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产业结构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并诞生了大量有关产业结构发展的理论。归结起来，国内外有关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有关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研究；二是有关产业结构关联的研究。

一、有关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

经济学家在对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经验中进行总结，得出了不少有关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包括一国产业结构内部发展的演变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小类。

在第一类问题的研究上，早在1691年，配第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一书中，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得出了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更能够创造更多收入的结论。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一书中对配第的结论进行了推广，他在对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力投入和总产出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后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克拉克的结论验证了配第的论断，因而，被后人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律。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还通过众多样本国家的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将产业结构变化与收入转移相结合，得到如下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体上升，劳动力比重则大体不变或者略有上升；服务部门的国民收入比重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劳动力比重则基本上一直上升。这一定理是对配第-克拉克定律的拓展。

另一方面，在工业内部，霍夫曼（Hoffmann）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即他将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定义为霍夫曼系数，并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的推进，霍夫曼系数是不断下降的。霍夫曼定理揭示了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化过程，然而，在重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铃木多加史（1995）还指出工业发展还会同时显示出高加工度化的演进规律，即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表现出的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转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趋势。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实证结果表明：传统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出现了强劲的上升趋势，一个被称之为“经济服务化”的时代已然开启。

第二类研究不仅仅关注于产业结构本身是如何演进的，而更多地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为后发工业国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Chenery et al.，1989）对大量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业结构发展的所谓“标准模式”，将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实现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状态进行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产业结构成为各国进行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参照标准。

然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到底实施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则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产业结构平衡发展的思想是占优的。穆勒认为生产的增加会创造自身需求，为使增加生产能力的结果与增加需求的结果相适应，必须在经济各部门按统一比例进行投资，是各部门同时平稳发展，以达到供求一致。受这一思想的启发，罗本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在其名著《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分析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资本不足，并提出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大推进”的发展战略，即在各个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地全面投资，使各工业部门同时发展，才可能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市场的局面，克服“不可分性”，才能取得工业化的成功。而Nurkse（1957）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摆脱贫困的原因在于陷入了一个供给方面低收入水平——低储蓄率——资本短缺——只能发展生产率不高的产业——低收入水平，需求方面低收入水平——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生产率——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为打破这一循环就必须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投资，如果只在某些行业部门投资，这些行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但是“如果将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部门……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

现实经济中后发国家资本不足的现实使产业结构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难以付诸现实，故另一些经济学而转向产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模式。该思想最早源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他指出：“进步的社会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资在农业上，其次投资在工业上，最后投资在国际贸易商。”基于这一思想的启发，赫希曼（Hirschman，1958）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不具有现实性，应当集中现有的有限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重点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赫希曼认为在进行投资顺序选择是应按各个备择产业部门的“诱发投资”的大小进行。首先投资于“诱发投资”效应大的产业部门，将可带动更多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1963）提出了著名的主导产业理论，指出一个经济系统能够具有或保持“前进的冲击力”，是由于若干个“主导部门”迅速扩张的结果。这些主导部门在自身扩张的同时，还对其他部门产生了影响，最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非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为20世纪后半叶许多国家的经济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创造出许多后发国家成功发展的实例。这些实例也为经济学家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提供了研究视角。美国经济学家弗农（Vernon，1966）对工业先行国家产业发展的考察中提出了产品循环发展模式。他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现行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如何根据产品的“导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来进行国家分工。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则在考察了日本羊毛工业品贸易的发展轨迹后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将工业后发国家产品的发展分为“导入期”、“进口替代期”和“出口期”三个阶段，指出工业后发国家的产业遵循由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发展轨迹，如同三只展翅飞翔的大雁一样，逐渐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一发展模式在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对日本其他行业，如纺织工业、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等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二、有关产业结构关联的研究

前述有关产业结构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于产业结构是如何发展的，而另一些研究则集中分析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对于产业之间联系的问题分析最早源自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Quesnay），他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对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了描述，反映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利用社会总产品价值形式的等式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有关比例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瓦尔拉斯（Walras，1874）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对刻画产业部门之间内部联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这些原始的试图对产业之间经济联系的前期研究为里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里昂惕夫（1966）在其论文集《投入产出经济学》中对产业关联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投入产出分析是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经济系统各要素之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它借助投入产出表，对各经济系统间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上的关联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利用产业间特定的关联关系，对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刻画。

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前文所指出的，后发国家资本不足的现实促使发展中国家来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这也必须关注产业结构之间的内生联系。罗斯托（1963）主导产业理论中明确指出利用它主导产业部门的发展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这种主导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是通过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实现的。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三种途径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通过这三种效应实现了其“扩散”作用，通过“这三种来自迅速增长部门的扩散效应组合”，引起产业间的“不合比例的增长”并最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而对于主导产业如何选择，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产业关联性的指标。赫希曼（1958）就认为利用直接关联效应的计算公式、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对各产业进行选择，这就是所谓的赫希曼关联强度基准。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7）在《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中也提出了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作为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他认为选择收入弹性较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在未来的产业结构中，该产业可以创造出较大的市场需求；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则指应当选择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这两个基准对20世纪6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人口分布的严重不均，1971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又在筱原二基准的基础上加上两种新的基准：过密环境基准和劳动内容基准，这两个基准的提出不仅扩大了主导产业的选择范围，而且提出了主导产业的选择要根据当时环境加以抉择的重要思想，这一点对于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环境中各国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中国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

有关产业结构的核心理论大多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家开始关心后发工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在20世纪的后半叶有关产业结构的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对于中国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则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周振华、汪斌、殷醒民等。

此外，在近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供给、需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产业结构的当前调整问题，如徐桂民、綦建红和鞠磊（2007）从供给出发，指出第一、二产业的贸易出口减少了劳动力的外移，而第三产业的贸易出口则增加了劳动力的外移，要利用产业间关联，推动劳动力外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江小涓（2005）指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产业结构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而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技术进步，科技进步显著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加速技术进步是中国产业结构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技术创新升级，通过加强产业科技队伍的建设，以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谭顺福，2007）。

在需求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新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国家在对需求结构进行引导时要根据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进行政策选择，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应刺激化学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其他社会服务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影响力系数较大并且消费拉动作用较大的部门的需求（王岳平、葛岳静，2007）。

同时，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通过商品的进出口可以改善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和促进专业化与市场竞争，因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王岳平，2004）。FDI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条重要途径（裴长洪，2006），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严重偏斜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偏斜，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加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刘宇，2007）。不过，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对外资进行分类，利用中部数据进行研究却发现外商独资企业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如何德旭和姚战琪（2008）分析了1978—2006年产业结构变化的各种效应，指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实发展道路及发展目标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张亚斌、黄吉林和曾铮（2006）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认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首先应在区域“圈层”经济内部实现产业企业的合理转移、分工和技术扩散来提升“圈层”经济内部产业结构，再通过产业在全国不同区域的合理布局实现不同“圈层”经济间的产业结构协同升级，并最终达到提升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目标。而另一些学者则深入到产业内部，如李江帆和曾国军（2003）对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王业强（2007）、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对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都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意见。

四、相关研究评论

从现有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论文献来看，对于产业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是如何发展，以及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两大块内容，而中国的实证分析也主要是利用国外的理论结合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上并没有大的突破。然而，不管是西方的理论分析也好，还是中国的侧重实证研究也好，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均是从产业结构这一现象出发，而对于产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其本质要素是什么则明显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这正是当前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为此，本书试图从产业结构发展的本质——分工来研究产业结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作为基础来讨论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