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结构相关研究

1.教育与社会分层的互动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教育与社会分层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教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英国教育社会学关注的三大主题之一就有“社会阶层化与教育”（其他两个主题分别为教学社会学和教育知识社会学），占1980—1990年英国教育社会学期刊1917篇文章中的18.8%（其他两个主题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5.4%和11.2%）；美国教育社会学在这一期间关注的三大主题中也有“社会分层与教育”（其他两个主题为教育组织社会学和社会结构与教育），占美国1980—1990年（教育社会学）专业期刊208篇文章中的26.4%（其他两个主题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5.0%和15.9%）。^[22]

丹尼尔·U.列文和罗伯特·J.哈维霍斯特（Daniel U.Levine&Robert J.Havighurst）在枟社会与教育枠一书中指出，20世纪的美国社会实质上是流动的，表明美国社会结构没有“硬化”到多数人没有机会来改善其社会阶层地位的程度。然而，也有资料表明很多处于社会阶层结构底层的美国人一直没有流动。他通过探讨教育的作用来分析学校与社会阶层结构的互动作用，并具体分析了阶层环境中教育的含义。^[23]冲突论学者们从他们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二者之间关系。如兰德尔·柯林斯一直对教育资格是怎样被用来争取权力、财富和声望的研究感兴趣。在现实生活中，教育体制备受人们关注，如果忽视对学校使命的批评性问责，将被视为遗憾的事情。那么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在我们的学校组织、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实践中谁获益最大？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W.Apple）在枟教育与权力枠一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阐释。许多学者认为，职业和社会生活要求个人具有在学校里汲取知识的能力（不同国家程度不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断增强），那么对于那些努力让子女在学业竞争中争得最好“席位”的家庭来说，教育是关键问题。一旦这些家庭本身接受过或多或少的教育或拥有不同的物质可能，那么将出现社会不平等，并将影响课堂和学校的日常生活。因此，从社会地位与教育二者的关系分析，布迪厄（P.Bourdieu）和巴斯隆（J.C.Passeron）等一些法国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们甚至认为学校的主要职能就在于再生产社会中既存的社会不平等，教育大纲、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校的运作方式都对那些家庭文化接近学校文化的“遗产继承者”有利。^[24]美国学者丹尼尔·莱文（Daniel U.Levine）与瑞依娜·F.莱文（Rayna F.Levine）引用了广泛的文献资料，从教育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对20世纪50—90年代美国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对学校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社会和学生教育需求变化遇到的问题以及面对的挑战等进行了分析，对政府、企业、社会在学校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给予了阐释。他们也指出，在某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学业成功的社会不平等不如法国等西方国家这样严重，但是这个问题仍具有普遍意义。^[25]

2.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问题的相关研究

有关社会分层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公平问题，这也是教育社会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从国别、政策、教育成就等不同角度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即社会分层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不公平促使社会分层问题更为严重。

张军等在枟家庭·分层·教育——西方教育不平等社会学理论综述与启示枠一文中总结到，相当一批西方社会学家力图从家庭所在阶级（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教育文化特征来解释个人学业成就、受教育动机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文中主要综合论述了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自布劳与邓肯开创社会分层研究以来在西方教育不平等社会学中的几种重要观点和理论。^[26]根据相关研究，所谓的教育公平只是相对的概念。如纳戈瓦与马克（Nagwa M.Megahed&Mark B.Ginsburg）在枟埃及的社会不平等、教育获得与教师枠一文中总结了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两种理论关于社会成员在教育获得不平等方面的解释，同时使用了埃及政府和国际相关部门的数据和统计对照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获得教育的情况。研究的重心放在正规教育结束后学生入学和完成普通、学术课程与参加职业初等教育的比例，参加大学或其他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27]约瑟·沙维特（Yossi Shavit）等在枟高等教育分层：一种比较研究枠一书中，也提出虽然高等教育扩张看起来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不平等的现状并没有得到缓解或降低。这本书采用一种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了多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与存在的不平等问题。^[28]

钱民辉在枟教育社会学概论枠一书中认为，社会流动存在两种规则，即显规则与潜规则。显规则是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潜规则认为获得高收入、高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个体在出生时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钱民辉认为，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发现机会不平等问题有两种趋向，即机会不平等的减少是发展的一个功能，而教育水平提高反而增加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29]肖月在枟阶层差距与高等教育公平浅析枠中指出，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因阶层差距而导致的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而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又反过来加大了阶层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阶层差距和高等教育二者在当代所显现的互为因果的特征，并就如何减少阶层差距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做了探讨。^[30]张荣认为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十分紧密，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更趋于理性和良性发展，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教育利益的矛盾，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而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层条件下才有意义。^[31]

总的来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目前二者存在的这种紧张关系使得教育功能发挥的程度大打折扣，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将会是研究者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3.家庭背景对教育影响的研究

