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转型

理念作为高度理论化的观念认识，是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针。人的思想认识是随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际和群众思想的不断变化，首先从理念层面进行转型，也就是从注重民族差异性转向注重价值导向性与差异性统一、从注重民族自主性转向注重“开放”与“自主”统一、从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向注重继承与创新统一、从注重礼仪规约转向注重“礼”“法”统一。

一、从注重民族差异性转向注重价值导向性与差异性统一

我国的56个民族都是由特定历史文化及其传统凝聚而成的人群共同体，同时，也是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有的在历史上还是政治共同体。每个民族既相互独立，又与其他民族形成紧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民族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先后建立了150余个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地区发展进行支持和政策倾斜，各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学者将其称为族际主义取向的政策，与之相适应，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是注重民族差异的族际主义取向，这种注重差异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也由此导致个别民族成员只强调民族认同，而忽视国家认同的问题。而这种认同倾向若是任其发展，就有可能会出现将民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情况。国内外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政治认同作为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石，认同危机会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影响国家统一。而要避免或者消除这种认同危机，就必须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也要坚持导向性与注重差异性的统一。

在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导向性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在各民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6]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经过历史上的民族交融和新中国成立后近70年的共同发展，各族人民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五个认同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

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要顺利实现从注重差异性向注重价值导向性与差异性统一的转型，从尊重差异到强调认同需要正确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一是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在过去长期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很多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例如：深入群众当中，面对面、心贴心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等。在新形势下，推进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转型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而是要在继承过去好的传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注入富于时代气息的新内容，在继承发展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推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协调发展。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与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形式的结合问题。主流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有固定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要求。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在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接地气，善于运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形式、弄得通的内容来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基层群众心中。三是要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要求与地方需要之间的协调问题。党和国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着眼，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这样的设计与规划落实于我国不同的民族地区，就需要与民族地区的特点与实际紧密结合，让思想政治教育既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又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总之，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其中必然会遇到诸多困难与挑战。正确处理好理念转型过程中的多重关系，是顺利实现理念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必经环节。

二、从注重民族自主性转向注重“开放”与“自主”相统一

少数民族多生活于边疆地区和偏远的山区、农牧区，各少数民族立足于生存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自成一体的社会文化传统、经济系统，有的还建立过自己的政治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大量自治权，充分保障了各族群众自主管理本民族地区的权利。但是由于地理和交通等各方面的制约，很多民族地区与外界沟通交流较少，长期偏重于封闭模式的自我发展，有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语言文字上不会讲普通话、不会书写汉字，有的少数民族群众至今还过着刀耕火种的半原始生活。在当今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长期的自我封闭发展很容易导致其固有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激烈冲突，甚至对立，个别情况下还会影响国家的稳定统一。任何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的系统结构中，开放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正确认识和接受现代文化，引导少数民族群众融入现代生活，引导群众加强与发达地区的沟通联系，形成开放包容、自信乐群的思想精神风貌。

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主性理念与开放性理念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坚持民族性自主性并不等于否认与外界的关联性，也并不等于封闭自守；倡导开放性也不等于否定自主性，丢掉自身的特色。自主性只有在开放性中才能得以延续，开放性只有在自主性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取得很大进展。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科学发展，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破除不利于深化开放的诸多思想障碍，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提升民族地区开放水平。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本身而言，就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从传统的注重民族自主性转向注重“开放”与“自主”统一。尽管在长期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要求民族地区群众要不断增强开放意识、牢固树立开放观念、有序提升开放水平。开放观念的树立从根本上来讲，要靠提高人口素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要着力解决民族地区教育公平的问题，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向偏远地区倾斜，让更多的民族地区孩子有能力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甚至高中阶段义务教育。教育的普及能够让现代化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发芽，教育的普及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向外转移，教育的普及能够让群众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不同地区、民族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具有包容性的良好心态。

实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从注重民族自主性向注重“开放”与“自主”统一转型，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民族地区群众头脑中牢固树立起强烈的开放意识，破除阻碍开放的种种不良观念。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民族地区部分群众头脑中经济与社会建设方面的等、靠、要思想依然比较严重，缺乏勇于探索、改革创新、敢于实践的勇气和精神，还存在诸多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不相适应的思想认识。因此要加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水平。

第二，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讲清、讲明、讲透，让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各项事业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有序开展，确保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开放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今天的民族地区已经不同于过去，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为民族地区创造了良好的开放环境，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关系，诸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思想转变与开放实践的关系、统一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关系等等。这些复杂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转型，实际上也是对各种关系调整的适应性过程，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各种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与时俱进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从注重民族文化传承转向注重教育创新与文化传承统一

民族之间的区别正是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特有的标志。特定的生存环境形成特定的文化。每一种民族文化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族文化得以延续，是一代代人不断传递的成果，并在每个成员身上产生影响，打上烙印。民族文化在民族内部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着民族团结稳定。

民族文化传承首先表现为群众的自发行为，在群体生活中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向下一代延续。共同的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最低层次，在共同生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生产方式，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民族心理。如果文化在某一个地方传递受到阻碍，文化传承则难以维系。自发的传承行为很容易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阻碍文化传承。因此，民族文化需要由自发向自觉转化，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自觉维护和传递本民族文化，借助一定的载体诸如现代传媒，或者借助一定的教育方式例如以前的口口相传的形式、现代学校教育等传递本民族文化。从而，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形成以学校教育、家训、祖训、族训等为主的传承体系。

