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演进与特征

一、外包的测度

外包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兴现象，而且，外包本身的定义也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加上外包涉及不同的企业或者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统计上存在困难，长期以来并没有哪个国家或者企业对外包有一个系统的统计资料。因此，对于外包问题的测度本身就是外包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于外包的测度也是千奇百怪，在外包的测度上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衡量方式，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自身对于外包的理解以及研究的需要对外包进行测算。从数据上进行分析，现有研究往往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及国际贸易统计数据等对外包进行衡量。

（一）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的测度

从事外包这一经济活动的直接主体就是企业，因此，从微观企业层面来测度外包自然就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由于企业数据的可得性，从企业层面研究外包的文献相对较少。并且对于企业而言，往往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并没有外包的直接统计资料，因此，往往是研究者从相关的财务报表中来对外包进行构造加以粗略地衡量。

Zhang（2004）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以中间投入品与销量的比率衡量企业的外包水平，研究了外包的影响因素。而Girma和Gorg（2004）利用英国企业数据研究外包与生产率的关系时，则用物质材料投入品支出在企业总工资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衡量企业的外包倾向。Gorg和Hanley（2003）则更进一步，将投入品分为物质材料投入品和服务投入品，利用企业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来度量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研究爱尔兰1990—1998年制造业企业中的外包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均以企业为边界，并没有以国家为边界，不知道其外包活动是否涉及国外生产，Head和Ries（2002）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在研究其离岸生产对本国技术密集度的影响时，以1 070家日本跨国企业为样本，采用日本海外企业的劳动雇佣量粗略统计来表示外包，这是从企业层面研究国际外包活动的比较少见的文献资料。

（二）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度

外包描述的是生产环节分割的现象，因此，中间投入品是其赖以量化的基础，而投入产出表恰好提供了中间投入的相关数据，故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外包进行测度就成为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法，而且利用投入产出表可以是研究者从产业层面或者国家层面对外包进行深入研究。

最早利用投入产出表构造了外包的衡量指标的当属Feenstra和Hanson（1996，1999）的研究。他们将外包定义为：

由于狭义外包与产业分类密切相关，一旦产业分类过于细致的话，会忽视产业生产过程中中间购买的重要性，其结果是低估了外部的水平。但是，广义外包却对来自同一产业中间投入品的重要性无法识别，因此，Feenstra和Hanson（1999）利用广义外包和狭义外包指出来，表示与外包产业所属不同产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的成本份额，并将此定义为差额外包。遵循同一思路，Amiti和Wei（2009）在FH指标的基础上考虑中间投入的产业类型，将中间投入分解为制造投入和服务投入不同的环节，从而形成了一个产业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的不同测度。此外，一些学者根据需要对FH指标还进行了局部调整。如Geishecker（2006）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增加中间产品的国内购买，会降低用FH指标来衡量的国际外包程度，为纠正这一偏差，他建议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在总国内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来度量外包，即将式中的Y更换为产业的总产出。同时，Egger和Egger（2002）以及Chen等人（2005）认为FH指标忽视了国家大小的影响，例如，较小的经济体利用规模经济趋向于专业化生产较小范围的产品，因此，更加依赖国外投入，其进口渗透度相对大国而言较高，会影响外包度量的水平。为克服这一点，他们建议将FH指标中的Y表示产业水平的总进口。

以FH为基础的衡量外包的方式主要侧重于考虑国内生产中所涉及的国外部分，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全球化生产的规模出发，研究一国或者一个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来对外包进行测算，这一视角的开创者为Hummels、Ishii和Yi（2001），并将其指标命名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他们认为当进口中间投入被用于生产商品出口时，就出现了产品内国家分工现象。因此，可以将垂直专业化定义为出口品中进口投入品的价值，或者是出口品中所包含的国外附加值。这也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广泛采用的外包的一种测度方式。产业i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为：

其中，Yi表示i部门的总产出，Xi表示i部门的总出口，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由此，VS值越大就表示该产业嵌入全球分工的程度越高，外包量也就越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整个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进行衡量：

VSS表示一个国家的外包水平，其值介于0到1之间，当一国不使用进口投入品时，其值为0，而当一国所使用的全部中间产品均进口时，其值为1。这一指标仅适用于出口量不为零的情况，出口量为零时则不能使用该指标来度量外包。进一步，令表示j行业一单位产出中所需要从i部门进口aij单位的中间产品。μ为1×n维的单位向量（1，1，…，1），且AM＝（aij）n×n表示进口中间投入品系数矩阵，又称为进口系数矩阵，XV＝（X1…Xn）T表示出口向量，从而：

同时，基于投入产出表还可以考虑部门产出的重复投入和使用，即一个部门的产出被第二、第三……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直到体现在最终出口商品中，因此，进口投入品在作为出口商品被排除在国内经济体系之前，可能在国内经过了多阶段的流通，考虑这种循环利用之后，应当使用完全系数矩阵来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标，从而有：

