都属于片面性和表面性的认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用这种偏离客观实际的认识指导行动，是必定要碰钉子的。认识反映客观存在的正确与否是行动正确与否的关键。要使认识成为行动的指南，就必须力避错误的认识，力求正确的认识。

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推本溯源，思考一下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能动性的产物。大脑是认识产生的源泉，没有大脑就谈不上认识。如果把认识比作产品，大脑就是加工厂。大脑的素质决定了产出认识产品的质量。大脑的素质就是人的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除了人类以外的所有任何物种都不具有认识能力。是否具有认识能力是人与物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具有怎样的认识能力则是人与人相互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所谓认识能力，就是人脑认识客观存在正确性的一种本领。认识的正确程度越高，认识能力就越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认识能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天赋，二是后天的学习。

人是生而有别的。有的人具有一种天赋的智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其理智日臻完善，从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似乎具有透过乌云见红日，洞穿海水看到底之殊能。不论什么人，什么事，任其多么隐秘至深，他们都能看得透，断得准。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能发现、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对马克思就有这样的评价：“马克思比我们一切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梅林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传》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恩格斯的：“他的眼光十分敏锐，能够一眼看透任何问题或形势的本质。”然而这种天生智聪慧之人毕竟是少数。即使是很有天赋的人，也需要后天的学习，才能逐渐达到尽善尽美。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就是一位学识非凡之人，他在隆中隐居的十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广泛的阅读，刻苦的钻研，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又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形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他被时人看成是隐藏在隆中山里的一条卧龙，所以才有了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后，充分展示了他的非凡学识，成为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名相。《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

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一生。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大量书籍。即使在最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总是不忘读书。毛泽东的一生跟读书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毛泽东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他一生刻苦的学习和将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变革中国社会的实践分不开的。在具有丰富阅历、渊博学识的基础上，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实力由最初的天壤之别到最后的天翻地覆，不是国民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将其打倒的。打倒国民党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以他超凡的认识能力，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并在关键时刻明察秋毫，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指引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有了正确思想的指引，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变不利为有利，变弱小为强大。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精神可以化为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引下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无法遏制，难以估量的。原子弹虽然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但它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和一定的期间内发挥作用。而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是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可以无限地发挥作用，其能量是原子弹所无法比拟的。正确的思想、认识来源于人的认识能力。因此，可以说认识能力就是实力，认识能力是万力之源，是推动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永恒动力。

人脑的先天素质如何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要提高认识能力，就必须不断地为大脑增加能量，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增加学问。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阴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可见，学习是我们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全、提高认识能力的正途。但这决不是一条坦途。学习是费力耗时的，而且永远没有完结之日。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不畏艰苦的、大量的阅读和思索，才能达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境地。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所说的学，就是指增加学识；这里所说的习，就是指应用、实践。把所学到的知识不断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才是有意义的、完整的、真正的学习，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和乐事。人生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不断地“学而时习之”的过程。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不断地“学而时习之”的过程。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含义是深刻而广泛的，它不仅包括读书，也包括思考与应用。我们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种学习，一种全面的、大规模的学习。读书之目的就在于明理、得理、用理，重在应用。学习的途径多种多样，学习的内容丰富多彩。要善于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生活中学会生活，在工作中学会工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绝不会在书本上找到百分之百的现成答案。只有面对现实，把已知的原理与现实结合起来，经过大脑的思考、分析、判断，才能找到具体的、比较适宜的解决办法。学习的要旨在于提高认识能力，运用认识能力去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要提高认识能力，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持续不断地学习。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依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认识是人脑的产物，大脑是认识产生的源泉，是说只有人脑才具有这种产出认识产品的能力。就像工厂可以生产出各种不同的物质产品一样，人脑可以生产出各种不同的认识产品。认识是人脑的产物，绝不是说认识是人脑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主观锻造和加工的产物。它所加工的原材料应当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需要人去认知。如果没有认识主体的主动为之，客观存在不可能成为加工认识产品的原材料。认识作为一个产品，其原材料的取得和加工都在于认识主体有怎样的认识能力。对于同样一个现实存在，有的人能够认识它，有的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鲁班上山伐木被小齿草划破了手，认识到小齿草的厉害，受到启发而发明了锯。其他的伐木者也未必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为什么没有鲁班这种认识呢？用壶烧水，水开了壶盖就会跳动。这种现象应当是自从用壶烧水时起就有的，为什么只有瓦特认识到是蒸汽推动了壶盖的跳动，从而发明和改进了蒸汽机呢？上例说明认识在人不在物。外物只有在人的心灵感知它时，才可能作为认识的原材料，并有可能被加工为认识产品。一切不在外界，而在于你有怎样的心灵，也就是你有怎样的认识能力。

