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_云南社会科学年鉴2016

2015年，云南省国际问题研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在传统优势学科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在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现实问题上加大研究力度，在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西亚及其他国际问题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一带一路”战略及经济走廊建设研究

2015年，云南学者继续深化对“一带一路”战略和经济走廊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为云南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做出应有贡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我省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一）“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第一，不少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展开研究。

孔含鑫、吴丹妮《香满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提出，蜀身毒道、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都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与世界民族交流的古道。在这些古道的一端是具有适合香料产生的湿热、高寒自然环境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多发，并关系国家疆域的安危；在这些古道的另一端是同样适合香料、香药生产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异域国度的世界各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章强调，香文化在丝绸之路等古道上，与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并生、和合共存。一直以来，香料、香药是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古道上朝贡、商贸等活动中的重要物品，香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在民族传统文化交往、医疗卫生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文章认为，香文化成为实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维系丝绸之路等东西方民族交往古道兴衰的重要文化纽带。借助香及香文化，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异域世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和合共存。文章总结认为，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民族交流古道上丰富多元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构成。汉唐以来，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构建。挖掘、整理香文化是共享丝绸之路精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宗教文化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

朱翠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风险》（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沿海利益相关国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理性地寻求在利益汇合点共商、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合作大战略。但是，由于受海权因素、大国因素和安全因素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变得具有地缘政治意义，面临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风险”。文章强调，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务实”与“共建”是关键，各国只有相互借力，共担风险，才能共享利益。

杨思灵《“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国际社会乃至国际秩序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变为积极的施动者和塑造者。然而客观上，“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发展倡议，涉及国家之多、人口之众，在中国外交历史上史无前例。文章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社会多元，对“一带一路”无疑有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好与这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成败。

杨思灵《一带一路：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分析视角》（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5期）进一步提出，从历史脉络来看，南亚地区在古代丝绸之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就整体性而言，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也不可或缺。然而，从现实来看，南亚地区情势复杂，尤其国家间关系结构呈现诸多复杂层次，从而导致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回应也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情况，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实施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厘清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结构及特征，对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实施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第二，有的学者重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情况，尤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等领域关系的发展。

孙志香《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挑战与前景》（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陆、水、空和能源通信联通状况也不断得到改善。随着互联互通的深入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李艳芳、李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国家的贸易联系和贸易潜力分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基于历史文献及前人的相关研究，界定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64个国家，分别采用进、出口贸易强度指数和贸易潜力指标，从区域整体、五个主体区域和所属国家三个层面考察了1999年以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发展、贸易联系和贸易潜力。文章认为，中国与沿线区域的贸易发展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也面临着与各区域的贸易发展不平衡、贸易联系差距大、经贸潜力实现度不高等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泛区域经济合作应进一步加强。

尹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环印度洋战略”研究》（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5期）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的重大战略，也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而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我国应积极制定“环印度洋战略”。文章强调，中国“环印度洋战略”是指在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针对印度洋地区特殊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在环印度洋区域建设六大战略支点，以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海洋强国的系统战略。

第三，还有的学者关注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和形势变动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

陶亮《“季节计划”、印度海洋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　“季节计划”是印度以古代印度洋“海上香料之路”为外壳，以重振这条航线为口号，以曾经的文化与宗教渊源为认同，以恢复、保护、开发利用沿岸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基本目标和内容的一项计划，其战略意图在于强化与印度洋国家的联系，为印度的海洋战略服务，体现了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的“软实力”。文章认为，印度的“季节计划”虽然对我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基于两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并不排除中印加强海上合作的可能性。文章强调，中印两国应增强战略互信，只有彼此对于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认可、相互合作，两国的相关项目才能顺利实施。

第四，一些学者研究分析了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观点态度。

杨思灵《印度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下的中印关系》（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9期）认为，印度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避而不应，且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进行应对。文章认为，印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受到自身追求成为世界大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将印度洋及南亚地区视为禁脔的心理，以及经济、选票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是，文章也强调，如果借此认定印度是“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对立面或是阻碍因素则显然与事实不符，中国没有必要借助“一带一路”刺激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存在感。中印两国应积极探索中印关系治理模式，乐观积极推进两国已经签署的合作项目，继续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安全而努力。

杨思灵、高会平《一带一路：印度的角色扮演及挑战》（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讨论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真实态度，重点分析印度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并就潜在挑战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印度是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研究热点、重点与难点，媒体讨论尤甚，但迄今为止仍然无人能够清晰判断，或令人信服地证明印度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二）经济走廊建设研究

2015年，云南学者对经济走廊的研究主要围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但也有学者继续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问题。

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关问题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讨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例如，陈利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对于创造良好的地区发展环境、深挖四国合作潜力、促进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强调，目前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有良好的基础与条件，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点。为此，要深化研究，加强四国沟通协调，形成更多共识，并以交通为重点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

有的学者继续探讨孟中印缅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问题。例如，李晨阳、邹春萌《“4-X”机制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20期）回顾了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进程，认为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执行“4-X”机制的必要性，以求在更小的范围之内以灵活的方式开展合作，实现四国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目的，尽快取得实质性合作成果。

和览《孟中印缅地区教育合作与互通互联建设》（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孟中印缅经济区域合作构想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域内以交通为主的“硬件”方面的互联互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进一步推进还面临诸多困难，这与四国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密切相关。文章强调，以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增强区域凝聚力和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对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虽然孟、中、印、缅四国教育发展状况各自不同，但各具独特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特别是教育领域的联系和往来，不仅可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还有助于推进多模式、多渠道的互通互联建设。文章在描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涵盖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中国与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开展教育合作的交流模式和具体策略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可为我国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软件”方面的互通互联提供一些启发。

