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宗教民族问题复杂、自我发展难度大、网络影响突出等社会问题和矛盾，这也是部分群众思想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它们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客观环境。

一、经济环境：发展不平衡

经济环境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条件。经济环境好，人们就会更好地认同社会经济制度，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更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反之，则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可见，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条件。民族地区地域广阔，条件各异，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这在客观上也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这又往往是造成群众思想问题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抓手，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必须首先以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为基础。

（一）经济发展滞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有所改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大力扶持，如对民族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积极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较为滞后，低水平的发展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且同东部发达地区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广西民族地区的家庭总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户数达到44.55%，说明民族地区的收入依然较低，整体水平普遍不高，贫困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这种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调查显示，2012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但民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除内蒙古达到这个水平外，其余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人口与GDP的比例关系为例，2006年，民族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33%，但GDP仅占全国总量的8.94%；二是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民族地区的省会，如昆明等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大城市。但民族地区的农村俨然呈现出的是另一种面貌。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以贵州黔西南民族地区为例，从2000—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来看，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差、总量小、水平低，经济发展滞后，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到2008年黔西南州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46%扩大到5.52%，高出全国城乡差距平均水平2.2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29%。2000—2008年黔西南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09年后开始呈缩小趋势，但是黔西南州城乡收入差距仍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总体上看，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更为突出，广大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城市发展更为滞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无法提供更多、更好的手段和载体，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同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还会引发少数民族群众对当前政策的不满，甚至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产生抵触情绪，自然就不能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和道德规范。民族地区广大群众思想素质的最终提高和完善，有赖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

（二）民生问题突出

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多发期既不是在最为贫穷的阶段，也不是在实现富裕以后，而是发生在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目前总体上仍处于这一阶段当中。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多发、高发，从根本上说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致富增收、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总体上看，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解决群众的基本民生之需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当性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合理、有效地回应，往往会产生心理失衡，造成不平等感、被剥夺感、被歧视感增强，从而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隐患。因此，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存或者生活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思想政治教育就等于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基本生存底线，是民生状况的基本衡量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了较大的满足，但是依然有部分地区的群众还存在着温饱问题，其中以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突出。贫困始终是民族地区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困扰着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问题。如今，民族地区依然是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贫困人口比重高，尤其深度贫困依然严重。2010年，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395个建制村中，有贫困人口27.8万，贫困发生率为36.8%，高于全省民族地区（9.5%）27.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8.6%）28.2个百分点。目前，全省深度贫困人口还有160万人，其中153.4万人集中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少数民族或支系则整体处于贫困状态，如瑶族的山瑶支系2009年人均纯收入仅670元，人均产粮近275千克；地处小凉山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贫困人口18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0.3%，其中无房或住破烂房、杈杈房的农户有26133户，饮水困难人口106599人，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42498人。此外，景颇、佤、傈僳等特困民族，贫困人口占本民族人口的50%以上。^[3]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容易使部分群众产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并成为滋生其他社会问题的温床。

就业是民生之本，必须摆在民生问题的突出位置。具体到民族地区，就业难、收入低的问题还很突出。一是就业难。各个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各类企业数量较少，市场发达程度较低，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但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在不断增加，且原有未就业的劳动力数量的基数也较大，这就造成了就业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在“十一五”期间，云南省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人员34万人左右，而每年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仅有22万人，就业缺口约12万人。还有历年下岗失业人员近8万人，历年应往届未就业大学毕业生13万人，再加上5年内农村转移劳动力520万人，就业供需矛盾相当突出；^[4]二是收入低。民族地区虽有一定的特色产业存在，但规模较小，且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支柱产业，增收渠道狭窄，民族地区群众的收益较低。教育是民生之重。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同非民族地区相比，呈现出更多突出的问题，主要面临着教育经费投入不够、教育师资短缺、双语教育推行困难等问题。一是在民族地区，经济的滞后导致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不够。经费投入的不足造成教学设施条件差，校舍严重缺乏，尤其是边远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较高比例的学校危房；二是教育师资短缺。目前，民族地区教师数量完全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一人教多个班级，带多门课程的现象突出，教学质量难以保障。以云南省沧源县为例，该县师资队伍中的教师数量和结构与教育的普及提高不相适应，由于学校点多面广，校点分散，一师一校较多，师资优化配置率低，目前全县还缺中小学教师248名，特别是音、体、美和英语教师严重不足；^[5]三是双语教育推行困难。师资的缺乏和经费的缺少导致双语教育的推行面临着困难。而双语教育对于民族地区青少年提高沟通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医疗卫生服务是民生之需，也是保障各族群众生存权和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最基本的要求。目前，民族地区群众看病就医依然是一大难题。尽管国家把民族地区的医疗事业发展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但民族地区的医疗体制改革还远未到位。一是我国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依然不足，医疗设备较为落后。部分特困的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卫生室，而大部分村卫生室只有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等；二是民族地区面临着医疗卫生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一名医务人员服务的群众可能达到千人以上。许多卫生院只有一两名医生具有处方权，而且面临老龄化；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民族地区还未实现全覆盖。边远民族地区贫困程度深，部分群众无力支付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从而陷入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之中。