其中，I为单位阵，AD＝（bij）n×n为国内消耗系数矩阵，［I－AD］－1是里昂惕夫逆矩阵，表示各部门进口中间品成为最终出口品之前，在第2、第3……第n阶段体现在国内产出上的一种直接和间接的循环利用效应，且满足AD＋AM＝A，A是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VSS指标不仅解释了国内生产中所直接使用的中间品的进口量，还解释了国内生产的投入品中进口的成分，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Chen等人（2005）在Hummels等人（2001）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投入产出数据证实了垂直专业化贸易正逐年增加。Amador和Cabral（2008）利用葡萄牙的多年投入产出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平新乔等人（2005）、Dean等人（2007）和Chang（2006）还利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中国的外包情况。

随着Hummels等人（2001）方法的广泛使用，近年来，各国完善了投入产出方面的统计资料，各类不同的投入产出数据连续出炉。因此，近期一些研究还结合新的统计资料在Hummels等人（2001）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元素，以便更准确更全面地测度外包。例如，Inomata（2008）就将平均波及长度理论引入投入产出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指数，而Judith，K.C.和Wang（2008）则在Hummels等人（2001）方法的基础上详细区分了中间产品的来源，更为全面地度量了产品内国际分工，^[1]这些指标均为外包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基于贸易统计数据的测度

对于外包测度的另一种思路是直接从贸易统计数据着手来构造外包的衡量指标。从现有研究来看，一般认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大进大出”不同，它提供了中间品投入以及进出口的丰富信息，因此，采用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近似度量外包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选择。例如，张秋菊、朱钟棣（2008）在中国跨国外包的承接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时候，就直接采用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度量外包水平，胡昭玲、张蕊（2008）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但是，由于数据统计的限制，以加工出口在出口比重来衡量外包的做法，只可以做总量或者地区层面的分析。

在行业层面上，Yeats（1998）就将零部件视为中间产品，进而以总出口品中进口零部件的份额近似作为国际外包的度量，而Egger（2001）、Helg和Tajoli（2005）等的研究采用的是最终产品中的免税进口品，即出口中间品经海外加工完成后再进口的投入品比重外包的衡量。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中度量外包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个产品是否属于中间品。在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SNA）中把所有产品分为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三大类，美国使用广义的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s）又将经济产品分为16个基本的类型，这16个类型与SNA的三类产品存在较强的对应关系，^[2]盛斌和马涛（2008）在两种标准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集结了SITC（第三版）三位数的中间产品生产部门。以这种中间产品部门为基础对外包进行测度是利用贸易数据从产业层面衡量外包的一个可能选择。盛斌和牛蕊（2009）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他们将外包定义为中间产品部门的出口在该产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以上基于中间产品的分析多是工业行业的外包，而对服务外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有文献对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或者整体的服务业，一般采用服务贸易出口值作为外包的衡量（Mews＆Teece，2002；Davis，2000），这是因为服务贸易一般是生产性服务的贸易，而生产性服务可以视为最终产品的一种中间投入。

（四）外包测度述评以及本书采用的测算方法

可以看到，外包的测度往往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外包自身的含义加以综合构造，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测算方式。而以上基于企业层面的外包测度均是从企业本身出发，利用本身的财务数据，挖掘出企业财务中的中间投入，因此，这种对于外包的衡量是基于发包方的研究的，到现在为止，尚不见从承接方的角度来研究微观企业的外包行为的实证文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主要源自FH和VS指数，但是，两者均是以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为基础进行测算的，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当时是由本国向外国的发包，因此，也是从发包方的角度考虑的。为此，本书拟从承包的角度来考虑外包的话，虽然投入产出数据是一个理论上完美的测度方式，但是在这里却是不适用的。而基于贸易统计数据均是在出口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外包的测算的，这才是本国对外国发包的承接，因此，本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贸易统计数据基础之上。

本书主要讨论产业结构问题，从产业层面对外包进行研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中间产品的确定。盛斌和马涛（2008）对于中间产品产业的重新集结是本书考虑的重点，也是本书对于外包测度的基础，即本书将外包定义为中间产品出口与该产业产值的比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间产品出口到外国并不必然为外国作为中间投入所使用，相反一些最终产品对于外国的出口反而有可能作为外国的中间投入，为此，在使用这种分类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出一个较强的假设，即本国中间产品行业的出口到国外均是作为中间投入品使用的，而本国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出口到外国在外国也是作为最终品使用的。而对于服务外包，我们也必须使用贸易统计数据来进行测度，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本书将以服务贸易额作为服务外包的衡量。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书将对外包的测度进行多种定义，并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不再进行特殊说明，我们将结合实际情况和研究的需要灵活使用以上几种外包的测度方法。