李艳芳、李波《次区域合作视角下的孟中印缅经贸关系发展》（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间的水平型次区域合作不断兴起，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则使得这种合作模式更加受到关注。文章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次区域合作中除了互联互通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区域内经贸联系；但从现实来看，孟、中、印、缅四国间的经济联系较弱，而经济走廊所涉及的主要地区之间更是如此。文章通过对四国贸易数量、贸易结构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综合评估了该区域的经贸合作水平，并比对与孟中印缅次区域地缘经济和国家发展程度相似性较高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贸关系发展，从次区域合作构建和发展动力的角度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一些思路。

黄德凯《中国新安全观下BCIM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中国新安全观自20世纪末提出以来，不仅与时俱进地发展，而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实践。特别是在维护地区安全、非传统安全等方面，新安全观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理论指导。文章强调，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性和BCIM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推动BCIM的安全合作已是当务之急，而BCIM的非传统安全应由中国新安全观为理论指导。

还有学者单就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涉及的某一区域进行专题探讨。例如，林延明《印度东北部地区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提出，印度东北地区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覆盖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经济走廊建设向印度方向推进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地理单元。文章强调，印度东北地区的区位特征十分鲜明，且同时涉及印度与孟加拉国、中国、缅甸三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因而该地区也成了经济走廊建设能否实现贯通孟中印缅毗邻地区的一大现实难题。从开放程度来说，印度东北地区仍然较为封闭，与外界的联系薄弱，尤其是与周边毗邻地区的互联互通十分滞后。但就开放意愿而言，该地区民众却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对印度东北地区参与经济走廊建设有着较大期待和较高热情。

除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方面的研究之外，也有一些云南学者对中巴经济走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李丽、苏鑫《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载《国际经济合作》（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和《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及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两篇文章认为，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恐怖事件频发、恐怖组织跨界跨境、宗教被恐怖分子利用等现实问题制约着巴基斯坦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南亚问题研究

（一）南亚地区和国家情势变化跟踪研究

2014年，云南学者继续保持对南亚地区和南亚国家情势变化进行跟踪关注的研究传统，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云南学者主持编写的《南亚报告》《印度国情报告》和《南亚国情研究》延续以往编写传统，持续跟踪监测南亚地区和南亚国家的情势变化。

陈利君《南亚报告（2014—2015）》（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介绍了2014—2015年度南亚各国的发展状况。该书提出，2014年南亚政治发展形势较为复杂，多国完成了大选，但政治对抗仍然在继续。在社会安全形势方面，暴力恐怖主义势头虽然有所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为南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在外交方面，南亚国家的大国外交再添活力，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外交互动日渐频繁，显示了南亚地区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在经济发展方面，多数南亚国家表现出恢复增长的态势，再次显现出南亚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吕昭义《印度蓝皮书：印度国情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综论2013—2014年度印度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国内安全、教育与科技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最新发展与演变趋势。该书认为，2014年5月印度第16次大选后，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打破了印度政坛20多年以来“悬浮议会”和多党联盟执政的局面，莫迪出任新一届印度政府总理。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印度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大政党联盟轮流执政时期进入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一党执政时期，而莫迪则领导印度人民党拉开了在印度建立强人政治的序幕。此外，印度人民党的胜利以及莫迪成功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显示了印度民众对于中央政府大力推进新一轮改革和加快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的热切期盼，尤其是对莫迪将“古吉拉特模式”推广到印度全国的期待。莫迪上台后不久，就撤销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印度第二轮改革大潮正式启动。

另一方面，在南亚地区的总体情势与南亚诸国的发展态势问题方面均有学者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杨思灵《2014年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2014年的南亚地区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虽然多个国家完成了换届大选工作，但总体上政治对抗形势不容乐观。囿于未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之政治冲突的影响，部分南亚国家的社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外交方面，南亚国家与亚太国家的频繁互动引人注目，南亚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

陈利君、刘曼《2014年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形势》（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随着2014年世界经济缓慢回升以及南亚地区政治形势较为稳定，加之国内需求的逐步扩大，2014年度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在贸易方面，南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下降幅度收窄，并开始恢复性增长。在国际收支方面，尽管经常账户失衡仍然存在，但幅度也开始收窄。在物价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与2013年相比呈下降趋势，通货膨胀得到缓解。文章预测称，2015年和2016年南亚地区经济将随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和“印度的重新崛起”而保持比2014年更高的增长速度。

肖建明、宗蔚《“利剑行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命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2期）对2014年6月15日巴基斯坦政府展开的代号为“利剑行动”的军事武装清缴行动进行了评析。文章认为，此次行动的打击对象是藏匿在巴部落地区（FATA）的塔利班武装恐怖分子，可能会对未来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局势造成一定影响，并且也有可能导致塔利班未来的发展动向有所变化。

李丽、苏鑫《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恐怖主义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认为，近年来，伴随着巴基斯坦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俾路支省的恐怖主义逐渐成为巴基斯坦的重大安全威胁。其原生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独立问题逐渐和新生的经济博弈、文化裂变、政治诉求等相勾连，使俾路支恐怖主义在袭击手段、袭击目标、袭击对象和力量成分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并对巴基斯坦的政权统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丽、曾芳兰《孟加拉国能源安全的现状及问题》（载《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认为，孟加拉国并不是一个能源丰富的国家，但该国近年来实施了促进国家能源开采、开发的有力政策，天然气、煤炭、石油、电力等传统能源与太阳能、水电、风能、生物能、核能等新能源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文章还提出，孟加拉国的能源安全还存在着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分布不平衡、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需要予以关注。