社会保障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民族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社会保障水平依然很低。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不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地方政府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工作，也就直接导致民族地区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二是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内容单一。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往往局限在低标准、小范围的社会救济，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还存在着较大的缺失。

（三）思想政治教育投入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一种生产过程，其产品是精神食粮。和其他生产过程一样，要取得好的产出，就必须注重投入。思想政治教育投入具体可分为宏观投入和微观投入。宏观投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需要的物力投入、财力投入和人力投入；微观投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知识和技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耗费的劳动。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民族地区把重心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在思想政治教育投入方面严重不足。

从宏观方面来看，首先，物力投入方面，民族地区缺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条件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很多地方基层组织没有专门的活动场地，有的地方基层群众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基本群众性精神文化设施或陈旧或成为摆设，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多时候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更遑论运用现代化的先进手段来开展工作了；其次，在财力投入方面，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部分群众还处于贫困之中，民族地区并没有划拨专门的经费用于对民族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经费的缺乏导致各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无法正常运行，即使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都开展得较为分散，缺少实效性。最后在人力投入方面，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人员配备不足且后继乏人，难以形成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这就导致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缺乏有效的指导。从微观方面来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窘境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的认同度也不高，不能全身心地把个人的知识和技能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工作能量投入较低。

二、政治环境：复杂而多变

政治环境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与现实的政治状况。在规范有序、政治认同度高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有利于现存政治体系。可见，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根本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多处于边疆，处于敌对势力渗透和外来力量干扰的最前沿，加之本身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各异，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广泛，因而，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也更为复杂，这就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民族宗教问题复杂

民族宗教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的结果，在民族问题中可能包含着宗教问题，在宗教问题中可能包含着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对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性可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两方面来理解。

民族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为纽带的人群共同体。由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间又有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纠缠，因而，由民族而引发的民族问题是政治生活中最为复杂问题之一，其主要表现为：民族冲突、民族分裂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民族问题是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但如果各民族间缺乏对不同风俗和文化的正确认知，就容易导致民族隔阂，且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具有被“边缘化”的心理落差，这是导致民族矛盾的直接动力。由于民族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此类问题往往会被过分夸张或放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此外，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藏独”“疆独”等一些分裂势力的长期存在也给国家的稳定统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则表现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复杂性上。在时间上，宗教问题由来已久，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其存在有复杂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在基本上全民信教的民族地区，宗教有其自身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同时，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还会长期存在。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民族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也还不高，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存在的根源仍将长期存在。在空间上，民族地区一般都是宗教兴盛的地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部分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如藏族、蒙古族等基本上全民信仰佛教，回族、维吾尔族等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相互交织，宗教的教义、教规、信条等深刻地渗透到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受世界范围内极端主义宗教活跃的影响，我国的部分民族地区出现了地下非法宗教、极端宗教思想蔓延的情况，并成为暴恐犯罪滋生的思想基础。这些非法宗教活动通过偷印书报、制作音视频、举办地下讲经点等手法进行非法传教活动，以精细的计划和隐蔽化的手法，重点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部分生活欠佳、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价值迷茫寻求慰藉的精神空虚群体、孤独索居寻求归属的寂寞群体，大肆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一些群众的政治认同，形成对国家政治秩序的挑战。还有国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的幌子，借传教之名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这种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导致民族矛盾增多，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给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边疆治理形势严峻

从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来看，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位于边疆地区。有了边疆，就有了边疆问题，边疆问题存在的区域一般局限于边疆，但其影响的范围却不仅仅限于边疆。它关系到国家的团结统一、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因此，要重视对边疆问题的处理。若边疆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边疆地区就会形成较好的政治环境，也就有利于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在边疆治理的模式上，我国采用的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模式。^[6]在我国的边疆治理中，民族政策取代了其他的边疆政策，既是民族政策，又是边疆政策。但事实上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边疆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民族问题。在这段时期内，采用民族政策来处理边疆问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伴随着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民族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民族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边疆问题的主要内容也就不再是民族问题。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逐步成为边疆治理中突出的问题。

