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优化时空布局为主的“后发赶超”战略抉择

从国家战略层面、省空间布局、后发地位三方面深入分析黔西南所处的发展历史方位，采用辩证的方法剖析从落后到后发赶超的博弈关系，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特色优势，如此才能推动快速发展。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从五个方面提出全省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全省上下牢牢把握“两加一推”主基调，同步推进“三化”，冲出“经济洼地”，向贫困宣战，奋战5年，全力赶超，实现“三高于、一到达、五翻番”，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全省发展蓝图绘就，黔西南州发展进入关键历史机遇期，但在“两欠”突出和“重工业不重，轻工业太轻”、贫困面大程度深的现实条件下，要破解发展难题，必须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特色优势，抢抓机遇，乘势作为。

(一)从国家战略层面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十大关系，包含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生产力布局、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等事关东西部“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五”和“三线建设”为贵州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由于地理区位，黔西南州的工业在这一时期受益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提出了包括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略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使“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20年实现了近10%的高速增长。作为“伴生物”，这一时期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贵州不沿边、不沿海，与东部地区大发展差距较之西部各省相比，进一步呈扩大之势。黔西南州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底子差，处于贵州的中下等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9年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区域发展政策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从中国的发展战略出发，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发展战略构想，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随后，党中央出台了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及相关战略文件，西部各省抢抓机遇，在发展中你追我赶。贵州由于自然、政治、边防安全、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在西部省区你追我赶中处于末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涵盖了区域发展新战略。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要求贵州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发展。2012年1月12日，国家出台的“〔国发〕2号文件”明确了贵州“四基地一枢纽”“三区一屏障”的战略定位和一揽子扶持政策，贵州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这给黔西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叠加期，把黔西南州推向了新的发展节点。

(二)从贵州省发展空间布局看

“〔国发〕2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贵州要按照“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一是建设以贵阳—安顺（贵安新区）为核心，以遵义、毕节、都匀、凯里等城市为支撑的黔中经济区。二是以遵义、铜仁为节点城市，以黔北、黔东北为腹地，积极构建连结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经济走廊（黔北经济协作区）。三是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的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四是加快推进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及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等“三州”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并对各区域的产业进行了布局。如果把贵州发展的空间布局形象地比喻为“起飞的大雁”，那么贵阳为领头雁，是全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贵阳—安顺为核心，遵义、毕节、都匀、凯里为等城市为支撑的黔中经济区为这只大雁的身体，为全省发展空间布局的主体部分；以遵义、铜仁为节点城市，以黔北、黔东北为腹地，构建联结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经济走廊（黔北经济协作区）为大雁的左翼；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的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为右翼。从空间轴线和走向上看，这只大雁大致呈东南向起飞之势。黔西南、黔东南、黔南“三州”及其他民族地区约占全省国土面积和人口的1/3，2011年“三州”的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为1202.54亿元，比贵阳市低180.53亿元，只高于遵义80.38亿元。没有“三州”区域的发展，这只大雁的腾飞就失去了国家战略部署应有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全省的小康。

(三)从黔西南州区域发展的层面看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矛盾过程。黔西南州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度低、难度大，经济落后。虽有不少有利条件——资源开发、固定资产存量利用、改革开放的潜力大，但也面临着不少制约因素。走符合黔西南特色后发赶超之路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博弈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现实生产要素影响快速发展

黔西南州半数以上的县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典型的吃饭财政在发展中容易形成“负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创新）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交通、区位及市场机制发育不全致使丰富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与两广一带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过大会直接损害自生利益，导致“效益外溢”:一是人才效益外溢，二是投资效益外溢，三是资源效益外溢。对外输出的产品大多是“原”字号（“原煤、原粮、原木、原材料”），输出的原物越多，对其他地区的贡献就越大。在人才拥有和使用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相互博弈:一方面人才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弱；另一方面，人才闲置不用或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又出现科技人才逆向流动，这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人才流动趋势，也是在现代社会条件“无才则衰，有才则兴”的具体体现。

2.自然与社会原因增加发展成本

在新形势、新冲击、新挑战面前，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有生产效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准方面的差距，而且包括市场发育、商品化程度、文化观念在内的整个经济进化过程历史阶段的差距。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正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反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不高，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产业链条不长，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这种路子经过长期的沉淀，造成政府财政、矿区群众过分依赖，容易陷入“资源依赖”的陷阱。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区内的分散性导致经济活动的边缘性、分散性，造成既缺乏与其他地区争夺人才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吸引所需人才的区位魅力。

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也影响资源市场化配置。因此，我们的发展要比东部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成本要高得多，企业投资经济资源的科学开发进程慢、成本高，产出效益降低，产业链条难以延长。加之过分依赖资源，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风险大、环境耗损压力大的现象。这是现代化进程慢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