李敏《阿富汗局势现状与前景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认为，2014年，随着政府换届选举完成及北约安全部队全面撤军，阿富汗进入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外交的全面转型时期。从当前形势发展来看，阿富汗的政治前景不明，安全局势恶化的可能性很大，经济自立自足为时尚早，平衡外交的实施难度很大。文章建议，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既应该高度关注、积极参与，也须保持一贯谨慎低调的态度。

杜敏、李泉《斯里兰卡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及挑战》（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认为，2015年1月11日斯里兰卡新政府总统西里塞纳宣誓就职，斯里兰卡的选举危机宣告结束。西里塞纳就职近一年来，在内政上围绕着废除行政总统制，开展了百日改革、修改宪法等政治改革，实行了强化民生措施；在外交上，以中庸立场寻求中印关系上的平衡，以人权问题为突破，改善与欧美等国的关系，重塑形象。但是，新政府又不得不去面对在外交上“去中国中心化”后可能造成的经济发展受限、人权改善牵涉前政权势力干预的被动局面。

（二）南亚国际关系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在南亚国际关系领域，中国与南亚的关系、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形势、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是2014年云南学者研究的重点。

首先，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动向，仍然是云南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

朱翠萍《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困境与战略选择》（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受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和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中国被视为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导致印度对华政策面临“战略困境”“合作困境”与“安全困境”，对华战略总在纠结与矛盾中选择。文章强调，若无特殊原因，在传统威胁认知这一恒定因素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外交战略的延续性将大于可变性，呈现“防范”心态下“谨慎平衡”与“有限合作”的特点。

陶亮《“季节计划”与新形势下的中印文化合作》（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9期）认为，“季节计划”出台后在印度引起广泛讨论，并且讨论者多把“季节计划”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将二者视为竞争关系。文章认为，中印两国可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季节计划”深入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并与第三方开展多边文化合作，由文化互信促进多国间的政治互信，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地区环境。

肖宪《中印之间应尽快消除“交流赤字”》（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认为，印度是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邻国，但多年来中印两国的关系却是“近而不亲”。中国与印度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互信，而缺乏互信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两国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二是彼此的了解严重不足。文章强调，中印作为各有10多亿人口、有长达约2 000公里边界线的邻国，除了政府间的官方交往外，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亟待加强。

许娟、卫灵《中国在巴基斯坦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但是近年来巴基斯坦国内局势不稳定，中国在巴基斯坦发展迅速的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宗教极端势力的袭击目标，他们将袭击中国在巴利益视为是间接打击巴政府的有效手段。文章认为，为了进一步维护和拓展中巴两国共同利益，我国需要加强与美国及巴当地社会的合作，并积极发挥智库、民间组织等的作用。

李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孟合作：机遇与挑战》（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孟加拉国是我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沿线国家，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和丰富的合作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孟加拉国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努力扩大中孟间的利益共同点，积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扎实推进中孟合作项目，发展两国比较优势产业，建设不同类别的工业园区，促进两国合作事业的全面发展。

其次，南亚各国彼此之间关系发展以及南亚国家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动向也受到云南学者的关注。

许娟《美印 〈战略愿景〉：　“全球摇摆国家”定位及解读》（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美国学者将印度视为“全球摇摆国家”，希望印度能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巩固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文章认为，2015年1月，美国与印度达成了《美印亚太及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双方正式确认了在亚太及印度洋地区享有共同利益。这份文件具有极强的宣示性，它预示着印度对外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挂钩，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李敏、陶亮《巴基斯坦的反美主义及其影响》（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5期）认为，巴基斯坦社会的反美主义与美国的对巴政策、反恐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巴国内高涨的宗教极端主义密不可分。巴基斯坦普遍化和极端化倾向的反美主义严重困扰着美巴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的反恐战略和地区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然而，由于美巴两国互有战略需求，反美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舆论很难从根本上影响美巴关系的发展。

罗圣荣《孟加拉国独立以来的对外关系》（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5期）认为，独立以来的孟加拉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发展睦邻友好作为其外交关系重点的同时，也在美国、中国等域外大国中力拓平衡外交，并致力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文章强调，作为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孟加拉国还十分重视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积极参与伊斯兰国际事务，强化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充分显示了其鲜明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童宇韬《印度与不丹特殊关系的发展进程》（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当前在中国的邻国中，只有不丹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不丹与中国还存在着领土争议问题。由于不丹的对外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的影响和制约，而且中国与不丹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因素的影响，因此考察研究印度与不丹关系的发展特点是有必要的。文章认为，印度与不丹关系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冷战时期、冷战结束至今三个阶段。通过分阶段总结印度与不丹关系发展的特点，文章总结了印度与不丹特殊关系的发展模式。

张永宏、赵孟清《印度对非洲科技合作：重点领域、运行机制及战略取向分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认为，印非双方长期在能源、医疗卫生、农业生产、信息通信及教育培训等领域开展合作，并且印度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政府统筹主导下，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共同发展，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联动参与的对非科技合作机制网络。文章强调，通过对印非科技合作重点领域与运行机制的考察不难看出，能源和市场需求、地缘战略、大国角逐是印度强化对非科技关系的现实动力。