文化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在不断发生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不断给文化增添新的内容，表现为民族文化的积累。通过积累，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这种积累，则表现为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需要注入新的内容，使民族文化生机勃勃。新的内容在不断传递过程中变成传统。环境变化引起民族文化的内容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则要求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要处理好纳新和延续的相互关系。有新的内容，民族文化才不会失去生机。传统的保持，民族文化才不会失去自我，才能富有特色。长久以来，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比较注重通过文化的传承来实施教化。然而，时代在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也在变化，民族传统文化固然有其正面的教育意义，但其毕竟是形成于传统社会的，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在教育观念、教育过程、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创新上狠下功夫，唯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显示出价值和活力。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就是为了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培养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人才，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实行的创新活动即是把创新精神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使用新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内容，使教育活动与时俱进。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和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要成为我们今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7]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和全过程，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念、内容和方式的创新。首先，注重教育观念的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部分教育者还持有“棍棒底下出好人”的教育理念，不注重个人特征，使用千篇一律的教育方法，使人的思想如同模子里刻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做到把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人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注重教育内容的创新。内容的创新不等于在具体实践中摒弃民族传统，而是在传承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为教育注入新的内容，注入富有时代感、现代感的优秀内容和先进文化因子。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在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是要强化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宣传，很多社会矛盾其实就是基层对上级政府的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而引起群众的误解。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只有群众对政策理解了，内心才能踏实；二是要强化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法治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抓手，亦是重要内容。要在群众中形成遇到矛盾不可怕，重要的就是依靠民主法治手段来解决的思想，使民主法治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石；三是要强化五个认同教育，引导群众认清民族发展的根本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团结统一的道路。

再次，教育方法的创新。“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相联系。”^[8]毛泽东曾经把任务和方法比作过河和船的关系。要完成目标和任务，方法是关键。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虽行之有效，但是基本上形成于民族地区发展比较滞后的背景下。当代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后，方法则必须也随之创新。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教育客体呈现多元化，报纸、电视、学校教育等灌输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教育载体和方法对其影响却日益增大，有的地区宗教极端思想的扩展就是通过手机网络。尤其是青年一代，生于网络时代，长于网络时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方法上下功夫、想办法，占领新兴舆论阵地的主动权。

四、从注重民族传统习俗转向注重“法”与“礼”统一

民族习俗是各个少数民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和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为广泛约束力的行为习惯。民族的风俗习惯千百年来通过各种形式在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和接受，对维护民族地区的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在很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公民受制定法的影响有限，传统民族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管理社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融入各民族的思想认识中，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影响着少数民族公民的价值判断。在一些特殊领域里，民族习惯法甚至优位于制定法”^[9]。例如，在一些民族地区，传统的基层村社政治体系比较发达，村社权威在基层村社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家族的族长就是权威，处理家族事务主要依靠族长权威或者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施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子，村民之间发生土地、婚嫁纠纷，不是依靠法律解决，而是用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来化解纠纷。当某些新的法律或相关规定在颁布施行、与少数民族某些风俗的内容相似或相冲突时，要用这些法律或其他相关规定取代少数民族的某些风俗，相关法律法规则很难被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用这些法律或其他相关规定在这些地方开展司法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内在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从长期发展来看，民族地区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要依靠现代的法治和伦理道德来推进，即坚持礼与法的统一。

首先，要坚决实行依法治国方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把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结合，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现代价值，摒除其落后的内容，促进其向着理性、开放、系统的方向发展，实现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机融合。用民族习俗解决问题和纠纷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也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其次，充分发挥现代道德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法律很难规范所有的行为，如婚姻恋爱道德、友情关系、家庭伦理等方面，这时就需要用“礼”，即使用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行约束。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重“礼”，包括礼貌、礼仪、个人品德修养等。在封建社会，“礼”还作为典章制度，是维系封建统治所需的人与人交往的规范，体现封建君臣父子等级尊卑，涵盖制度、观念、伦理、道德。“礼”和“仁”“德”相互联系。在我国古代有“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谦恭礼让”，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礼让。礼的实施，主要靠提高自我品德修养来实现，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发展到今天，内容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礼貌、礼仪、道德，摒弃了高低、贵贱、尊卑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在民族地区，“礼”还体现在民族传统习俗中。“礼”是人们自身道德品质修养，从人的内心制约人的行为，填补法律的空白。在民族地区，注重“法”与“礼”的统一，要把“法”本地化，在不违背法律精神的基本前提下，尽量考虑“礼”的因素，尊重民族地区群众的风俗习惯。以“法”为主，以“礼”为辅。把“法”的思想贯穿于“礼”中，引导群众遵纪守法，明礼知耻。把“礼”与“法”结合，引导群众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注释】

[1]胡联合、胡鞍钢：《民族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分析》，《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2页。

[3]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4]国族即国家民族，它是指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取得了国家形式的民族，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参见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5]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6]习近平：《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

[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8]《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9]郑鹤瑜：《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