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逐渐宽松的移民政策
美国的移民政策遵守五个目标原则：一是社会原因，帮助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与他们的家庭团聚；二是经济因素，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三是文化因素，鼓励多元性；四是道德因素，促进人权；五是国家和经济安全因素，控制非法移民。但从根本上逃不出一条基本原则，即吸收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群体，排除那些可能成为美国包袱的群体。从美国移民政策演变看，此基本意图贯穿在美国移民政策转变的整个过程之中。其中，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主要是确定接收哪些国家的移民者以及接受移民的总量，而地方州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则着眼于确定移民政策如何促进本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虽然殖民时代的移民政策的核心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期才颁布了综合性的移民政策。
从1882年到1924年，移民政策关注的是移民的整体素质，那些罪犯、妓女、身体和精神有残疾者以及那些更有可能成为乞丐的人全部排除在接受移民的名单之外。联邦政府制定执行的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移民政策是1882年的枟排华法案枠（Chinese Exclusion Act）。在19世纪40年代因为美国劳动力缺乏才被允许入境的华人，在7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代却逐渐受到歧视。为了缓解老移民的压力，排华法案规定在十年的时间内暂停中国劳动力进入美国，剥夺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驱逐那些在美国非法居留的华人移民，1907年开始日本人、1917年所有亚洲人都上了美国移民政策的黑名单。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被废除。对永久居民的数量限制始于1924年的枟移民法枠（Immigration Act），该法案确定了欧洲移民的上限为一年15万人，并且完全禁止日本人入境；同时要求，根据18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中的人口来源的比例来确定分配给各来源国的移民名额。由于这次普查在南欧与东欧大规模移民美国之前，所以在1965年之前，北欧与西欧的配额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登台标志着美国的移民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肯尼迪作为爱尔兰的后裔，其著作枟移民国家枠（A Nation of Immigrants）中谴责对移民来源国实施配额的体制；随着人权运动的高涨以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1965年国会制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枟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枠（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mendments）。这一法案取消了对西半球外的所有国家两万人每年的移民限制，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对西半球国家的移民人数进行限制（尤其是墨西哥）。移民从欧洲国家逐渐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日益显现，当然从西半球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许多。
第二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移民政策的制定时间发生在1980—1990年之间，这可以说是美国移民政策有史以来最宽松的时期。如1980年的枟难民法案枠（Refugee Act），该法案明确地指出每年将接收大量的难民数额（在这之前，对难民的接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明确而持久的规定，而且更多根据意识形态来确定相关细则）。扩大了难民的范围，不限定于逃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难民”，而且联邦政府向难民提供社会补助和医疗服务，这一法案鼓励了更多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
1986年的枟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枠（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其中规定，如果雇主明知某人的非法移民身份仍雇佣其工作将会受到处罚，但是同时这一法案还通过两个程序帮助非法移民成为合法移民。这一时期宽松的移民政策随着1990年枟移民法案枠（Immigration Act）的出台而宣告结束，据悉，该法案是为了调和国内当时排外主义和吸收主义两股势力而出台的。事实上，这一法案也可以视为最宽松的移民政策之一，因为合法移民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增加了40%，移民中主要是那些具有高技能水平的群体。从移民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在1980年前，移民政策每隔25年才会有较大的修正；而在1990年移民法案制定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移民法案就会有所调整，而且目前移民政策及其改革又重新成为国会关注的重点之一。
表3.1 美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法案[18]
2.寻求工作机会，提高经济收入
移民他国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个人通过理性衡量居住在某一特定国家的收益与移民到其他地区的利益差距，形成了所谓“全球移民市场”的理念。根据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移民做出的投资决定根据的是移民预期的回报与投入的平衡度，其中包括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很多人移民美国的原因是他们能够预料到其今后的工资水平必定会高于其本国水平。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考虑其他因素，如“机会成本”（工作机会）、“直接成本”（交通和搬迁消费）、“精神成本”（与家庭和朋友保持联系和拜访的消费）等因素对移民的影响，但是与经济因素相比，上述因素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只是目前，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移民决策所施加的影响大小尚不清楚。
3.获得教育机会，促进专业发展
除了微观经济理论外，一些学者认为人们迁居外地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工资和待遇问题，经济收入只能算是人们移民的重要而非必然原因，况且很多移民并不能全面了解其他国家之间在收入和机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一般而言，个人倾向移居于具有高回报率的地区，尤其是那些高技能人才希望向其他国家移民以此来寻找更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机会。[19]
在此方面，来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移民会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哥伦比亚人移民国外更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南非移民更有可能为了专业发展。研究发现，同为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移民，英国高学历者移民美国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工作机会，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高学历者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英国研究生学历比印度的更受认可。如果个人预期移民对象国的人力资本价值远远超过国内，那么他们移民的可能性很大。经济学家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移民其他国家的想法越强烈，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提供国际公认的学位，并在劳动力市场上提供更好的机会从而吸引了大批的国际留学生。在1971年美国人口统计显示全美有近6.5万外国留学生，这一数字在2000年达到了31.5万。[20]学生和学者代表着相当比例的高技能人才，而且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到他们想定居的国家读书。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更有可能到国外求学并参加工作，如曾在斯坦福大学和UC伯克利大学求学的华人和印度学生毕业后在硅谷的电子工程部门工作。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影响学生在做移民决定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4.利用人际关系网络，探求发展机遇
从1960年开始，学者们开始注意家庭成员、朋友及工作环境外的其他人对移民决定的影响，关注移民过程中与金钱无关的其他因素开始多了起来。亲戚和朋友的现状与移民地的选择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往往很难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家庭和朋友，也就是说移民还包含精神成本。很多学往往忽视这些重要的精神成本大多是因为相比经济变量（例如收入等因素），社会网络关系和精神成本更加难以量化。[21]即使经济的决定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年轻的、单身和无约束者的流动特征，但对那些有家庭、孩子或年老的父母的移民来说，家庭因素也应该给予考虑。
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移民者来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系多的移民可以凭借拥有的社会资本取得更好的经济地位，这种现象对高技能专业人才来说也不例外。罗宾森与凯里（Robinson&Carey）指出，高技能移民不仅仅受社会和经济强制力的驱动，其他因素，如非经济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责任也非常重要。例如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帮助那些拥有高技能的、勤奋的墨西哥工人在美国找工作，这种方式甚至取代了墨西哥移民正规的求职渠道。[22]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天长日久会形成一种“移民链”，其累积效应会激发新的移民动机。新进入移民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向潜在的移民提供其搬迁到他国的详细信息。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网络也可以帮助那些潜在的移民者评估目标地区与其目前居住地之间的优劣势。例如由于工作的非正式性所导致安全保障的缺失成为推动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主要力量。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使得很多国家开始为高水平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并放宽这些人才家属的签证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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