最后，还有的学者关注印度洋形势变化，并对我国的印度洋战略提出了对策建议。

殷浩《当今印度洋的新形势及对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认为，21世纪的前10年，印度洋向世界展示出它不仅保有着历史上所具有的资源和巨大的航运价值，还成为了全球新的经济重心。文章认为，近年来各大国对印度洋政策的转向和调整预示着，从新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印度洋地区呈现的将是激烈而又多样的战略博弈与对抗。印度洋地区处在“无体系”“不太平”“调整期”这一历史过渡阶段的特征，该地区主导力量国美国和印度对中国的敌视与遏制以及印度洋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新国际经济战略的重要支点，都要求中国应具有更积极主动的印度洋战略。文章强调，永久进驻合法权的取得、局部优势地位的建立和文化软实力影响的构筑是当今中国打造印度洋战略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重中之重的中心环节。

（三）南亚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在南亚经济领域，南亚大国印度与中国、日本、缅甸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继续受到云南学者的关注。此外，环印度洋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被云南学者纳入分析的视野。

首先，不少学者对近年来中印、印日、印缅等重要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专门加以讨论和分析。

殷永林《印度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问题》（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5期）认为，随着中印商品贸易额的增大，印度对中国的逆差也不断扩大。文章强调，造成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增大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经济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不高，商品出口能力相对较弱。此外，印度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这进一步扩大了印度对华商品贸易的逆差。文章分析认为，受目前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及印度出口能力的限制，短期甚至中期内，印度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难以大幅减少，中印两国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共同应对。

李波、汪戎《中印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家总体、产品要素密集度、商品类别三个维度的考量》（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1期）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印1992—2012年SITC四分位商品贸易数据，对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国家总体层面看，虽然中印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低，但长期来看呈上涨之势，产业内贸易类型长期以垂直型为主；从产品要素密集程度来看，产品技术含量越高，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中印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对于产业内贸易类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长期以VIIT-L为主，劳动密集型、中低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则纷纷从VIIT-H转向VIIT-L；从商品类别看，部分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类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部分商品维持原状。

殷永林《21世纪以来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随着21世纪以来印度和日本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商品贸易值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但双方均不再是对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向印度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且日本目前继续保持这一地位，其对印援助额仍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殷永林《21世纪以来印度与缅甸经济关系发展研究》（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4期）回顾了21世纪以来印度与缅甸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虽然印缅两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但两国的商品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印度在缅甸对外贸易中的比例明显提高，对缅直接投资的数量虽小但持续增多；此外，印度还对缅甸的一些项目进行了援建。文章预测，未来，印缅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其次，任佳、马文霞《环印度洋地区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现状》（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和《环印度洋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分析》（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两篇文章深入分析了环印度洋南亚地区的经济形势。两位学者认为，环印度洋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五个南亚国家人口最为稠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已成为环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市场；并且，在上述五国中，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直接关乎我国“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因此，研究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对于我国与这一地区展开经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一方面将南亚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具体分析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的经济问题。两位学者认为，环印度洋南亚地区五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贫困问题突出、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客观分析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现状，对于我们了解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推动中国企业与这一地区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其他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也是云南学者关心的问题。例如，殷永林《中巴商品贸易发展研究》（载《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1期）介绍了中巴商品贸易的基础，回顾了中巴商品贸易增长的情况，分析了双方商品贸易的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中巴商品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但是巴方贸易逆差严重，能够出口中国的商品种类较少，中巴两国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促进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四）南亚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在南亚历史研究领域，陶亮《论葡萄牙东方海上贸易帝国的兴衰》（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4期）对葡萄牙在东方的海上贸易的兴衰进行了历史考察。文章认为，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迅速在印度洋及邻近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控制了印度洋贸易航线，形成了一个东方海洋殖民贸易帝国。后来，其他欧洲列强的崛起使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逐渐瓦解。文章认为，葡萄牙海洋帝国败落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葡萄牙人在建立东方海上殖民贸易帝国后，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未能把南亚、东南亚的丰富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战略物质力量，这使得其帝国的发展无可持续，最终丧失了对印度洋的控制，从而在争夺对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竞争中败退。

袁群、张立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探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66年的发展演进，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尼共（联合马列）和尼联共（毛）的对立、意识形态退化、宗派主义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走向。

在南亚社会研究领域，陈松涛《孟加拉国的人口流动问题》（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自独立以来，受到经济、社会和气候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孟加拉国的人口流动问题日益凸显，从流向看，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最为显著。文章认为，国内人口流动促进了孟加拉国农村的减贫及城市化进程，同时也存在城市化的无序发展、对人口流动管理的缺失等问题，如何使国内人口流动的积极效应最大化，是孟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南亚教育、文化研究领域，朱耀顺、范全欢、李盼盼《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发展途径的理论思考》（载《黑河学刊》2015年第7期）认为，在南亚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关键时刻，加强与外界的教育合作，对自己和他国都十分有利，而与中国开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合作意义重大，前景广阔。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现状，探讨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认为提出一种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具体而有效的途径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杨刚、朱珠《斯里兰卡汉语快速传播：小国经验的大启示》（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斯里兰卡正式的汉语传播始于2009年内战结束。短短4年，汉语快速进入了斯里兰卡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等各类教育体系，并快速构建起了完善的汉语传播体系。文章认为，斯里兰卡汉语传播速度之快、发展状况之好，是南亚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中的一个亮点。斯里兰卡汉语传播的成功，其根本在于该国政府前瞻性的汉语传播顶层设计，以及汉语传播机构始终坚持“中方决策＋斯方执行”的运行模式。文章强调，斯里兰卡汉语快速发展的经验对汉语在南亚的传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睿霞、赵庆文《巴基斯坦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以手工艺业为例》（载《求知导刊》2015年第15期）认为，巴基斯坦的手工艺是该国的文化遗产。巴基斯坦手工艺业历史由来已久，且具有浓郁的伊斯兰宗教和民族特色。巴基斯坦手工艺品种类繁多，其中铜雕和石雕手工艺品、手织地毯、挂毯及民族服装饰品最具代表性。

