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概念阐述

一、国际外包

（一）外包

外包最早来自工程学。《韦氏在线词典》将其界定为“将制造和生产工作转包或分包给外部公司，尤其是那些外国或非工会公司”的行为，《美国传承词典》将外包解释为“为了节省成本而从一个供应商或厂家获得服务或产品，例如用于一部汽车的零部件”。《韦氏在线词典》的定义表明外包这一现象源自制造业的事实，但是明显地将外包限制在了制造领域，而《美国传承词典》则明确指出，外包既包括生产行为，也包含服务行为。

两种词典的解释显然是对外包这一现象出发的，随着外包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外包内涵的重视，Quinn和Hillmer（1994）将外包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外部资源利用，但是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没有反映出外包的完整含义；Corbett（2004）指出外包是企业将内部的工作或服务转移给外部供应商的过程，因此，外包就是将之前由企业内部提供的生产或服务功能转而向外部供应者提供或购买（Monczka＆Trent，2003）。在此基础上，埃森哲（Accenture）从价值层面将外包划分为四种级别：基本技术外包、商业应用程序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业务改造外包，并将外包定义为“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

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于外包从其他的角度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外包也存在其他的许多在某种程度上的可替代术语，如从生产的角度上讲，有“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Dixit＆Grossman，1982）、“分割生产（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Jones＆Kierzkowski，1990）、“生产的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Feenstra，1998）、“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 et al.，1998）、“国际生产分享（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Ng and Yeats，2001）；从地区区位的角度讲，有“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Bhagwati＆Dehejia，1994）、“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Leamer，1996）；从价值链的角度讲，有“价值链切割（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Krugman，1996）；从分工的角度讲，有“媒介内贸易（intra-mediate trade）”（Antweiler＆Trefler，1997）、“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Arndt，199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外包这一现象进行了刻画，但是，本书着重强调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本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采用“外包”这一术语。^[3]

（二）国际外包

根据外包承接双方的主体是否属于一个国家，可以将外包分为国内外包（Domestic Outsourcing）和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Foreign Outsourcing）两种。前者又称为在岸外包（Onshore Outsourcing），对应地，后者也称为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如果承接双方均属同一国家，则成为国内外包，反之，则属于国际外包，这实际上是对相同的生产组织模式从国家层面进行了一个区分。基于这一定义，国际外包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内的国际外包，即中间投入品的国外供应商与国内委托方属于同一企业，产生的是企业内贸易；另一种是关联企业（arm's-length）的国际外包，即中间投入品的国外供应商是本企业之外的当地公司，产生的是关联企业贸易。由此可见，外包与国际贸易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只不过，国际外包才是外包与国际贸易两种经济形态的共同子集，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恰好就是这一子集。

（三）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

前面对于外包的定义中已经指出，外包的对象既包括生产的环节也包括服务的部分，若外包的标的物为原材料、零部件或中间品的工序加工、组装等活动，则称之为制造外包；若外包的标的物主要是特定的服务性活动或流程，则称之为服务外包。从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来看，服务外包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三种类型，但是，服务外包的对象既包含以服务为最终品的中间服务环节的外包，也包含制造业最终品生产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生产性服务环节的外包。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指国际外包，因此，本书对于外包的界定，无论是制造外包还是服务外包都是一种跨国行为，我们对于制造外包的研究设定在跨国的原材料、零部件或中间品的工序加工、组装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外包，而对于服务外包则设定为跨国性的服务性活动或流程的外包，在某种意义上服务外包类似于服务贸易。

二、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郭克莎（1996）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有四个方面的表征：产值结构的高级化、资产结构的高级化、技术结构的高级化、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王岳平（2004）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从较低级的形态向较高级的形态变化，主要反映了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它既包括以上四个方面，也包括产业组织结构演化和分工深化两个方面。杜传忠和李建标（2001）认为，所谓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从技术层次低的结构形态转向技术层次高的结构形态，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占主体转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占主体的结构形态。

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应的另一个相关概念为产业升级。波特（2002）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Poon（2004）则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的过程，他的视角偏向微观。刘志彪（2000）则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趋势。

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共同性质，其实质都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因此，国内学者高秀艳（2004）和赵惟（2005）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它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他们将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等同，国内的研究者往往对两者也不加区分，但是，结合前面各种定义和国外的研究（Porter，1985，1990，2000；Hamel＆Pralahad，1994；Teece＆Pisano，1994；Gereffi，1993，1994，1999，2003；Humphrey＆Schmitz，2000；Humphrey＆Schmitz，2002）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更多地是指产业结构中的各产业的地位、关系向更高级、更协调的方向转变过程，强调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而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更多地着眼于从企业或产业层面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其实可以视为产业升级的宏观层面，而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层面，即偏向宏观，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也不加区分，将产业结构升级等同于产业升级。

三、产业结构转型

如同产业结构升级一样，产业结构转型在学术界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研究人员在讨论产业结构转型时往往将其与产业结构升级连在一起使用并不加区分，但是，本书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视角将二者进行一个简单地区别，并将这一区别作为本书的研究前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化—工业化—服务化的一个长期发展过程，^[4]在工业化的时代也往往是存在一个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路线，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到实质上产业结构是在不断地从低附加值状态走向高附加值状态演进的，因此，这是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历史演进往往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一个国家在短期中从农业化转向工业化，再从工业化转向服务化则往往具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经济背景，这甚至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外在的推力，它甚至上可能落入某一发展阶段的恶性循环当中，向20世纪后半叶“拉美陷阱”就是典型的实例，而一些成功的案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成功，其背后的产业政策功不可没。也就是说，虽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走向，但是短期内，一国经济走到一个拐点的时候，产业结构升级却并非必然。事实上，一个国家在实现这种跨越的时候往往是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时代，经济成长的主体是不同的，当前中国正处于一种从工业化到服务化的经济转变当中，要实现的正是从“投入增长”到“效率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推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针对于此，本书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定义就很清晰了，它指的就是这种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从“投入增长”向“效率增长”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