二、中国国际外包承接的演进与特征

（一）中国工业外包承接的演变趋势

徐毅等（2008）和唐玲（2009）利用FH指标对中国工业的外包发展趋势进行了计算。徐毅等（2008）发现在1997—2002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平均外包率增长了近20%，而唐玲（2009）的测算表明1999—2006年间工业行业的平均外包增长率为12.68%。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和刘志彪等（2005）则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对中国工业的外包程度进行了测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的计算表明1992—2003年外包率由1992年的14%上升到了2003年的21.8%，刘志彪等（2005）的计算的外包指数由1997年的0.256演变为2002年的0.281。这些研究均是以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为基础，均站在发包方的角度对中国工业的外包行为进行的研究，其结果也都证明了中国对外发包是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前文已经指出外包的承接的衡量本身就是一个难点，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甚少，本书利用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外包的衡量，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作为外包的度量；^[3]二是将中间产品行业的出口占中间产品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外包的度量。^[4]我们将两种不同的衡量方式汇集在图4.1中。^[5]

图4.1　1992—2008年中国工业外包承接的变化

从趋势上看，除个别年份外，两种外包承接的度量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本书选取的指标是可行的。从1992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外包承接活动开始大幅度增长，这种增长一直延续到2004年左右（两种衡量具有一个时间差，后一种度量方式增长持续到2006年），但在近几年来，外包的承接活动开始有减小的势头，但在总体上是处于增长的。从加工贸易数据来看，1992—2004年外包的增长幅度为18.51%，年均增长1.54%，而以中间品产业为基础的度量其增幅达60.45%（1992—2006年），年均增长4.32%。两种方式虽然在程度上不一致，但是趋势是类似的，这表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国际外包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二）中国工业外包承接的行业特征^[6]

前面已经表明，中国工业经济的外包承接活动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重要，但是，外包承接是否在各个行业是一致增长的，这涉及外包承接的产业结构问题，我们将所有中间品行业1992—2008年的外包统计值汇集在表4.1中。从该表中可以看出行业的外包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最高的行业为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业，外包比例高达67.9%，而最低的行业为化学纤维制造业和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外包比例仅为0.7%，不少行业，如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外包比率均超过了10%。同时，可以看到各行业的标准差均不大，而且基本上都满足标准差/均值＜1，可见外包的波动不是很明显，我国各行业的外包承接具有比较稳定的趋势。

表4.1　1992—2008年分行业外包水平统计值

从大类行业结构上看，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国际接包行为基本上处于下降的态势，而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国际接包则在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但2007和2008年略有下降。而从产业要素密集度^[7]的角度看，各类产业的国际承包行为也具有明显的差异。资源密集产业的国际承包稳步下降，2008年与1992年相比外包率下降了77.03%，而其他类型的产业则均在不同程度上外包率均有所上涨，劳动密集产业2008年相比1992年上涨23.19%，资本密集产业上升107.66%，技术密集产业上升107.55%。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增长显著高于劳动密集产业，而它们本身的增长速度则比较接近。这种外包的增长表明中国工业国际外包在行业技术结构上是在不断升级的。

图4.2　1992—2008年中国工业外包承接的大类行业结构变化

很明显，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像资源密集产业这种初级产品部门的工业门类国际承包率较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因为中国工业结构处于价值链低端，本身从事的就是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靠的就是大量资源的高投入，因此，这类行业接包程度低。但是幸运的是，我国技术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的接包在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技术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的中间环节外包给中国进行生产的意愿在提升，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业的技术结构在长期中有不断提升的趋势，当然，这种外包环节的提升使得中国从中受益多大还值得进一步检验，这也是本书后文进一步实证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表面的数据至少已经表明，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在中产品生产的环节上是在逐步攀升的，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能力也是在增强的。

（三）中国服务外包承接的趋势与特点

1997年中国服务外包量为2 458 311万美元，^[8]而在2008年服务外包量已达14 711 195万美元，年均增长45.31%，可见服务外包的增幅之迅速，这也表明服务外包将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各类外包当中，旅游服务外包所占比重最高，2008年占全部服务外包的27.76%，其次，则为运输服务外包，2008年占服务外包的26.11%。再次，是其他商业服务外包（17.68%）与咨询服务外包（12.33%），其他类型的服务外包占比均相对较小，不足10%。从增长趋势上看，增幅最快的行业为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外包活动，1997—2008年年均增幅高达670.86%，而增幅超过100%的服务行业包括咨询服务外包（466.98%）、电影、音像服务外包（369.34%）、建筑服务外包（150.02%）以及运输服务外包（108.56%）等服务行业，增幅最低的运输行业，其服务外包增幅也达21.66%，可见，服务外包的增长前景是相当光明的。同时结合当前的服务外包的行业结构与增长趋势来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以及电影、音像等行业的服务外包活动将具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

表4.2　1997—2008年中国服务外包的演变（万美元）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