在边疆治理的主体上，我国边疆治理的主体是中央政府。但事实证明，仅仅依靠中央政府进行边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地方政府也应积极参与到边疆治理中。完全由中央政府统一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边疆地区的特殊性，最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不同的边疆地区具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如位于北边的边疆地区和位于南边的边疆地区就存在着某些差异。对这些差异了解最深的就是边疆的地方政府。因此，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还要将边疆地方政府作为边疆治理的主体。也就是说，要把如今中央政府治理的单一主体变为中央政府和边疆地方政府共同治理的主体。

在边疆治理的战略上，我国的边疆治理还未形成针对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战略。边疆地区同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若把针对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治理战略应用到边疆地区，则可能会产生不良的效果，不仅不利于边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而且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此，对于边疆的治理，要根据边疆的特点，形成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战略。

（三）民主法治建设滞后

民主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保障，亦是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环境的主要构成内容。民主法治水平高的地区，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普遍较高，群众思想上的问题通过民主法治的方法也比较容易化解。反之，民主法治水平低的地区，社会矛盾较多，群众思想政治素质也相对不高，思想政治工作难度也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民主法治化程度不断加快，民主法治文明建设成就亦是可圈可点。然而，民族地区民主法治建设同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同民族事务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相比，同各族群众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民族民主政治进程发展缓慢，部分群众的主体意识、参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干部的民主素质与政治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功能发挥不够，这些问题导致群众遇到问题时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从而导致群众思想问题增多；二是民族地区法治不健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结构、人口分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发生显著变化，民族工作的对象、范围、格局的调整需要法律的跟进，在各民族大交流大交往的过程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呈现出高发、易发的趋势，而相应的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7]三是民主法治教育滞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直接导致民族地区民主法治教育的滞后。在民族地区，对于民主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无论是在学校、社区，还是在农村，都很少提及民主法治教育，关于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更是少之又少。民族地区群众法治教育的滞后成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的突出问题。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酿成的。

三、文化环境：文化交织突出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中。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到一定文化的深刻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它也毫无例外地受到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民族地区的文化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特殊的地域环境因素以及国外思想渗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特征，这就导致了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况具有更为多样化的特点。

（一）多种文化交糅

受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文化环境呈现出特殊性，表现为多种文化交糅的局面。从文化形态上来看，民族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因素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因素，又有外来文化因素，还有主流文化因素等，这些文化环境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同非民族地区相比较，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地区群众深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思想和行为都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不少封建思想还大有市场，传统形态的思想和道德与现代文化之间还存在抵牾。此外，民族地区通常都分布在我国的边疆地带，同其他国家的边界临近，较容易受到他国文化的影响。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状况往往会呈现出波动的状态，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降低。在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冲击之下，一些国外的腐朽思想往往更具有诱惑力，传播更迅速。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本身就给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困扰，而且这些多种文化还存在着互动关系，使民族地区的文化环境复杂化。民族地区多种文化交糅的文化环境会对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扰，会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某些干扰。

（二）敌对思想渗透严重

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同非民族地区相比更为复杂多样，除了多种文化交糅的状况之外，还面临着敌对思想的严重渗透。民族地区因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显著的国防意义，向来是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渗透的重点区域。境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打着宗教、扶贫等幌子在民族地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思想渗透，妄图扰乱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趁机制造事端。据国家有关部门检测结果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已设立了30个转播台，每天使用多种语言，170个频率对华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利用空间技术，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络，频道多达400多个，尤其是加大了对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覆盖。在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安装一个锅盖天线可以十分轻松地看到国外的电视节目”。一些宗教极端势力鼓吹政教合一，公开叫嚣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法律，主张通过“圣战”来建立符合其意愿的国家。境内外敌对势力宣传的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政治性。试图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思想的阵地，弱化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破坏中国的发展，其毒害具有隐蔽性、麻木性。努力消除敌对思想渗透是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长期努力的领域。

四、人文环境：自我发展不力

围绕在一个具体民族周围的自然空间和社会实体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它通过文化观念的价值和导向，以及精神力量的潜在作用，影响着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引导人们朝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反之亦然。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发展不良，导致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