面对同样一个现实，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且看如下两例。其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一部分人面对革命力量暂时削弱的现状，就把革命的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从而产生悲观的论调，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其二，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内就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对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在演讲中毛泽东给出的结论是：“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持久战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八年的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以上两例说明认识的产生不在于客观存在本身，而在于认识的主体有怎样的认识能力。认识对象本身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它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而是要靠大脑主动去寻找、挖掘、认知和解读。美景不会自动成为诗篇，要看诗人有怎样的发现力与创造力。外界事物或环境只是对我们的认识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睁着眼睛的人未必都在看，所有睁眼看的人未必都看得见。同一个世界，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多，看得全，看得透；有的人坐井观天，鼠目寸光，皮毛之见。因而对同一事物就会有迥然不同的见解。可见，事在人为，人在识力。一切都在于我们有怎样的认识能力，这是决定性的关键。

实事求是乃是认识所要达到的最理想状态。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就必须一有真心，二有实行，三有硬功。所谓有真心，就是有真心实意地求知寻理欲望。所谓有实行，就是要有调查研究的切实行动。此二者是实事求是的必要前提。所谓有硬功，就是要具备一定的认识能力，这是实事求是的关键。这种认识能力就是能对事物进行全面系统的观察、分析与判断，从而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而直触事物的核心、本质、要害的真本领、硬功夫。有了这样一种真本领、硬功夫，就可以绕过潜伏的暗礁，战胜各种狂风恶浪，沿着安全、正确的航线驶向既定的彼岸。这种真本领、硬功夫不是来自一时的灵光闪现或整日的苦思冥想，而是来源于平素持续不断的学习积累。毛泽东能成为实事求是的大家，首先在于他是广博厚重的学识大家。没有学习的积累，就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就很难达到实事求是的理想状态。实事求是乃认识的至上之境，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是对一个人认识能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检验。

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行动。对于正确的思想、认识必须通过恰当的方式表达，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同、接受。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认识的表达不外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比较而言，书面表达比口头表达更从容一点。因为书面表达是深思熟虑后而跃然纸上的，可以有充分的思考、修改的空间；而口头表达则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无论采取何种表达方式，都要力求做到准确、简明、生动。准确就是用恰当的语汇来表达明确的思想主旨。让人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准确是认识表达的最基本要求。简明就是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语言表达之高明，就在于用质朴畅达之语来表达高深的思想。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只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十个字。他所提出的抗大教育方针只有三句话，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谓言简意赅。生动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借助形象思维表达抽象的概念，从而避免了僵硬干瘪的概念木乃伊。生动形象的语言更具有感染力，震撼力，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进一步强化表达效果。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在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做解释时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如此生动形象的描绘，使人一目了然，铭刻于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里马克思用拟人的笔法，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描绘为赤裸裸的吸血鬼，从而把资本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

认识需要表达。认识主体的表达能力如何，关系到认识能否被准确地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其意而无其辞，难以恰当表达的情况。因此，必须强化语言的学习与锤炼，使我们不但能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能有准确有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