三、东南亚问题研究

（一）东南亚地区和国家情势变化跟踪研究

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情势动态一直是我省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长期跟踪关注的焦点。2015年云南学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明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专著出版方面，王勤《东南亚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以年度东南亚地区发展为主题，以揭示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格局与趋势为目标，跟踪各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发展，对东南亚地区近期和中期发展进行分析与预测，以期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周边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刘稚、卢光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认为，在我国“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新理念背景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在能源、贸易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有助于推动形成“一带一路”早期收获计划，并为今后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注入新的活力。

在论文发表方面，云南学者针对与我国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发表专文，对其最新情势变化做出评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有：

邓应文《东南亚地区形势：2015年》（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在经历2013年的街头政治动荡之后，各国的执政者开始重视民众与反对派的利益诉求，及时采取措施稳定国内政局，2014年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平和。文章强调，民族问题与宗教冲突仍困扰着多数东南亚国家，成为东南亚地区社会不安定的潜在要因。在经济方面，东南亚各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各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2014年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形势保持了稳定增长中略有波动的状态。东南亚国家外交在域外大国的博弈中表现得日趋理性、成熟，尤其是作为东南亚国家整体的东盟外交，为营造地区的和平稳定环境做出了贡献，值得肯定。

陈定辉《老挝：2014年发展回顾与2015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2期）认为，2014年是老挝实施“七·五”计划的第四年，这一年，老挝人民革命党重视加强新时期核心领导作用，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部署开展全国146个县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对“和平演变”保持警惕，严防“颜色革命”；经济增长7.6%，增长速度趋缓，经济社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明显增多，但社会、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外国投资持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老挝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外交上多元务实，与周边邻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获外国官方援助增多。

钟梅、刘强《缅甸：2014年回顾与2015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2期）认为，2014年缅甸政府的重点是准备2015年大选，努力与各少数民族武装达成停火协议。经济方面，缅甸实现了7.8%的增长率，产业结构有所改善，吸引外来投资达63亿美元，但通货膨胀、基础设施落后、电力短缺等问题困扰着缅甸经济可持续发展。外交方面，缅甸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西方国家加大了对缅甸投资和援助力度，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两国民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缅甸与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取得较大改善。

（二）东南亚国际关系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东南亚作为中国和云南的重要周边之一，战略地位重要，区位优势明显。开展东南亚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是进行云南东南亚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特色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2015年云南学者对东南亚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卢光盛、许利平《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及其实践》（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文章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最大的机遇、最大的挑战和最光明的希望都在周边，最容易伤筋动骨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周边，“亲诚惠容”外交新理念适应了巩固和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现实要求。文章建议，我国应努力构建“力—利—义”三位一体的周边外交策略，在“亲诚惠容”之外突出“信”的建设，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进行有机结合，在东南亚方向实现重点突破。

王箫轲、张慧智《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美、日“重返”东南亚使得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面临着更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也弱化了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安抚效果，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加剧了大国的竞争效应。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的能力，通过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灵活运用正、负面经济手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等方式来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张党琼《缅甸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与中缅关系的新发展》（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缅甸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头等重要的国家，随着缅甸的政治转型，中国需要审时度势地从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重新调整和定位对缅策略，从而更好地推进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邵建平、刘盈《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表现、成因、趋势和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泰国自2012年接替越南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后，对于南海争端问题持保守态度。总体来看，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争端国家之间危机管控能力的提升。但是，泰国追求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以与中国开展集团式谈判的态度和行为会加剧南海争端东盟化。

刘畅《印度尼西亚海洋划界问题：现状、特点与展望》（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认为，经过40多年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与周边多数国家和平解决了大部分的领海划界问题，但仍未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完成海洋划界。自2014年佐科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以来，印度尼西亚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整体地向海洋资源方面倾斜，佐科在年内的东亚峰会上提出要积极开展海洋外交，结束海洋冲突的根源。海洋外交积极维护了国家主权，增强了印度尼西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博弈能力，但是对还未与印度尼西亚完成划界谈判的国家来说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王晓飞《应对生存“脆弱性”：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经济外交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2期）强调了经济外交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经济外交不仅破解了新加坡存在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脆弱性”，而且使新加坡走上了繁荣之路。中国在国家发展中也遇到了“脆弱性”的裹挟，借鉴新加坡的成功发展经验，实施以经济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发展战略，有助于实现亿万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孔建勋、包广将《不对称结构和本体性安全视角下的中缅关系：依赖与偏离》（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2011年缅甸政治转型后对中缅关系造成了一定影响。文章认为，中缅不对称结构关系对缅甸来说既能保障也能损害其本体性安全，正是这种双重影响决定了中缅关系的格局，缅甸政治转型后在对中国的依赖与偏离的博弈中孰强孰弱，主要取决于不对称权力结构中缅甸的本体性安全是否能得到充分保障。