家庭背景与学生入学机会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从社区学院转入四年制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表现。^[32]冲突论的观点之一就是人们的机会受其出生家庭所属阶级的影响很大。社会分层对教育机会的分配就像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配一样不平等。有些人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出生在某一类家庭中，而学校则通过保持这种优势来维护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33]黄海刚分析了布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总量与类型差异影响到各个群体能进入何种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学习何种专业，而大学的文化形式往往反映了中上阶层的文化特征。对那些缺乏此种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子女而言，由于缺乏由此形成的认知策略、语言风格等，因此在那些文化知识范围较广的考试中，不能获得与上层阶级子女同样高的分数，这也是学业成绩产生差距乃至社会、学术的差异转化为社会的差异并将个体相应地分配到特定社会秩序的原因。^[34]克里斯蒂娜（Cristina Iannelli）在枟父母的教育程度与其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对欧洲的比较枠一文中，对欧洲12个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国家进行了调查分析。其结果显示，父母的教育程度仍然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早期职业获得，当然，其影响程度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35]这项研究只是针对父母的教育程度这一方面来分析其子女受教育情况及今后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李煜在枟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枠中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今后发展的重要作用。初职地位获得是社会分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示了三个时期城镇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获得的影响及变迁。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资质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差异，“文化大革命”之后，非体力阶层家庭后代的优势表现为“跳级”和“保底”效应。^[36]侯龙龙等在枟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枠一文中，利用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在中国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考察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方面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差异依然存在于实施严格选拔的高等教育系统中。^[37]

4.教育对社会阶层分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柯林斯认为，教育的主要问题就是“分层化”，把教育看做是地位群体差异的一个重要基础。虽然，有证据表明教育与工作所要求的效率没有联系，但是它却被看做是准入条件和创造排外职业文化的一种办法，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38]目前教育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教育具有单一的正向或负向功能，非此即彼；另一种则以折中的、双元的思路，研究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分化有积极或消极影响。

第一种为单向功能。在功能主义者眼中，学校教育的开放与普及与功绩式的选择功能，使学校教育成为促进民主化、现代化与均等化的重要基础。教育和社会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社会是既定的组织，学校教育的功能是创造共识，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之能力与人才。^[39]而亚伯拉罕·杨格（Abraham Yogev）在枟土耳其大学的学生分层：教育扩张政策永恒的结果枠一文中指出，虽然高等教育系统扩张减少了学生在社会人口统计学意义、学术宽度和优秀程度上的差别，但是随后大学系统扩张后内部持续的分层仍然是有争议的。论文根据是，1999年国家对六所大学新生的调查中发现，那些普通大学倾向于接收那些低层次阶层地位的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而不管他们的学术能力如何。而且，这些学生的一般的学习动机、对学校的选择比那些精英学校的学生更加实际，并以职业获得为基础。看起来，大学系统的扩张政策不应该忽视将大学和其学生分层带来的长期后果。^[40]由此可见，教育在缩小社会阶层分化差距中的发挥的作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马千里、许尧华在枟高等教育：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枠一文中，以冲突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对教育重要性理论为依据，对高等教育的正向功能表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态度。通过高等教育发挥其促进个人流动的原因、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方式、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解说。^[41]王艳粉对教育的正向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在枟教育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枠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合理的流动机制、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并分析了教育影响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证研究以证明自己的论点。^[42]杨凤英、袁刚从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原因和条件出发，认为教育影响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收入的多寡和稳定性、代内与代际流动，并从教育提供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提高受教育者的成就动机几个方面分析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原因，其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向市场机制的转变、教育需求与社会、国家人才需求的契合、学历标识与自身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对应是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条件。^[43]

第二种为双向功能。有学者通过建立通径模型、运用社会心理学概念等方式呈现、解释教育与职业获得水平的相关性，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观点。教育对社会阶层分化有双重影响，布劳与邓肯通过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教育的正功能与负功能同时在发挥作用，即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人跨越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但同时作为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那些拥有较多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精英群体，通过子代获得较好的教育成就而实现自身优势传递。^[44]哈维格斯特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人们越来越相信，高速率的社会流动尤其是通过教育的社会流动，将减少贫穷阶层儿童的英才浪费，能够打破僵化的分层结构，拓宽社会阶层间的接触，促进社会流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增进学历与职业的高度相关性；促进全社会的竞争性流动。但是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包括教育的“马太效应”使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等集中到富裕阶层手中；使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通过教育合法化；教育产生的“文凭主义”使得优势群体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危害社会的合理流动；等等。^[45]国内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所做的较为科学化、系统化研究的是刘精明著的枟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枠一书。该书通过对社会分层的教育，通过对教育发展与教育平等的研究，分析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国家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提出了多元社会与多元教育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并利用实证研究中的测量与分析策略，对当代中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平等、阶层优势传递与教育获得、历史事件与教育获得以及教育与社会阶层位置获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陈彬莉在枟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枠一文中，对冲突论和功能主义对于教育的作用是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进行了述评，并总结说，教育无论发挥居间调节还是地位传递的功能，都说明其对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对1949年至今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中，学界也发现了教育的地位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机制，认为从不同职业群体的角度看，教育是获得技术精英地位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对于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则并非如此^[46]，也就是说教育并非必然地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