（一）科技教育落后

科技教育发展状况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文化环境的基础性要素，群众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要以科技教育的发展为基础。科技教育的发展依托经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对科技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技教育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至今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步伐。一是在科技教育发展的意识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观念相对落后，不能同当前的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少数民族群众对科技教育缺乏长远目光，忽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曲解科技教育，把科技教育等同于封建迷信；二是在科技教育的人才方面，民族地区面临着人才的大量流失。科技教育的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民族地区对外来的优秀人才几乎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同时，本民族地区的人才也更愿意到外省去发展，在他们看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在外培养的人才，在接触了新的环境，学习到新的技术后，也不愿意回到本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没有人才作为保障，科技教育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三是在科技教育发展机制方面，民族地区呈现出相对滞后的状态。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投入机制、科技教育管理机制等运行不通畅，科技教育的发展缺乏动力。科技教育的落后，导致民族地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思想意识也较为保守。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抵牾

很多民族地区由于是直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不同的传统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在其社会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民族地区群众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是较为深厚的。然而，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的加速开放，民族地区同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日益增多，现代文化借此契机逐步进入民族地区，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现代文化的传入，一些少数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的眼里，传统文化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桎梏。不少传统习俗、传统艺术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得到更新，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更不能带来实在的利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民族习俗和艺术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的语言、风俗、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在现代科技高歌猛进的时代，形式单一的民族文化显得异常脆弱，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生活被“现代化”的文化产品所代替。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民族地区群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群众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所宣传的不同思想不知如何抉择，对于如何才能形成当前社会所要求的价值取向不知所措。在这种人文环境之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就面临较为特殊的环境，其任务也更为艰巨。

（三）部分群众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同步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发展往往会直接促进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受社会转型期大环境和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滞后的影响，部分群众中间存在着只注重物质的改善而忽视精神提升的问题，出现了经济富裕与精神进步不同步的状况。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与内地其他地区一样，长期以来存在着经济增长至上的倾向，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则因为难以看到明显效果，在一些民族地区长期受到忽视。例如，调查中发现，云南省临沧市市县两级精神文明办工作人员只有14人，平均每个文明办1.5人。个别民族地区有的群众因为各种原因富起来以后，逐渐染上了赌博、吸毒、嫖娼等恶习；有的群众经济上富了，但受极端思想影响，宗教保守色彩却日渐浓厚。这些精神文明层面的问题若长期得不到重视，就有可能泛化为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绊脚石。

五、网络环境：净化难度大

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互联网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网络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网络在带给人们生活方便，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无法避免的问题和困难，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屡禁不绝便是显例。网络中的负面因素净化难度较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近年来，网络在民族地区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借助网络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网络也更容易成为不良思想和负面言论传播的集散地，其杀伤力也更为巨大。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网络传播影响力增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网络逐渐得到了普及，成为继广播、报纸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据统计，2011年我国大陆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站达到390个左右，其中维文网站175个，藏文网站109个。新疆巴音郭勒州农村成年人持有手机的占60%以上，20~40岁的年轻人达95%以上。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这些优势和特点的影响之下，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得到大大增强。一是网络传播速度的迅捷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使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大。传播速度的迅捷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使各种网络信息在一时之间被所有接触网络的人了解，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就使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这是传统的传播媒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网络传播对信息的无门槛使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大。同电视、广播等媒体相比，网络对所传播的内容要求并不高，似乎任何内容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网络，一些极端主义思想和不良思想借助网络的迅速传播，被更多的人所接触和了解，民族地区的一些群众更容易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的不断影响下，社会成员思想观念就会发生变化，甚至使部分群众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识发生扭曲。可见，网络传播的超强影响力给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增添了较大的难度，网络受众群体当中的部分青年人和一些生活失意者更容易受到网络的负面影响。

（二）网络环境复杂

随着互联网覆盖面越来越广，受众越来越多，网络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且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应用的扩大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但同时，民族地区的网络环境也更为复杂。民族地区的网络环境除了具有各个地区共有的开放性、即时性、交互性、聚焦性等特点以外，还具有独有的民族性、政治性、敏感性和跨境性的特点。一些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历史积怨、利益纠纷等事件都会对网络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一些本来是个体之间的冲突最后也会演变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网络环境又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等相互交织，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安全属性。例如，近年来，境内外的“三股势力”利用互联网对新疆地区进行思想渗透，先后建立的宣传分裂思想和极端宗教思想的网站多达50余个，其反动宣传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此外，民族地区一些网民群体也具有复杂性。民族地区很多偏远的地区网络还不是很普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网络鸿沟问题更加突出，一些网络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遇到网上的热点问题和事件时，也更容易受到网络欺骗，容易采取非理性的行动。此外，民族地区一些群众的汉语水平有限，而现有的网络信息大多是汉文版的，极少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的，这对少数民族群众利用网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也给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和恐怖主义散布其言论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