刘务《缅甸政治发展对中缅关系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2期）具体分析了影响中缅关系未来发展的若干缅甸国内因素。文章认为，中缅两国由于利益关系及双方重要的战略地位，维持正常的中缅关系符合双方发展的要求，不过诸多因素将会影响未来中缅关系的正常发展，势必会对中国边疆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也将会对中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洪菊花、骆华松《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环境和跨境河流合作》（载《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1期）从地缘环境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河流合作问题。文章认为，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合作开发不仅属于环境科学问题，还属于国际关系问题。各国在国际河流开发中的冲突引起了国际合作的需要，水资源既可能成为激化双边国家原有矛盾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加强双边国家战略合作的天然纽带，国际河流合作不但是解决国际河流争端的最佳途径，而且还可以成为通往全面合作的桥梁。

张励、卢光盛《“水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和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明了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中国“水外交”实施不足的具体原因。文章认为，中国应通过完善“水外交”体系，建立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借助“水资源综合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对外策略，来应对湄公河跨界河流开发中的内外困境。

毕世鸿《中日两国对湄公河地区经济外交的比较分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3期）分别阐述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对湄公河地区所开展的经济外交，并做了对比分析，提出一些促进两国合作的建议。文章认为，大国在相互博弈中应有一个远景目标，即寻求一种共处之道。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找共同利益的结合点。通过对话和实施合作项目，使GMS合作得到扩大和发展，营造一个适合国际经贸的地区环境，推动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友好合作关系。

郭元丽、余泳《云南—柬埔寨“政热经冷”现象的解析及对策研究》（载《中国市场》2015年第16期）针对云南与柬埔寨“政热经冷”的现象，分析了双方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据存在的问题，建议云南省政府应以两个友好城市为突破口，建立长效商务对话机制，签订经贸合作以及互联互通协议；寻求东部地区产业、产品及技术向我省的梯度转移，从而替代东部地区对柬埔寨乃至中南半岛国家的出口地位；鼓励云南企业对外投资；开展省内各高校与柬埔寨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项目。

金东黎《云南省对东南亚的地方公共外交研究》［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认为，公共外交是地方政府职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是对传统国家外交的补充。文章认为，云南省处于联系东南亚和内陆诸省的枢纽地位，具有其他省份所不具备地缘政治、经济和人文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不明、邻国对中国心存疑虑等制约因素。云南省只有明确定位，提高经济竞争力，同时争取中央对云南的支持，才能发挥自身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优势，深耕周边，加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三）东南亚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发生了转变，由东部牵动转为以中西部为主全面牵动。云南正从对外开放的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和辐射中心。2015年，云南学者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别经济问题的探索，分析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更加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在经贸关系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的问题，研究视角不断扩大，研究问题不断细化。

首先，云南学者从宏观层面对东南亚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情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有：

晏月平、廖爱娣《GMS国家人口转变与发展研究》（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0期）分析了GMS国家人口结构与特征、人口转变价值判断等指标，认为各国已在不同阶段开始了其人口转变，如中国、越南和泰国基本处于低位均衡阶段，老挝、柬埔寨正处在人口红利期。文章提出GMS各国应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加快次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功能性合作，各国政府及全社会在区域竞争中彼此取长补短，在获取优势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

杨小涛《菲律宾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载《决策与信息旬刊》2015年第8期）认为，自2010年阿基诺三世就任总统以来，菲律宾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强劲势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但从长远来看，菲律宾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稳定性不强、后劲不足，难以改变其在东盟中被超越的命运。

邹春萌《迈向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泰国服务业》（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作为泰国支柱产业的服务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面对即将成立的AEC，泰国的服务业形成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格局。其中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是影响泰国服务业成功参与AEC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解决产业结构失衡是泰国服务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李有江、杨傲宁《泰国的农业合作社及其发展经验》（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农村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在农村解决，农村合作社的构建和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泰国的农业合作社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问题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王志刚《开放经济下的高增长奇迹：重建后柬埔寨经济评析》（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从柬埔寨和平重建后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入手，分析了柬埔寨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启示意义。文章认为，柬埔寨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只有改善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环境，切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保证柬埔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次，云南学者对中国与东南亚以及云南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道国投资环境、投资政策以及旅游、医药等贸易合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有：

方舟、罗湘丽《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载《商》2015年第22期）认为，近年来，柬埔寨为外来投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能源领域开发、改善投资贸易环境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柬投资。文章同时指出柬埔寨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为到柬投资的中国企业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熊彬、马世杰《云南企业对东南亚欠发达国家投资动因与障碍研究：以老挝为例》（载《科技与经济》2015年第3期）总结出东南亚欠发达国家吸引云南企业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良好的市场前景、优惠的投资贸易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与中国友好的国际关系。同时，文章认为，法规障碍与内部障碍是影响云南企业对东南亚欠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障碍。

熊彬、马世杰《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义定序Logit模型》（载《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9期）使用在柬埔寨投资的117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对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绩效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柬埔寨国内的资源可得性、市场潜力、法律政策的稳定性、优惠税收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在柬埔寨投资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绩效有明显的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制约效应。

屠年松、熊玫《大湄公河次区域边界效应的实证研究——以中泰、中越数据为例》（载《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利用边界效应模型中的控制异质效应对中泰和中越城市边界效应值进行测量，得出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的边界效应持续存在，并且在控制城市异质效应后，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边界效应大幅度下降的结论。此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价格指数波动并不总是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关系，其原因是中国与GMS国家间的运输条件有限，商品往往需要向运输条件优越的地点集中再运往各个目的地。由此可见，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的贸易尚未充分发挥毗邻优势。

陈庆萍《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税收政策研究》（载《国际税收》2015年第11期）回顾了近年来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相关协定及政策，认为中越两国各级政府在规划建设、合作领域、交通便利、融资渠道、通关、检验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实际支持，然而在税收优惠和税收合作协调方面却缺乏有效的措施。文章就税收政策制定的多样性和税收协调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家荣、陶颖《“孟中缅印经济走廊”背景下的中缅旅游业合作发展研究》［载《现代物业》（现代经济）2015年第1期］认为，缅甸作为“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未来中国加强与东南亚等地区国际合作的重要战略区域与节点。文章认为，中缅边境旅游资源差异性大、互补性强，中缅边境游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面对“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设的国际战略机遇，中缅双方应当紧抓这一机遇，扩大双方旅游业的对外开放，加强区域间的旅游业合作发展，以深化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

左媛媛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传统医药合作交流的经验及展望》（载《中国医药导报》2015年第27期）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会”项目，总结了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传统医药合作交流的经验。提出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开展传统医药交流合作工作的展望与建议。

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机制是云南学者的另一个重点研究领域。2015年云南学者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这对促进云南的对外合作，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屠年松、张松《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核心内容。文章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巨大，竞争性和互补性共存；投资方面，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会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增长；金融方面，由于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不成熟，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的金融合作进展缓慢，但中国要利用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

许二鸽、李富昌、丁文丽《泛亚大通道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分析》（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8期）认为，泛亚大通道建设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尤其是对各国金融合作和货币合作具有较大推动作用，并且泛亚大通道沿线各国对人民币具有较高认可度。几位学者通过分析泛亚大通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提出了以泛亚大通道为依托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建议，从而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建设。

王翔香、李富昌、丁文丽《借鉴渝新欧班列经验　加快泛亚跨境交通设施建设》（载《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第6期）认为，多数东南亚国家致力于跨境交通建设，希望更好地实现国家间资源优势的互补，增加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联系，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几位学者总结了渝新欧班列的建设模式，对泛亚大通道前期建设经验进行分析，结合泛亚通道建设中遇到的投融资等问题，提出适合泛亚大通道未来建设的可行策略建议和融资对策。

（四）东南亚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历史、民族、文化等领域的问题是云南东南亚研究的传统强项。2015年，云南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有所拓展和创新，从多个角度、不同深度进行了研究。

在东南亚历史问题研究方面，侧重点集中在国族建构研究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有：

许红艳《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对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历史基础及建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究。文章认为，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角力在政府与民间持续博弈，但马来民族主义始终是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主旋律。

阳举伟、何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探究——基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分析》（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具有明显的单一特征，即试图建构异族泰族化或非泰族泰族化的泰民族国家。文章认为，泰国自20世纪初开始逐渐具备了民族国家的特征，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与建构模式对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建构模式中的“三位一体”思想和“三大支柱”决定了泰国国家的整合政策方式与措施具有强弱不一的“泰化”程度，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中的具有泰族中心主义色彩的民族建构思想与实践引发了以泰南马来穆斯林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问题，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在东南亚民族问题、族群问题研究方面，老挝和缅甸的民族问题受到我省学者的关注。

张雨龙《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历程的人类学考察》（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对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文章提出，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走向“文明”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20世纪末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的失败、“传统”嵌入“现代”、山地文明与坝区文明完美融合的曲折过程。民族国家在推动民族地区或边缘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和“文明”化进程中，除国家意志外，还应该充分了解民族地区的特点和民族群体的意愿。

钟小鑫《都市中的熟人社会——缅甸曼德勒华人的生存场域、社会交往及其与缅人的族群关系》（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造成曼德勒缅华族群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即居住在曼德勒的华人通过内部化机制构建起“自己人”的熟人圈，并以不同的态度与方式和“自己人”及“外人”进行社会交往。作者对熟人社会与都市空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希望寻求一种合理的交往方式。

云南学者在民族问题研究方面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民族特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有：

陈军军、支国伟《柬埔寨服饰文化研究》（载《旅游纵览月刊》2015年第2期）认为，传统服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特色的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柬埔寨人的服饰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柬埔寨地处热带，气候炎热，常年高温，人们在着装上都比较单薄。纱笼、筒裙、凤尾裙、紧身衣是柬埔寨服装的重要元素。水布是柬埔寨人最喜欢的“百变巾”，用途多样。在柬埔寨有用服装颜色代表星期的古老风俗。

陈军军、支国伟《柬埔寨节庆文化》（载《旅游纵览月刊》2015年第2期）一文中对柬埔寨独具特色的传统节庆进行研究，提出传统文化与旅游业可以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文章认为，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依靠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来支持；需要整合现有文化旅游资源，优化文化旅游产业结构；深挖文化内涵，致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素质的文化旅游人才，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文章认为，传统民族特色与旅游业和谐发展，有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教育和文化研究问题方面，曹云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视角》（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一种语言能否流行或成为地区的交际语言，关键还是要看其使用价值。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华语在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凸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升是东南亚地区大力发展华文教育最根本的动力。

黄晓赢《雪中送炭——民族主义取向下的东南亚华侨教育》（载《亚太教育》2015年第34期）认为，尽管东南亚华侨旅居海外已有数百年之久，但至今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通过华侨教育，尤其是民族主义取向下的华侨教育传播并得以发展。

冯小禄、张欢《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与文学交往研究述评》（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7期）运用中外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的训诂考证法和政治、交通、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比较法，从三个方面评述国内外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和文学交往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和文学比较中，学者历来重视域外汉籍文献的发现和国外学者的贡献，由此，给这项跨地区和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科学基础和更全面地观照中国的研究视角，这是今后国际间文学交往研究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四、非洲问题研究

2015年，云南省的非洲研究保持过去几年蓬勃发展的势头，继续推陈出新，在非洲历史、非洲国际关系、非洲民族宗教、非洲文化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在非洲历史研究方面，刘鸿武、王严在《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A.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与史学理念》（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B.A.奥戈特是当代非洲享有盛誉的史学家，被称为“当代非洲三大思想贤人之一”。他主张应该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的史学研究致力于非洲历史价值的再发现与“去殖民地化”。他认为史学研究的宗旨在于“解决非洲现实问题，服务非洲发展”，当代非洲文化复兴与国家建构都离不开非洲历史的重建。作为当代非洲史学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重视基于非洲本土文化的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探寻与运用，强调口头传说的史学意义，主张复兴非洲传统记史方法。奥戈特的非洲历史研究及其理念获得了同时代人的认可，也为他所培养的新一代非洲职业历史学家所继承。

刘鸿武、杨惠《非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之百年审视及其理论辨析》（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认为，20世纪初叶以来兴起的亚非复兴运动，具有十分复杂而广阔的世界文明史重建与人类现代性再次探索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基于自身文明形态与制度特征而艰难推进的非洲一体化运动，不仅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动力，而且始终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追求目标与曲折历程。文章强调，透过非洲文明形态与历史个性的深度观察，我们需重新评判百年来非洲一体化复兴运动的基本特点及其成败得失。文章认为，非洲跨越式、多层次重叠的一体化复兴运动，与百年来非洲大陆的政治建构、经济发展、文明重建及当下政治经济发展新情势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非洲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俱存，理想图景可期可待。同时，该学术命题之研究需注重理论思考、学理探讨与方法创新。

在非洲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张会龙、赵孟清《奥巴马对非洲公共外交战略新发展及中国的应对》（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认为，公共外交是美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冷战伊始美国便展开了对非洲的公共外交活动，但由于其强烈的利益导向性及实用主义色彩，公共外交产生的效能有限。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非洲战略朝着更柔性、更灵活的方向发展，对非公共外交被赋予了重要地位。文章认为，就奥巴马政府对非公共外交的现有实践来看，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其对非公共外交的新战略将对美国、非洲以及在非洲有重要利益存在的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并积极应对。

王严、周军《非洲联盟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机制探析》（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认为，为了落实联合国“性别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非洲联盟制定了诸如《马普托协议》等一系列政策；同时，在其条例中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原则，并在各个机构、地区经济共同体中设置了性别单元，还设立了“非洲妇女基金”作为专项基金，建立了专门的评估体系——“性别管理体系”。文章认为，在这些政策和机制的保障下，非洲各国修改了反性别歧视法律，促进了新的立法产生，提高了妇女决策权，妇女积极参与和平再建构。但是，非洲联盟的性别政策还存在着在各国执行和落实不够、资金不足、性别法律和实践没有同步等问题。

在非洲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方面，王涛《国际刑事法院介入非洲反政府武装问题的影响及限度——以乌干达圣灵抵抗军为例》［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5期］认为，对于非洲国家的弱势政府而言，面对反政府武装无力直接剿除，引入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干预，成为向反政府武装施加压力的手段。乌干达政府就是出于此目的，将肆虐多年的圣灵抵抗军及其领导人告到国际刑事法院。不过，国际刑事法院对圣灵抵抗军主要领导人的起诉和逮捕令并没有实现他们预期想要的“公正”，反而成为影响圣灵抵抗军与乌干达政府间和谈的一个主要障碍。文章强调，这个案例的教训是，作为一个追求“公正”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不能脱离乌干达实际情况，损害乌干达恢复和平的努力，而要立足现实，才能实现“公正”与“和平”的有机统一。

王涛、王猛《乌干达圣灵抵抗军产生背景的多维视角分析》（载《非洲研究》2015年第1卷）认为，圣灵抵抗军是乌干达南北民族长期对立的后果，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双方矛盾尖锐化的直接产物。乌干达北部“阿乔利人”的出现及其社会失序，是圣灵抵抗军形成的民族基础。而阿乔利人对宗教的信仰和对巫医的寄托，成为他们宣泄不满、释放仇恨的重要途径。作为巫医的科尼，则利用了这种社会不满情绪，组织了宗教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科尼综合运用了神秘主义、心理暗示、道德说教和恐怖手段，长期掌控这支武装，使之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影响巨大的反政府武装之一。

在非洲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李娟《非洲化视野与普世性隐喻：论当代戏剧 〈奥汝诺柯〉》（载《戏剧文学》2015年第3期）认为，当代非洲剧作家比伊·班岱里根据17世纪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克》创作了戏剧《奥汝诺柯》。在该剧中，作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做了相应的更改，为观众重新呈现了非洲化视野下黑人王子的悲剧。该剧既体现出作者对于自身传统文化有意识的强调，也显示出作者力图使这部当代戏剧具有普世性启迪的努力。

陈玲、王大鹏《内部殖民主义下“非洲乌托邦”理想的幻灭—— 〈荒原蚁丘〉中非洲现代化道路的误区》（载《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长篇小说《荒原蚁丘》中，三位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期望独立后建立一个人民有言论自由、政府有道德纪律、人民团结统一的新国家，但最终以悲剧收场。文章认为，殖民主义结束后，内部殖民主义使统治与剥削的殖民关系内化为阶级关系，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剥削与阶级压迫使穷苦的人民内心涣散、冷漠，仅靠精英们和少数正义之士来进行革命斗争做不到真正团结统一，故而经历种种阵痛后，“非洲乌托邦”理想在内部殖民主义的现实中灰飞烟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林延明　昆明理工大学熊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